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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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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6: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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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胡适在1919年12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后，一场旨在以新观点与新方法来重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国故运动便在民国学界勃然兴起。但与此同时，有关争论也始终不绝于耳。围绕“整理国故”的必要与否以及方法是否得当，诸多学界名流均本着各自对时局和治学的看法，公开或私下发表了不少或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诚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人即曾观察到：“新思想与白话文学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随声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的亦颇不少。”[1]在这些评论中，唯物史观派的见解无疑具有典型意义，甚至由此决定了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历史研究走向。鉴于过去学术界较少注意到这一问题，本文拟就此做一番较全面系统的探讨，以求有所裨益于该课题研究的拓展。
一 从赞成到反对
众所周知，大致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派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分化，时人曾描述说：“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社一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国民杂志社一派，隐然以陈独秀先生为首领。前派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的运动；……陈独秀先生的一派，现在在做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2]不过，由于新文化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因此陈独秀等人在接受唯物史观洗礼、逐渐转向政治斗争的同时，也并未完全放弃思想领域的启蒙，他们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对胡适提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表示赞许。1920年，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便说：“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括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3]在此期间，他还应胡适的邀请，为亚东图书馆新整理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撰写了一系列《新叙》，这其实也是对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支持。与此同时，已经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张闻天也针对中华书局的出版方向指出：“中华书局以后应该做的事情：（一）整理国故。把没有用的东西淘汰，以为后辈青年的便利。……整理国故，不能叫一般遗老去整理，一定要具有下列三种条件：一、对于国故有彻底的研究；对于西洋学说也十分了解。二、有世界的眼光。三、有科学的见解。”[4]这更是与胡适等人的主张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尽管此时唯物史观派已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但他们对刚刚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还是持一种颇为支持、乐观其成的态度的。
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唯物史观派逐渐意识到“整理国故”与现实政治斗争之间的抵牾冲突，由此开始反思整理国故运动。1922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便发表文章批评：“文化运动发生什么结果呢？他不过把那些以救国为己任的学生们赶回课堂，使那些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们学着做新诗，做白话文的出版物，出洋留学，到研究室去研究文学、哲学、科学去了，整理国故去了。”[5]至1924年，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更是发表《受“国故毒”的学生听着》一文针砭道：“中国国势已经危急的了不得，而这般老学究们还在那里提倡‘国故’，这简直是昏庸已极的事情”，“实在代表了一种反动黑暗的势力”[6]。与此同时，针对当时胡适、梁启超大开国学书目，《中国青年》还及时开列出《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试图借此消除胡适等人的影响[7]。
在这种时代大潮的冲击下，陈独秀等人也迅速调整了对“整理国故”的认识。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发表《国学》一文评价说：“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我们只须赶快制造香水要紧，可是胡适之、曹聚仁这几位先生，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即令费尽牛力寻出少量香水，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并不特别神奇，而且出力寻找时自身多少恐要染点臭气。”[8]两相对照，他这一评价明显与此前不同。而无独有偶，类似陈独秀的这种思想转变还同样发生在茅盾身上。1923年12月，茅盾在《杂感》一文依然写道：“近年来整理国故运动的方法对不对，成绩好不好，原是极该批评讨论的；即使是过分严格的批评，也是社会所乐闻。但是现在有的批评整理国故，却不肯据理讨论，而徒凭主观，说整理国故的人们，不是老秀才乘势出风头，便是不通西文的人以此为藏拙之道、自炫之方；那种武断的态度、谩骂的口吻，几使读者疑是歇斯底里的患者。”[9]显然，他此时对“整理国故”仍持一种为之辩护的态度。但时至1924年5月，茅盾对时势的观察却发生了极大逆转，于是他撰写《文学界的反动运动》一文指出：“这一年来，中国处于反动政治的劫制之下，社会上各方面都显出反动的色彩来。在文学界中，这种反动运动酝酿已久，前年下半年已露朕兆，不过直到今年方始收了相当的效果，有了相当的声势。