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了“自五四以来,治史专家,多详于细事之考证,而不必能通观大体,得历史文化之真相”[33](P88-89),误入了治学的歧途,必须加以强烈的反对。
四
综上所述,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同样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但二者的研究目的与方法均截然异趣,由此导致了双方的研究结论尤其是对传统儒学的评价大不相同,其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且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是缘于此,现代新儒家对“整理国故运动”加以了严厉的抨击。
今天看来,由于缺乏批判的锋芒,更难脱恋古的情结,现代新儒家的局限是十分明显的。而“整理国故运动”则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理性批判精神,号召以“评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无疑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不过,由于在研究方法上过分注重考据,“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只是以史料考订与整理为主,基本属于微观史学的范畴,从而欠缺在宏观上整体驾驭的能力,更无法进行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思辨,这就很难达到它所谓“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目的。冯友兰在评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时就曾指出:“他的书既有汉学的长处,又有汉学的短处。长处是,对于文字的考证、训诂比较详细;短处是,对于文字所表示的义理的了解、体会比较肤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34](P212)。由此看来,现代新儒家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批评和对“宋学”的提倡,则恰恰起到了某种补弊纠偏的作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J].《创造周报》第35号,1924-1-6.
[2]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3]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J].《新潮》,1919(1:5).
[4]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胡适.胡适文存三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6.
[6]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7]郭齐勇.熊十力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8]马镜泉.马一浮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9]黄克剑等.唐君毅集[M].群言出版社,1993.
[10]王岳川.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1]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M].台北:学生书局,1982.
[12]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
[13]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4]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5]牟宗三.五十自述[M].台北:鹅湖出版社,1989.
[16]朱乔森.朱自清全集:第4卷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