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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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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6: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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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最丰富的是郭沫若。他提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他还批评一些所谓的新史学家“对于旧文献的批判根本没有做够，不仅《古史辨》派的阶段没有充分达到，甚至有时比康有为、阎百诗都要落后，这样怎么能够扬弃旧史学呢？”[26]因此，“考证乃研究工作必经之初步阶段，如能‘实事求是’，可不失为作进一步研究的坚实基础”，即使是“为考证而考证，乃割地自限，然较之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终胜一筹，较之为反动而考证者更不可同日而语”[27]，这无疑是充分肯定了考证学的意义价值。他还具体举例说明：“鲁迅是受过近代自然科学训练的人，而又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优良传统，他把这两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就使他具有着充分的条件能够阐发出民族文化的民主性的精华。”再如闻一多，他也“承继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唯其这样，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28]。
此外，唯物史观派对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成绩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赵纪彬便称赞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一书“精确至当，无可移易”，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之一最大贡献矣”[29]。郭沫若也坦然承认：“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以感情的作用，凡在《努力周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并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好些自以为新颖的见解，却早已在此书中由别人道破了”。他同时还评价：“胡适对于古史也有一番比较新颖的见解。他以商民族为石器时代，当向甲骨文字里去寻史料；以周秦楚为铜器时代，当求之于金文与诗。这都可算是卓识。……胡君又说：‘以山西为中心的夏民族，我们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之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这个态度是很矜慎的，虽然夏民族是否以山西为中心，还是问题。胡君的见解较一般的旧人大体上是有些科学观念，我前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于中国古史的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但就《古史辨》看来，他于古代的边际却算是摩着一些，这可以说是他的进步。”[30]
有些时候，唯物史观派甚至还从“整理国故派”的具体观点中得到直接启发。如董作宾关于甲骨分期断代和“贞人说”的论述就对郭沫若产生了很大影响。郭沫若曾说：“曩于卜贞之间一字未明其意。近时董氏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今据其说以诠之”。另外，郭沫若原先拟在《卜辞通纂》“书后附以《卜辞断代表》，凡编中所列，就其世代可知者，一一表出之。”其后不久，他在与董作宾的通信中得知其有关分期断代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已写竣并提出“十项标准”后，随即赞许此十项标准“体例綦密”。而当他收到了董作宾寄来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后，更是激动地说：“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多数贞人之年代既明，则多数卜辞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贡献诚非浅鲜”[31]。
总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具体观点来考察，唯物史观派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而另一方面，随着唯物史观派不断壮大，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也从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启发。吴承仕的思想转变便是一个典型例证。他身为章门弟子之一，却最终跳出了“整理国故”的窠臼，转而信仰唯物史观。他曾说：“一直到19世纪中叶的某哲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以后，才把政治、经济、历史等等研究部门，奠定下科学的基石。”[32]1934年，时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的吴承仕开始着手改造国学系，他认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当然不能抱残守缺，尽在故纸堆里讨生活”[33]，因此主张“应该废除经院化的词章考据校勘学”[34]。在具体的研究中，他也“再不以其业师章太炎的衣钵为满足”[35]，而是尝试着运用唯物史观去重新研究经学和中国历史。他在阐释《丧服传》时就说：“《丧服》的整个表现，无疑的是某时代某种经济社会的一个意识形态，换言之，《丧服》中诸条理，是宗法封建社会中一种表现人伦分际的尺度，同时即是后来研究古代亲属伦理的一个最适用的钥匙。”[36]这些研究结论无疑大大突破了“整理国故”的拘囿，上升到了唯物史观的层次。
又如，作为“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虽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古史的辨伪，但他同时也十分关注唯物史观派的观点。1926年11月18日，他在致傅斯年信中就与之讨论说：“用唯物史观来看孔子的学说，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秦汉以下不是封建社会了，何以他的学说竟会支配得这样长久？”[37]与此同时，顾颉刚也不否认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他声明：“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38]。他还高度评价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39]。
