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见曾通籍后，曾与“学问渊博，尤邃于经”的顾栋高相友善。见曾初任两淮都转盐运使时，延顾氏课其子。两人谈艺论学，颇为相得，多所启发。言谈间，顾栋高语及“少时尝欲钩贯《六经》，作《周官联》一书未就”，见曾极力鼓励顾氏速成之，并慷慨允诺“吾为子任剞劂之费”。后因见曾“以事谪徙塞外，而顾君有《春秋》之纂述，遂不果”[42]。又见曾官扬州时，与马曰琯、曰璐兄弟时相往来，切磋论学，文酒留连，人生取向颇为相近。见曾尝赞马氏嘉惠士林之功曰：“玲珑山馆马员外曰琯别业辟疆俦，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笈，多君忼慨借荆州。”[43]而当马曰琯去世时，见曾甚为感伤地哭道：

        前月才同哭旧俦，那堪君又去荒邱。淮阳老友从今尽，金石遗文谁更搜。名士共

    悲东道主，高情常在借书楼。嫏嬛福地知归处，山馆玲珑本暂留。[44]

知己之叹，悲痛于中。而见曾再任两淮都转盐运使时，其所刻《雅雨堂藏书》，更是得益于惠栋与沈大成诸人之襄助，于经史之学颇多推进，故见曾有“南方佳人惠定宇与沈学子，词坛鼎足三军成。韵争奇险角競病，句斗涩苦联彭亨”[45]之句。以上诸人，于见曾之学识，质疑问难，皆能有所增益。

    正是得益于庭训之熏陶、师友之相勗，见曾于学问一途，是以有不断的进境。从其为学大体而言，卢见曾于经学之研究甚为关注，尤重两汉之师承家法，以为“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46]，而于通经之法，颇为赞赏万斯大“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47]之取向。

    卢见曾之所以主张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乃基于“《六经》至孔子而论定，孔子殁，西河七十子之徒转相授受。延及两汉，具有家法。逮有宋理学勃兴，诸儒各以己意说经，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矣”。为挽救宋代“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的说经之弊，他提出一通经路径。其言曰：

        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谈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必

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

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

对卢见曾此一通经路径的宗尚，惠栋曾有评语云：

        汉人传经有家法，当时备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故汉经

师之说立于学官。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

审音，乃知其义。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后人拨弃汉学，薄训诂而不为，

即《尔雅》亦不尽信。其说经也，往往多凭私臆，经学由兹而晦。篇中“义理胜而家

法亡”一语，道破前人之陋，为之称快！末幅言通经之法，真悬诸日月而不刊之论。

士人苟奉此说为圭臬，则经学明而人才盛，人人尽通达国体，岂止变学究为秀才耶！

惠氏所云“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即是对卢见曾“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48]的唱和。而惠栋对卢见曾通经之法的揭示与赞誉，则彰显出卢氏治学之卓识。此一通经之法，一方面体现了自乾隆初叶以来，特别是诏开“经学特科”的政治文化导向意义，另一方面则体现出经学研究自身的内在演进逻辑。

    早在清初之时，万斯大即提出“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的治经方法。于此，卢见曾深有同感，是以评价道：“因是由博致精，而深求乎造化之微妙，凡所解驳，悉发前人所未发，出马、郑后千余年、数百家辩论之外。故虽老师宿儒，读其书者无不心折首肯，而信其必传于后无疑也。”因此，卢见曾于万斯大之人之学，甚为推崇，有言道：

        窃惟先生为梨洲黄公入室弟子，故其学皆务实践，覃研经典，务去剿说雷同、傅

会穿凿之病。……先生之人与先生之学，其不朽惟均也。

可惜的是，万氏所著之《经学五书》，因不幸再毁于火，致使面临散失、埋没之虞。卢见曾既嘉斯大之志，因以慷慨解囊，“为助其刻资之半，而重为序之”[49]。

    卢见曾既识通经之大体与门径，其于《周易》一经，颇能体现其为学精神。卢见曾之研治《周易》，始于谪戍塞外之时。他说：“余年五十有一，远投塞外，始学《易》。”[50]在塞外几年中，卢见曾并没因遭遇坎坷而消沉，而是致力于《周易》的探讨。其于《出塞集》中，尝自道学《易》经过曰：

