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燔弗绝殆如绳，未丧斯文圣语曾。疑信虽滋后人议，述传终赖汉儒承。天经地

纬道由托，一贯六同教以兴。藜阁炎刘校诚韪，竹垞昭代撰堪称。存亡若彼均详注，

文献于兹率可征。远绍旁搜今古会，焚膏继晷岁年增。考因晰理求其是，义在尊经靡

不胜。枕葄宁惟资汲鉴，阐崇将以示孙曾。[113]

“研经博物”、“有裨于经学”云云，是可见朱彝尊撰《经义考》价值之一斑。

    《经义考》成书后，先曾刊一百六十七卷，而宣讲、立学、家学、自序四种以及《补遗》，因属草未具，而不幸遘疾，故未能付梓。朱稻孙承其祖彝尊之志，护持遗稿，且于奔走四方之际，谋求寿之梨枣，以成完帙。雍正十二年（1734），稻孙于扬州得识马嶰谷曰琯，而马君好古博雅，笃于友谊，嘉稻孙之能不坠家学，遂欣然约同志，欲成全稻孙之志。然遗憾的是，因为事所格，未果。其后，卢见曾再任两淮盐运使，稻孙谒之邗上，见曾询及《经义考》，稻孙因为述其颠末。见曾为叹息者久之，遂慷慨首捐清俸为同志倡，且以其事嘱托于马曰琯。马曰琯“由是与令弟半查尽发二酉之藏，偕钱塘陈君授衣，仪征江君宾谷、元和惠君定宇、华亭沈君学子，相为参校。而稻孙仍率次子昌凉、长孙休承暨从孙壻同里金蓉，共襄厥事。既踰年而剞劂乃竣，计一百三十卷，合前所刻一百六十七卷成完书”。故而朱稻孙感慨地说：“书之显晦，与夫行世之迟速，固有天焉。继自今穷经稽古之士，其得所津逮，而拜使君与嶰谷先生之嘉惠者，良匪浅矣。宁特稻孙等戴君子之德于无穷也哉！”[114]

    卢见曾既倡刻《经义考》，又为序以表彰朱彝尊是书之意义。其言曰：

        《六经》至孔子而论定，孔子殁，西河七十子之徒转相授受。延及两汉，具有家

法。逮有宋理学勃兴，诸儒各以己意说经，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矣。故《二经》、《十翼》

之分合，朱子谓《郑风》为淫奔，蔡氏谓商、周不改月时，胡氏康侯谓圣人以天自处，

好古之士不能无疑。顾所见古书绝少，无征不信，往往恨焉。今观《经义考》所载，

虽其阙佚者过半，犹必为之稽其爵里，条其同异。其存者在学士大夫之家，如得购而

读之，讵不为厚幸欤？

    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谈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必

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

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以

仰副圣天子尊经劝学之至意。是则余区区刊是书之志也夫。

而惠栋对卢见曾所揭示“义理胜而家法亡”一语，以及“末幅言通经之法”，甚为推崇，以为有功学林不浅。[115]其后，卢见曾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高宗祭告阙里时，又进呈《经义考》二部，且褒崇《经义考》称：“博征传世之书，志其存佚；提衡众家之论，判厥醇疵。幸际昌期，首冠以圣明之钜制；备陈列代，不遗夫师友之绪言。挈领提纲，开卷瞭如指掌；升堂入奥，披函灿若列眉。实裨益于稽古之儒，宜刊布于右文之世。”[116]而高宗因以有“书留览”[117]之旨。即此可见，卢见曾不惟能深得朱彝尊撰书之旨，且能明通经稽古之途径。

    与刻朱彝尊《经义考》取向相类，卢见曾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又资助刊刻万斯大遗著《经学五书》（指《学礼质疑》、《礼记偶笺》、《仪礼商》、《周官辨非》、《学春秋随笔》）。先是，是书由斯大之子万经次第刊行，但于乾隆五年（1740）不幸毁于火。其后，复从友人处觅得一本，万经子福因谋诸同志，重梓以广其传，以免“先人著述如一发之引千钧，倘遂因此灭绝，则某之罪兹大”之憾，并谒卢见曾于扬州，请为序之。卢见曾嘉万福之志，遂为助其刻资之半，而序之曰：“窃惟先生为梨洲黄公入室弟子，故其学皆务实践，覃研经典，务去剿说雷同、傅会穿凿之病。其立说以为，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因是由博致精，而深求乎造化之微妙，凡所解驳，悉发前人所未发，出马、郑后千余年，数百家辩论之外。故虽老师宿儒，读其书者无不心折首肯，而信其必传于后无疑也。”[118]见曾此序，可谓深得万斯大解经之要旨。钱大昕于乾隆二十年（1755）致王昶的信中，尝曰：“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以先秦、两汉之书证经。其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而宋元以后无稽之言，置之不道。反覆推校，求其会通，故曰必通全经而后可通一经。若徒蒐采旧说，荟为一编，尚非第一义也。”[119]此可见一时为学取向之所在。