综上所述，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有所歧异，但由于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具有很大的重合性，所以双方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对立中的互动关系，二者之间往往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由是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三 跳出“国学”的范围
历史地看来，整理国故运动虽然曾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但由于它仅仅局限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欠缺宏观的分析与概括，从而无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思辨，这就很难达到其所谓“重新估定一些价值”的初衷，于是不得不逐渐退出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舞台。相反地，唯物史观派则因为掌握了科学的理论武器，获得了不断的壮大。而在这一话语权势的转移过程中，他们还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种种流弊做出了严厉的批评。
首先，在研究目的上，唯物史观派深刻地批判了整理国故运动陷于考据而不可自拔的弊病，阐明了自己“非为考古而考古也”的主张。
众所周知，胡适最初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之时，有其明确的目的，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试图从中发现中西方文明的结合点。然而在实际运作中，由于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考据癖”，胡适往往沉溺于琐碎的考据而不可自拔。他曾自言其在二战后暂留美国，“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但写到一个时期，往往被一些小问题牵引去做点小考证，这些小考证往往比写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写通史的工作忘在脑后，用全力去做考证”[40]。他还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细碎的考据呢？也不过‘心濆涌，笔手扰’，忍耐不住而已。”[41] 而在唯物史观派看来，整理国故运动的这种倾向无疑是舍本逐末。李大钊就屡屡强调：“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42]，因此“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43]。郭沫若更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考据流弊严厉批评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须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因此，“我们要跳出‘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44]。
郭沫若还称赞闻一多“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要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刳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45]这不啻是对胡适陷于“考据癖”不可自拔的尖锐针砭。同时，郭沫若自己也与闻一多一样，对国学采取的是一种“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态度。他声明：“我辈非为考古而考古也，研究古代，在阐明历史发展规律，以破除迷信。其优秀遗产则挹之以益今，否则将沉溺而不知返矣”，“从糟粕中吸取精华，从砂碛中淘取金屑，亦正我辈今日所应有事。如徒效蠹鱼白蚁，于故纸堆中讨生活，则不仅不能生活，而使自己随之腐化而已。”[46]可以说，郭沫若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是与他深入国学而又跳出国学是分不开的。
其次，在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上，唯物史观派也严厉地批评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非史观”倾向，并公开阐明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柳湜就说：“我们不反对整理国故，甚至承认‘五四’以后整理国故相当的功绩，但……不是主张仍和过去那样无方法，或用错误的方法去整理国故，研究历史。我们主张用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去研究中国历史”[47]。
具体说来，整理国故运动带有一种明显的“非史观”倾向，尤其是排斥唯物史观的指导。胡适便表示：“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48]傅斯年也提出：“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所以归纳是说不来，因果是谈不定的”[49]，“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50]而刘节更说：“近来学者好言用唯物史观来创造新史，这也是螳臂当车的想头。……所谓‘求得因果’，‘以为资鉴’，都是社会学者的事，现在的历史家不负这个责任了。”[51]
而在唯物史观派看来，整理国故运动的这种“非史观”倾向无疑是错误的。李大钊就说：“史学家应有历史观，然后才有准绳去处置史料，不然便如迷离漂荡于迷海之中，茫无把握，很难寻出头绪来”[52]。翦伯赞也强调：“无论是何种研究，除了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了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没有正确的哲学作研究工具，便无从下手”[53]，因此“不钻进史料中间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54]而侯外庐更是明确指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而高谈线装书里的社会性质，是跳不出梁启超、胡适‘整理国故’的圈套的。”[55]
在这一方面，郭沫若的有关论述也十分丰富，他不仅提出唯物史观是“参破”国学种种“门关”的一把“钥匙”，他自己就是“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56]，而且还针对整理国故运动做出了铿锵有力的批评。他说：“‘谈国故’的夫子们啊！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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