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仍坚持主张:“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20](P184)。差不多同时,他在北大授课时也说:“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作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作如生物学、地质学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20](P192)
傅斯年这种“非哲学”倾向还深刻影响了胡适。1926年8月24日,针对傅氏8月18日来信所言,胡适复函说:“这几年我自己竭力学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学,不看西洋哲学书,把西洋人的蛛网扫去了不少,自己感觉痛快……这一层我很得意。因为我是名为哲学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吃饭家伙丢了”[21](P310-311)。后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哲学的根本取消: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了。一时不能解决的,如将来有解决的可能,还得靠科学实验的帮助与证实。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即使提出解决,也不过是一个待证的假设,不足以取信于现代的人。故哲学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22](P429)。另据钱穆回忆,胡适1931年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时,“曾言其办文学院其实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23](P169)。
至于顾颉刚虽出身于北大哲学门,却也同样主张:“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发展之后,自然会有人出来从事于会通的工作而建设新的哲学的。所以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4](P34)
不难想见,“整理国故运动”这种崇尚考据同时又主张“非哲学”的倾向必然会遭到以讲求心性之学为特征的现代新儒家的反对。譬如自谓“一生意趣,本不属考据方面”[24](P188)的熊十力便对胡适“仅及于考核之业,……无可语于穷大极深之业”[7](P247),以至于造成“从来治国学者,惟考核之业,少招浮议。至于义理之言,不遭覆瓿,即是非纷至”的状况表示不满[25](P66)。他批评说:“考据之科,其操术本尚客观。今所谓科学方法者行之。然仅限于文献或故事等等之探讨,则不足以成科学”[25](P185)。他还申明:“我深信读经之难,不仅在名物训诂。训诂弄清了,还不配说懂得经。这是我殷勤郑重向时贤申明的苦心”[25](P288)。而马一浮则更是严厉指斥:“自号历史派者,以诬词为创见,以侮圣为奇功,响壁虚造,而自矜考据,此曹直是不可救药。但当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8](P99),言词中无异于将“整理国故运动”斥为异端。
此外,钱穆固然最初是以考证而名声大噪,却也在其《国史大纲》中批评“整理国故运动”过于偏重考据而忽略讲求大体的倾向。他将中国近世史学划分为“传统派”、“革新派”、“科学派”三派,并具体剖析说:“‘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他还尖锐地针砭“科学派”乃“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26](P3)。后来,他在致其弟子的信中又再次重申:“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27](P17)。直至1955年,他在为《新亚学报》撰写《发刊词》时还仍然批评“科学派”:“高抬考据,轻视义理。其最先口号,厥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途辙”[28]。
现代新儒家发展至第三代,更是对“整理国故运动”过分强调考据的治学倾向加以严厉抨击。针对胡适等人往往将考据等同于所谓“科学方法”,并且标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牟宗三批评说:“在当时提倡科学是一种风气,其作用是破坏中国文化(所谓整理国故)”[10](P75),“讲科学方法,不落于学问本身,而只是在外面转,顶无聊,顶害事”[29](P255)。他甚至还点名指责胡适等:“他以文人的底子做点考据,拿做考据来当学问,这是很差劲的。这是眼前的人物,大家都可一看便知。像他这样的人物,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不是一个健康的形态,至少不是能有重大担负的形态。他在这个时代中享这么大的声名,实在是名过其实”[10](P60),“有人说他是用科学方法讲历史,这句话是不通的,科学方法不能用在历史。什么是科学方法?归纳法。历史是不能归纳的”,“‘中央研究院’就代表这个趋势,找些词语归类、统计,如:‘理’字在什么时代开始出现?在某个时代出现几次?这样一来,理学家所讲的那些都不算学问,只是些空话。‘中央研究院’有人讲宋明理学,在这个风气下只是作统计,统计‘仁’这个词语古来怎么讲,然后讲阮元的《性命古训》,再讲到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辩证》。这就是学术,其他都不是学术。这样一来,从前儒家所讲的那些学问通通被抹掉了”[30](P10、422)。
而徐复观虽在第三代新儒家中以研究思想史著称,却也认为“今人所谈的科学方法,应用到文史方面,实际还未跳出清考据的范围一步,其不足以治思想史”,因为他们“一则把义理之学与研究义理之学的历史(研究思想史)混而不分;一则不了解要研究思想史除了文字训诂以外还有进一步的工作。……这种以语源为治思想史的方法,其实,完全是由缺乏文化演进观念而来的错觉。从阮元到现在,凡由此种错觉以治思想史的,其结论无不乖谬”[31](P2、5)。他还一再强调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要求从生命、生活中深透进去作重新的发现”[32]。
总之,在现代新儒家看来,由于“整理国故运动”过分注重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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