        无碍研朱点《周易》，有时把酒读《离骚》。[51]

        篝火研朱夜每深，敢将分寸负光阴。宽闲帝与消灾地，忧患天开学《易》心。鸿

    渐陆时终有用，鱼当贯义却难寻。杞中但有包瓜在，泥井何须问旧禽。[52]

        多君立雪叩坟邱，半载蹉磨愿岂酬。赢得他年传故事，授经却在海西头。[53]

正是这一研《易》经历，为见曾此后刻《雅雨堂藏书》打下了基础。

    卢见曾之究心于《易》，于汉学尤多心契。其尝言：“余学《易》有年，每讲求汉儒遗书，以求印正，虽断简残编，未敢有所忽略。”故郑康成《周易》之书之传，“虽不及《三礼》、《毛诗》之完具，然汉学《易》义无多，存此以备一家，好古之士，或有考于斯”[54]。通过对历代研治《易》学成就的总结，卢见曾得出一个看法，他认为：“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之所以有此认识，乃因为汉学“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55]。以此为基准，卢见曾于凡能发明《易》义者，无不为之搜讨推扬。如《周易乾凿度》一书，世人以其为纬书而薄之，但卢见曾认为：

        《周易乾凿度》二卷，其中多七十子大义，两汉诸儒皆宗之。……纬书非学者所

尚，是不然。圣人作经，贤人纬之。经粹然至精，纬则有驳有醇。成、哀之纬其辞驳，

先秦之纬其辞醇。《乾凿度》先秦之书也，去圣未远，家法犹存。故郑康成汉代大儒，

而为之注。唐李鼎祚作《易传》，是时纬候具在，独取《乾凿度》，非以其醇耶？……

为梓而行之，以备汉学。[56]

又其于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亦因其能存汉代费直、荀爽、虞翻之学，是以为之“校正谬误，刊以行世”。而宋儒王应麟于《易》颇采郑康成之说，卢见曾即将之附于李鼎祚书后，“以存古义”[57]。凡此种种，皆是“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为学宗尚的体现。

《雅雨堂藏书》对汉学的表彰

    卢见曾不仅在思想取向上对汉儒治经方法有所心契，其于汉儒之学，亦能予以极力表彰，其体现为自乾隆十九年（1754）至二十二年（1757）所刻之《雅雨堂藏书》（又名《雅雨堂丛书》）。《雅雨堂藏书》计有《郑氏周易》（汉郑玄）、《易释文》（唐陆德明）、《周易乾凿度》（汉郑玄注）、《李氏易传》（唐李鼎祚）、《尚书大传》（汉郑玄注）、《大戴礼记》（汉卢辩注）、《郑司农集》（汉郑玄）、《高氏战国策》（汉高诱）、《匡谬正俗》（唐颜师古）、《封氏闻见记》（唐封演）《唐摭言》（唐王定保）、《北梦琐言》（五代孙光宪）、《文昌杂录》（宋庞元英）十三种。其中，除高诱、封演、王定保、孙光宪、庞元英五种著作属史部、说部外，其他八种皆为解经之作，乃整个丛书的核心。

    卢见曾《雅雨堂藏书》之刻，实得力于惠栋、沈大成诸人之襄助。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厓，先世扶风人，明嘉靖中迁于吴。秉承其曾祖有声、祖周惕、父士奇之庭训，惠栋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无不及之”，而尤邃于《易》，实开有清一代研治汉学之先声，于一时学风影响甚深。[58]其所作《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古文尚书考》诸书，大为世人所推重。钱大昕有言：

        予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

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

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59]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亦曰：

        盖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

学，俾斯事逸而复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

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

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

矣。震入都过吴，复交于先生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涛、余君仲林，皆笃

信所授，不失师法。先生之学有述者，是先生虽已云逝，而謦欬仍留。震方慨然于徒

接先生画像，而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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