七月，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

八月，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

十一月，命有司土事毋作，慎毋发盖，毋发室屋及起大众，以固而闭。令奄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毋有不禁。

上述所列各月的禁忌，多数都关乎农耕生产，有些则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集中反映出古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存意识。诸如：孟春正月“毋聚大众，毋置城邦”，郑玄注云：“为妨农之始”，就是目的在于保证农民的生产。“不可以称兵”，也是如此。孙希旦解释说：“孟秋选士厉兵，则春夏皆非兴兵之时，独于孟春言之者，生气之始，尤在所戒也。”祭祀山林川泽时“牺牲毋用牝”，郑玄注云：“为伤妊生之类”，孙希旦解释说：“余月祭之或用牝，惟此月特禁之”[34]；于此月“禁止伐木”，郑玄注云：“盛德所在” [35]，其目的实在于保护动植物的生殖蕃衍。又七月不可以封侯割地，是与孟夏的政令正相对应，彼时“行赏，封诸侯”，此时则相反，其意义在于“以顺阴气之收敛”[36]。再有，如十一月不可以兴土工，在于此时动土会导致“地气沮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必疾疫，又随以丧”。孔颖达《礼记正义》说：“于此之时，天地亦拥蔽万物，不使宣露，与房舍相似。今地气泄漏，是开发天地之房。”[37]其他闭禁之事是应冬藏之候，宫室人员往来之禁，则有政治防范的意味。

五、灾祸：天人感应观念下的自省与警世意识

既然依天道四时行政令被视为是有序化社会生活的根本保障，那么，有违时令就是有违天道，必将招致自然之灾祸和感应天道而发生的人事之祸患，即所谓的“天谴”、“天罚”。我们还是看看《月令》是怎样说的吧：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蚤降，兵革并起。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仲夏行冬令，则雹冻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多殃疫。

季夏行春令，则谷实鲜落，国多风咳，民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风寒不时，鹰隼蚤鸷，四鄙入保。

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无实。行夏令，则国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

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嚏。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惰，师兴不居。

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蝗虫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疥疠。

季冬行秋令，则白露早降，介虫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以上所列，《淮南子·时则训》有具体说明，指出旬与旬之间的对应关系，既可以视为对《月令》的补充，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意：“六合：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冻；五月失政，十一月蛰虫冬出其乡；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发；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至；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

在古人看来，有违时令的施政行为，必将招致天地自然与国计民生的灾难祸害，汉谷永说：“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38]正如孔颖达所说：“施令有失，三才俱应者……雨水不时，天也；草木早落，地也；国时有恐，人也。……为害重者则在先言之，为害轻者则后言之。”[39]宋张虙说：“行令，或以为天之行令，或以为君之行令；天令之不时，乃君令之所致，其实一也。”[40]

灾异之说不过是自然法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如西周末年周大夫伯阳父以地震预言周之将亡，表明这一思想意识自有渊源。他说：“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在阴川竭必塞。源塞国必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41]古人以为自然秩序与社会的政治秩序有着必然联系，自然灾异是社会政治混乱的先兆，社会政治混乱必然招致自然的惩罚。相反，为政以德，则将风调雨顺，消灾免祸，正如《诗经》所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42]董仲舒解释说：“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43]杜钦说：“变感以类相应，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能应之以德，则异咎消亡；不能应之以善，则祸败至。”[44]对于古代帝王来说，灾异思想也影响到其施政，这不能不说是自然法意识在发挥作用。如汉宣帝就说：“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45]正是在这种意识之下，历代开明君主才会每每在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有所自省，对政令加以调整改善，特别是减免赋税劳役，赦罪减刑等。

这种强调天人感应关系的灾异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它让人们相信：有一个有意志的“天”在关照着人世间的一切，并以其对人事的善恶判断给人世间以奖赏或惩罚。从根本上说，“天”的善恶判断无非是人的善恶判断的折射。正如《尚书·太誓》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6]古人以“天意”作为表达民众意愿的寄托，目的在于起到促使君主推行善政和限制无道君主的警世作用。在今天看来，灾异思想显得附会荒诞无稽，但是在古代却有着警世的作用。作为自然法思想的体现，其意义则在于引导人们顺应自然，合于自然地安排社会生活。那么，《月令》中的天灾人祸之论，不过是这种由来已久的思想的具体而又抽象的表述而已。

