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卢辩之注《大戴礼记》，始彰显于世。

    先是，戴震尝注目于《大戴礼记》，而寻得五种旧本，为之参互校正。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卢文弨以其所校本示戴震，戴震“又得改正数事。卢编修本所失者，则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阙句，无从考得，姑俟异日”[86]。而卢文弨自示其校本于戴震后，又尝六七雠校，始自信无大谬误。《大戴礼记》刻成之后，戴震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冬致书卢文弨，就校勘《大戴礼记》事，提出一己之见。其言曰：“《大戴礼记》刻后印校，俗字太多，恐伤坏版，姑正其甚者，不能尽还雅也。所有误字，曏未覈出，如……。谨陈鄙见，惟有道正之。”[87]卢文弨再加校阅，又得数事，附之于后。[88]乾隆二十六年（1761）夏，戴震又曾致书卢文弨，论《大戴礼记》校勘未尽之事。有言曰：“其《大戴礼记》一书，今正复检一过，又得若干事，后因穷处多繁杂，未及订定。兹略举大致，以乞教正。……谨录如上。一二致确处，私心颇怡乐也。伏待垂择，不无有可附于阁下前所订数十条末者。”[89]可惜的是，戴震的此一建议，未能补入《雅雨堂藏书》刻本中。[90]而于《大戴礼记》之价值，卢文弨曾有言曰：“余尝谓此书之极精粹者，《曾子》数篇而已，而《立事》一篇，尤学者所当日三复也。‘博学而孱守之’，余素服膺斯言。自为棘人，每诵‘君子思其不可复者而先施焉’数语，辄不禁淚之盈眥也。《孔子三朝记》，其文不能闳深，疑出汉后人所傅会，学者当分别观之。”[91]以戴震、卢文弨博学之大儒，其于《大戴礼记》拳拳注目如此，而卢见曾则推扬刊刻，是可见一时复兴古学之风气矣。

    卢见曾不仅注目汉学之经书，其于汉儒之发明史事者，亦颇为之张扬。《雅雨堂藏书》所刻高诱注《战国策》[92]，即其一端。高诱，汉末涿郡人，“少受学于同县卢侍中子幹，尝定《孟子章句》，作《孝经》、《吕氏春秋》、《淮南》诸解训诂，悉用师法。尤精音读，其解《吕氏春秋》、《淮南》二书，有急气缓气、闭口笼口之法。盖反切之学，实始于高氏，而孙叔然炎在其后。今刻二书者，尽删其说，为可惜也”。而高诱之注《战国策》，世罕见其书。明天启中，有虞山某氏于梁溪安氏处购得南宋剡川姚伯声校正本，后又得梁溪高氏本，“互相契勘，遂称完善”。然世所传鲍彪本，一改首东周、次西周之次，而以西周为正统，升之卷首。卢见曾于再任两淮盐运使时，从吴中借得高注本，以之与鲍彪本相校，以为高注古雅，远胜鲍氏，能存旧观，因为梓而广之。见曾之服膺于高氏之注，在他看来，“两汉传注，存者自毛氏、何氏而外，首推郑氏，继郑氏而博学多识者，唯高氏。盖其学有师承，非赵台卿、王叔师之比也。……好古之士，审择于高、鲍二家，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93]。即此，亦可见卢见曾于古学之取向矣。

    表彰汉儒研经之功外，卢见曾于唐宋之致力古学、保存旧观者，复加甄采。其于李鼎祚之《周易集解》，即因其保存荀爽、虞翻之说独多，而为之刊刻流传。他如唐颜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卢见曾亦因其“所引典籍，及诸家训诂，多上世逸书，言辨而确，可资后学见闻”，而其书自元明以后，未有刻本，故为之刊板行世。颜师古是书之作，乃鉴于“世俗之言多谬误，质诸经史，匡而正之”。但窥之当时风气，诗赋实为众人所趋之的。较之自身所处时代，卢见曾不无感慨地道：“盖唐人尚诗赋，而师古、冲远（孔颖达——引者注）独毕力于经史。近代采唐人之诗者，无虑数千家，二君者顾不预焉，用知古人学有专门，不尚兼长。今人经史诗赋，事事求工，而身后遗书，不免蔑如之叹。读是书，可以知所务矣！”[94]由此可见，卢见曾之刻《匡谬正俗》，乃系针对当世为学之弊而发。其他如唐封演《封氏闻见记》、王定保《摭言》、孙光宪《北梦琐言》，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卢见曾或重其“考据该洽，论辨详明”[95]，或重其“存旧事”[96]，或重其“皆唐氏贤哲言行，暨五代十国之事”[97]，或重其“记一时闻见及朝章典故”[98]，是以校刊梓行，以资观览。

