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的是长期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而对于其他学说尤其是先秦诸子学却是予以了大力的弘扬。早在留美期间，胡适就在日记中质问道：“吾国古代之学说，如管子、墨子、荀子，独不可与孔、孟并尊耶？”[12](P91)此后，他更是选择了先秦诸子学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在他看来，中西文明的结合点正在于突破儒学的桎梏而使诸子学说得以彰显。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他便写道：“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儒学曾经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那末，儒学的被废黜便不成问题了。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这些学派在中国古代一度与儒家学派同时盛行。”他并且还明确表示：“就我自己来说，我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因此，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13](下册P775-776)
就《先秦名学史》的内容来看，胡适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诸子学说。而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则更是完全打破了独尊儒术的传统学术格局。对此，胡适晚年仍十分得意地说：“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项新特征，那便是我[不分‘经学’、‘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2](P210)。他还自我评价说：“‘在现代的中国学术里’，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我们在学术研究上不再独崇儒术。”[2](P249)
除了胡适之外，钱玄同、顾颉刚等“整理国故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同样也对传统儒学的统治地位发起了挑战。钱玄同即曾论断：“孔二先生的徒子徒孙虽然布满天下，可是他老人家底地位实在跟墨老爹、庄先生这班人是平等的”[4](P281)。顾颉刚也提出：“研究中国的古学和古籍，不得不从诸子入手，俾在诸子方面得到了真确的观念之后再去治经。子书地位的重要，于此可见。”[14](P16)
而众所周知，现代新儒家是一个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的文化流派，他们自然不能接受“整理国故运动”对儒学地位的评价。熊十力即曾针对胡适等人的诸子学研究发表看法：“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15](P86)。冯友兰也曾经与胡适等人围绕“老子年代”的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至于其中原委，胡适晚年在回顾这场争论时予以一语道破：“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据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当然要认孔子是‘万世师表’。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一个老子。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葬的孔子”[13](上册P8)。显而易见，由于双方的立足点迥然有异，它们之间发生争论必不可免。
三
现代新儒家之所以始终不满于“整理国故运动”，还因为二者研究国学的方法存在着严重分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延续了传统的“汉宋之争”。
由于受到胡适个人性情与北大学风的影响，“整理国故运动”呈现出较为浓厚的考据色彩。朱自清当时就曾描绘说：“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癖’一语括之”[16](P240)。胡厚宣后来也回顾：“当时北京有所谓京派，讲切实，重证据，为新朴学，新考据。京派主要在北大，北大以胡适为翘楚，……表现在史学方面的是整理国故的国故学、疑古学、古史学。”[17]
而从崇尚考据出发，“整理国故运动”自然呈现出一种“非哲学”的倾向，这在傅斯年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26年，他就致信胡适说：“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都成石头了。我于这个成绩，也很欢喜。”他并且还写道：“中国严格说起，没有哲学，（多谢上帝，使得我们天汉的民族走这么健康的一路！）” [18](P1268、1264)。1927年，他又说:“五年前在欧时，见到中国之大兴国学、大谈其所谓文化，思著一小书，姑名为‘斯文扫地论’，其中章四：一、绝国故，二、废哲学，三、放文人，四、存野化”[19](P101)。1929年，他在一次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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