和其他反动运动一样，文学上的反动运动的主要口号是‘复古’。不论他们是反对白话、主张文言的，或是主张到故纸堆寻求文学的意义的，他们的根本观念是复古”，特别是第二种反动，“要到中国古书——尤其是‘经’里面去找求文学的意义。……这一等反动家，头脑陈腐，思想固陋，实在不值一驳；他们本不敢如此猖獗的，却因一则主张文言的一支反动派呶呶不休，引起了他们攘臂加入的热心，二则近年来‘整理国故’的声浪大盛，‘古书原来也有用处’，引得这班糊涂虫因风起波，居然高唱复古了。”而在茅盾看来，以上这“两种反动运动，现在已经到了最高潮”，所以“我们应该立起一道联合战线，反抗这方来的反动恶潮”[10]。不久，他又发表文章批评说：“在白话文尚未在广遍的社会里取得深切的信仰，建立不拔的根基时，忽然多数做白话文的朋友跟了几个专家的脚跟，埋头在故纸堆中，作他们的所谓‘整理国故’，结果是上比专家则不足，国故并未能因多数人趋时的‘整理’而得了头绪，社会上却引起了‘乱翻古书’的流行病”，因此我们虽然“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我们要狂妄的说，古书对于我们无用”。[11]显而易见，这番尖锐的言词实际上是针对胡适提倡“整理国故”而发。
由上可知，当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之初，由于它继承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性批判精神，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学术文化观念，所以唯物史观派一度对此颇为赞许。而随着整理国故运动日益风行，其现实流弊也逐渐地显现出来，如向来被“冷搁在毛厕边缘的线装书，连孔家店的一应旧礼教在内，却逐步的得藉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美名，而重受时代之盼睐”[12]。鉴于此，唯物史观派开始对“整理国故”进行了严厉批判。1924年，郭沫若在《整理国故的评价》一文中便说：“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从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13]194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也一改早先支持“整理国故”的态度，在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文章说：“要批判的接受中国旧文化，决不是等于号召中国青年去读古书、整理国故。”[14]这不啻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唯物史观派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批判基调。
二 对立中的互动
历史地看来，唯物史观派后来虽从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出发，反对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但是并未就此将历史研究领域拱手相让。事实上，当时的唯物史观派中拥有不少以史学研究著称的学者，而他们的研究对象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整理国故运动具有某种重合性，于是双方在研究过程中便自然呈现出一种对立中的互动关系。
具体说来，唯物史观派并未完全否认“整理国故”的必要性，他们只是反对在全社会范围内不加分别地笼统提倡所谓“整理国故”。郭沫若就解释说：“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分内事；但他如不问第三者的性情如何，能力如何，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侵犯了他们的良心了。”同时，他又指出：“只徒笼统地排斥国学，排斥国学研究者，这与笼统地宣传国学，劝人做国学研究者所犯的弊病是同一的，同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而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因此，“人生的行路本自多殊，不必强天下人于一途。……凡事只能各行所是，不必强人于同”，“至于国学究竟有没有研究的价值？这是要待研究之后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要解决它，我们便不能不研究它。”[15]郭沫若还表示：“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难解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整理中国的古代文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很必要的事情”[16]。由此可见，郭沫若等唯物史观派并没有完全否认“整理国故”的价值。 其次，唯物史观派也并未否定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根本精神，即以“评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李大钊就说：“拿着新的历史眼光去观察数千年前的故书陈籍，的确可以得着新的见解，找出真确的事实。”[17]范文澜也承认：“新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谁说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呢？”[18]而郭沫若更是直接引用了胡适的说法，认为历史研究的首要步骤就在于“我们要还他个本来面目”，“是什么还个什么，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也是科学家的态度”[19]。
再次，唯物史观派还充分肯定了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基本方法，甚至深受其影响，十分重视史料的整理和考证。如顾颉刚在向胡适介绍范文澜时便说他“近来亦颇受先生的影响，屡欲改善其治学之方法”[20]。由此可知，范文澜在接受唯物史观之前曾经一度深受胡适影响。此外，范文澜还曾参加了顾颉刚等人创办的“朴社”，以擅长考据的清代朴学为榜样。而正是缘于这种史料学的训练经历，唯物史观派能够充分认识到史料整理和考证的价值。李大钊便强调：“关于考证个个史实的研究，虽在今日，仍不可忽视”，“学者对此之努力，仍不可一日懈”[21]。周谷城也指出：“整理史料，乃创造新史学所不可忽视的基本工夫。”[22]吕振羽甚至提出：“我们必须树立新史学的考据学，对已有材料进行系统的考证。”[23]而翦伯赞更是将此付诸实践，在其代表作《中国史纲》中对“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以至当时就有学者评价说：“最近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这部书规模甚大，特点是考古材料的大量的应用与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比较。”[24]而这些都“表明他重视梁任公、胡适之和傅孟真所推动的新潮流”，“且有意与当时的‘主流史学’”在史料学方面“一较高下”[25]。
在唯物史观派中，对考证学意义阐述[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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