    刘锦藻尝言：“见曾深于两汉之学，推尊郑氏，如王应麟《困学纪闻》等，凡有涉于郑氏说者，采辑殆尽。以为欲求得圣人之遗意者，莫北海经师若也。其他校正宋本，刊落谬误，足与文弨并美云。”[99]此一评论，洵可谓得卢见曾为学之旨。而卢见曾《雅雨堂藏书》之刻，正是此一为学宗尚的体现。

扶持惠栋诸儒

    卢见曾之宗尚古学，推崇郑玄之学，既已彰显于其所刻《雅雨堂藏书》。更有进者，他还对当世贤哲之致力经学、研讨汉学者，大力推扬、扶持，于一时学术转向，不无倡导之功。卢文弨尝论见曾曰：“公最笃师友之谊，珍其遗文，而表章之。若虞山汪容斋应铨、桐城马相如朴臣、怀宁李啸村葂、全椒郭韵清肇锽各家集，皆公序而梓之。此外，补刻朱竹垞《经义考》成完书，又刻《尚书大传》、《大戴礼》等书十四种，皆善本。又惠定宇《周易述》，王渔洋《感旧集》，亦皆梓行。”[100]见曾曾孙卢枢亦曰：“先曾祖雅雨公，最笃师友之谊，以故名人著作，卓有可传，皆序梓而表章之，所刻已不下数十种。”[101]其中，卢见曾对惠栋、朱彝尊、万斯大诸儒之作的表彰，更能体现其对一时学术演进的体悟与主张。

    惠栋之助卢见曾校刊《雅雨堂藏书》，其大略及意义已述之于前。而见曾之赏识惠栋者，乃因惠栋于经学研之既深且精。尤可注意的是，卢见曾之礼聘惠栋，其意义并非仅止于延其为己校书，在彼此的论学质疑中，卢见曾于思想取向上实已深受惠栋之影响。其在刻《经义考》序中所揭示的通经方法，即承于惠栋之说。[102]而《雅雨堂藏书》中对《易》学诸书的取舍，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出卢见曾对惠栋思想的认同。

    在入卢见曾馆之前，惠栋已著有《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易汉学》诸书，而《周易述》亦于乾隆十四年（1749）开始撰作。钱大昕论惠栋《易》学曰：“惠先生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谓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贯通其旨。”[103]而王昶论惠栋《易汉学》曰：“汉学废久矣，《易》滋甚。王氏应麟集郑君之遗，未得其解，自后毋论已。定宇世传经术，于注疏尤深。所考《易汉学》，分茅设蕝，一卦气，一纳甲，一世应，一爻辰，一升降，而汉儒以象数说《易》者始备。……夫汉儒诸家之说，今略见于李鼎祚《易传》，颇恨其各摘数条，参差杂出，不获见其全，因不能推而演之也。定宇采掇排次，稿凡五六易。”[104]又钱大昕论惠栋《周易述》之成就曰：“松崖征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以先秦、两汉之书证经。其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而宋元以后无稽之言，置之不道。反覆推校，求其会通，故曰必通全经而后可通一经。若徒蒐采旧说，荟为一编，尚非第一义也”[105]；还称：“乃撰次《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矣。……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106]钱、王二人所论，可谓深得惠栋《易》学之旨。

    可惜的是，惠栋于《周易述》垂成之际，却因疾而溘然长逝，遗憾于人间。卢见曾既服膺惠栋之学，且深相交契，因于惠栋下世当年（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八月下旬，为序而梓之。其言曰：