    沈起元（1685－1763），字子大，号敬亭，江苏太仓人。与卢见曾为同年友，尝著《周易孔义集说》一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质之见曾，见曾因其说与己相契，故撰序予以表彰。按沈起元之著《周易孔义集说》，多采宋项安世《周易玩辞》之说，“复广辑诸儒粹言，以明孔子之《易》，由孔子以溯羲文周之《易》”。在他看来，“伏羲初有卦画文字，文周系之以吉凶悔吝，而其故不显。自孔子定之以中正，以一卦分二体，而以二五为中之象，以六爻分阴阳之位，而以所乘之阴阳当位为正之象。微中正则吉凶悔吝不可得而明，微吉凶悔吝，则伏羲之卦画亦徒设。知此，而羲文周之《易》，尽于孔子之传辞无疑矣”。就此，卢见曾亦指出：“以彖传释彖，而乃得彖；以象传释象，而乃得象。推之卦爻，无不皆然。恍然曰：道尽于孔子之《十翼》，但先儒之义不能尽合于孔子耳。”由此，卢见曾乃引沈起元为同调，以己欲成《尊孔》未就而沈氏成《周易孔义集说》，故有“沈子之志，即项氏之志，即余从绝塞中焦思劳心，扪籥而得之者，三人代隔五六百年，地殊万余里，而所见不谋而合。此可见人心之同，然而《易》道之不必远求也”之慨。又卢见曾于汉京、焦二氏之说阴阳灾异，以为与孔圣之《易》绝远；而于宋邵雍之为先后天方圆图，引干宝之说，以为邵氏说于《易》义无预。而在卢见曾看来，“惟就每卦中逐爻逐位，观其进退往来之变，占其吉凶悔吝之辞，以识夫吾生趋避修省之道，斯则孔子教人学《易》之旨”。于此，惠栋评卢见曾解《易》曰：

        以《十翼》解说二篇之义者，西汉费直，东汉荀爽。今所传之《易》，乃费氏本，

而其说不传。唯荀氏、九家注犹存，颇得圣人之旨。虞翻论《易》，斥诸家为俗儒，独

推荀氏。先生潜心于《易》学有年，而其论与费、荀同，真卓识也。邵子先天，原本

老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来，先生据干令升注驳之，此皆发前人所未发者。[120]

惠栋此评，可谓一语中的。而卢见曾之加意褒扬沈起元，其意亦在于此。

    卢见曾表彰惠栋、朱彝尊、万斯大、沈起元之阐述经学外，于黄宗羲之《金石要略》，亦表而出之。按碑碣之有例，断自唐韩愈，而元潘苍崖尝创为《金石例》十卷，于“制器之楷式，为文之矩矱，靡不毕具”，明王止仲更撰《墓铭举例》四卷，“兼韩子以下十五家，条分缕晰，例之正变，推而愈扩”。而黄宗羲“以潘书未著为例之义与坏例之始，作《金石要例》一卷，用补苍崖之阙”。此三书出，而金石之例赅矣。然世人所为碑碣，“叙次失宜，烦简靡当”，其弊乃缘于未曾体悟此三书。有鉴于此，卢见曾乃将此三书汇而刻之，以使世人“晓然于金石之文，不异史家发凡言例，亦《春秋》之支与流裔。触类而长之，庶乎知所从事矣”[121]。见曾之良苦用心，于此可见一斑。而乾嘉时期金石学之兴，卢见曾此举，实为发先声者之一。

结    语

    卢见曾一生，不仅能勤于吏治，而且于兴学育才、表彰学术诸途，亦卓然有所倡导。基于庭训之熏陶、师友之讲益，卢见曾在对古学的研讨与总结中，认识到为学研经之途径，即“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而欲通经，则应“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122]。见曾此论，虽承自朱彝尊、万斯大、惠栋诸儒之说，然通达之识，亦能进而有所推阐发明。其所谓“信”，并非一味唯古是从，唯汉是好，而是上探下索，求其确当而后信。王引之尝论惠栋为学“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123]，虽言有过激之处，却也道出了惠栋为学的某些局限。两相比较，卢见曾所揭示的通经方法与途径，则可避免食古不化、株守一家之说之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卢见曾此一通经为学之法，于古学之复兴，颇具学术转型意义。

    卢见曾不惟能发为以上之论，还曾付之学术实践。其所主持纂辑的《雅雨堂藏书》，即是对上述通经途径的阐发。《雅雨堂藏书》凡涉《易》、《书》、《礼》及唐宋说部书十余种，大要以阐扬汉唐诸儒说经之义，特别是汉代通儒郑玄之学为主旨。其中，《郑氏周易》、《周易乾凿度》、《李氏易传》、《尚书大传》及《大戴礼记》卢辩注，即能体现卢见曾的此一思想取向。卢见曾尝谓：“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124]其之所以以汉学为依归，固然因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但更为关键的是，这一结论的得出，乃基于对历代《易》说的详细梳理与考辨，而确信汉学长于其他诸家之说，并非唯汉是从、是信。

    当然，卢见曾之刻《雅雨堂藏书》，一方面基于自己的学术积累和为学好尚，另一方面，则得力于惠栋、沈大成诸儒的襄助。尤其是惠栋，对卢见曾为学宗尚的形成及刊《雅雨堂藏书》的取舍，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卢见曾“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的思路，即是对惠栋“汉经世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世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诂，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学术主张的庚扬；《雅雨堂藏书》对汉儒《易》学的表彰，更可看出惠栋在其间的作用。而对惠栋来说，其得以参与纂辑《雅雨堂藏书》，实乃将其为学主张付之实践的一大契机。此外，戴震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客卢见曾官署时，参与《大戴礼记》校刊事外，更得以有机会结识惠栋，而成为忘年交。此次会晤，对戴震的为学影响颇大，其后戴震所倡导的“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125]为学主张，即发端于此时。[126]因此，《雅雨堂藏书》的问世，不惟体现出卢见曾一己为学的宗尚，亦可视之为汉学崛起的一种表征。

    卢见曾刊刻《雅雨堂藏书》表彰汉学之外，其于当世致力经学、深研汉学诸儒，亦能刊刻其遗书，推扬其学行。朱彝尊《经义考》、万斯大《经学五书》，即赖卢见曾为之慷慨资助，付之剞劂。尤为有意义的是，卢见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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