六、《月令》自然法的政治实践

自然法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一种制度。这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中有着具体的体现。四时政令就是自然法思想的具体实践。换句话说，集中在《月令》中的四时政令思想作为自然法思想为后代皇权政治所奉行、所实践，成为国家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史书记载来看，自秦汉以后，以各种祭祀礼仪为内容、以时令转换为序的神事活动，早已成为皇权垄断宗教的集中体现，比如行“藉田礼”，以为农先，也已成为自汉以后历代帝王的例行政事。这种依四时行政令的自然法思想，不仅见之于皇帝的诏书，而且见之于朝臣的奏议，因而成为历代政治实践必须遵从的传统。

以汉代为例。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诏：“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47]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诏：“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48]东汉初年，政令典籍多有流散，“时无故典，朝廷又少旧臣”，光武帝拜侯霸为尚书令，“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于时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宽大之诏，奉四时之令，皆霸所建也。”[49]

此外，在古代的司法实践中，顺应自然时令的意识成为一种主导意识，这与《月令》的自然法思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春夏省狱减刑，而以秋冬断狱行刑，可以说是古来的传统，经《月令》的传承而制度化、法典化。春秋时期，公孙归生说：“古之治民也，劝赏而畏刑，恤民而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50]

到了汉代，作为传统的继承，以三冬为断狱行刑的时节，所谓“汉旧事断语报重，常尽三冬之月”。东汉章帝时，“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其后发生旱灾，遂有论者以为“旱之所由，咎在改律”，尚书陈宠援引《月令》以论之：“《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又‘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若以降威怒，不可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章帝采纳其议而不改令[51]。从汉代历朝皇帝诏书中可以看到，依时令断狱行刑已成为一种传统。足见《月令》的自然法思想在汉代的影响。北魏孝文帝时，臣下李彪上表，以为当时“京都及四方断狱报重，常竟季冬”，“宽宥之情，每过于昔；遵时之宪，犹或阕如。岂所谓助阳发生，垂奉微之仁也？”故建议：“诚宜远稽周典，近采汉制，天下断狱，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于三统之春行斩绞之刑。如此，则道协幽显，仁垂后昆矣。”孝文帝以为然，遂加施行[52]。

再以春夏省狱减刑来说，考之自《汉书》以下正史之《帝纪》，所记“赦天下”者，以三春、三夏之时为多。其要在农桑之时，务求宽省刑狱，以赴农桑。如北魏孝文帝太和四年（480）夏四月，“幸廷尉、籍坊二狱，引见诸囚”，有诏书明言：“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悬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仗于官之称其任也。一夫不耕，将或受其馁；一妇不织，将或受其寒。今农时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众。宜随轻重决谴，以赴耕耘之业。”[53]。又如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夏五月有诏书说：“仲夏之月，静事无为，以助晏阴，以弘长养。断狱决小，已过于麦秋；继长增高，宜顺乎天意。可大赦天下，见禁囚徒，罪无轻重，一切释放。”[54]上述诏书的旨意，显然也是依时令决狱事。历代对于《月令》自然法思想的实践，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历代史书中对有违时令以行诛杀的事也多有记载，以明其有悖天意与民意。如《后汉书 · 陈宠传》有所谓“秦为虐政，四时行刑”的记述；《汉书 · 王莽传》有王莽“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的记载；再如《资治通鉴·隋纪二》有隋文帝“尝乘怒，欲以六月杖杀人，大理少卿河东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的记载；等等。这些记载旨在表明：违时令以行诛杀，是暴政的表现，有悖天意与民意，终将招致“天谴”“天罚”及民众的反抗。

最后，必须指出，每逢有天象变化或自然灾害发生，皇帝常常以发布所谓的“罪己诏”的形式，昭告天下，对自己的施政加以责咎，这也可以说是自然法思想的政治实践的一种表现。因为在古人心目中，自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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