        今世谭《易》者，亡虑数百家，即已登梨枣者，亦且以十数，然皆不越乎晦庵之

说，及伊川说而止。而昆山徐氏刻《九经解》，旁及南宋诸子，紫巗张氏及项平甫诸家，

间有云《子夏易传》，要亦子虚亡是之言耳。而吾友惠松崖先生说《易》，独好述汉氏。

其言曰，《易》有五家，有汉《易》，有魏《易》，有晋《易》，有唐《易》，有宋《易》。

惟汉《易》用师法，独得其传。魏《易》者王辅嗣也，晋《易》者韩康伯也，唐《易》

者孔冲远也。魏晋崇老氏，即以之说《易》。唐弃汉学而祖王、韩，于是二千年之《易》

学皆以老氏乱之。汉《易》推荀慈明、虞仲翔，其说略见于资州李鼎祚《集传》，并散

见于《六经》、周秦诸书中。至宋而有程子、朱子，程第举理之大要，朱子有意复古而

作《本义》。及近日黄梨洲、毛大可，虽尝习李《传》，而于荀、虞二家之学，称说多

讹。使当日三君得汉经师授受，不过三日，已了大义。惜也三君不生于东汉之末也。

        今此编专以荀、虞作主，而参以郑康成、宋仲子、干令升、九家诸说。盖以汉犹

近古，从荀、虞以上溯朱子之源，而下祛王、韩异说之汨经者，其意岂不壮哉！盖先

生经学得之半农先生士奇，半农得之砚谿先生周惕，砚谿得之朴庵先生有声，历世讲

求，始得家法，亦云艰矣。先生六十后，力疾撰著，自云三年后便可卒业。孰意垂成

疾革，未成书而殁。今第如其卷数刊刻之，不敢有加焉，惧续貂也。先生年仅六十有

二，余与先生周旋四年，为本其意而叙之如此。[107]

即此可见，卢见曾对惠栋的推扬，洵可称深得其肯綮矣。钱大昕有言：“今士大夫多尊崇汉学，实出先生（指惠栋——引者注）绪论。”[108]而推其缘起，卢见曾之扶持惠栋，于汉学之兴功不可没。

    刻《周易述》外，卢见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还曾刻惠栋所著《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按王士禛以博雅之资，“其为诗渔猎百氏，含咀《六经》。其引用如钟鼎科斗、山经水注，旁及琳宫梵宇之书，靡不津逮。而又性勤汲引，唱和遍朝野，凡布衣风雅之士，诗中必一见之”，故注其诗为难。惠栋因其祖周惕先生为王氏所取士，而父士奇先生又亲炙王氏之门，乃得闻其绪论，故为之博稽详考，经历岁月，始著为是书。此书一出，“而渔洋之诗，无不了然于心口之间”，世人始得资以纵览。而惠栋“又别注《年谱》，凡渔洋生平出处，与其师友脈络，无不昭揭如日星”，是故黄叔琳誉之为“渔洋毛、郑” [109]。此外，惠栋还撰有《补遗》一编。如此种种，皆有裨于王士禛生平学行之考实。而卢见曾所刻《渔洋山人感旧集》[110]，其意盖与此相发明。

    乾隆十九年（1754）夏，卢见曾又补刻朱彝尊所撰《经义考》一书，至次年竣工。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举康熙己未（1679）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彝尊为学，博闻淹贯，于经学源流尤所留心。彝尊“尝以近日谭经者局守一家之言，致先儒遗编失传者十九，因仿鄱阳马氏《经籍考》之例而推广之，著《经义考》三百卷。分存、佚、阙、未见四门，自御注、敕撰以迄自序，为类凡三十种”[111]。是书通考“自汉迄今说经诸书，存亡可考，文献足征。编辑之勤，考据之审，网罗之富，实有裨于经学”[112]。先是，朱彝尊尝以二十余卷质诸王士禛先生，士禛因于所著《居易录》中载其大凡。后康熙四十四年（1705）圣祖南巡，朱彝尊以《易》、《书》二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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