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 |
 |
时间：2009-8-8 16:36:32 来源：不详
|
|
|
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他最后还表示：“现在却是需要我们‘谈谈国故’的时候。”[57]今天看来，这不啻是唯物史观派全面超越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份公开宣言。
再次，唯物史观派还在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错误提出了质疑和商榷。
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凿破鸿蒙、廓清迷雾，打破了传统的古史观念，揭示了旧有古史体系的不可信，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古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同时也积极配合了当时反封建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发展；但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辨伪书”与“辨伪史”的界限，顾颉刚等人往往将“伪书”中所记载的历史皆视为“伪史”，如顾颉刚就曾经断言：“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58]如今看来，此论显然断之过勇。而关于这一点，唯物史观派恰恰做出了许多正确的论述。
1945年，翦伯赞就提出：“古文经对今文经而言，虽为伪经，但亦并非凭空杜撰，而为西汉末许多学者根据今文经及其他古典文献纂集而成。近来疑古学者往往站在今文经的立场，把古文经的纂集归之于刘歆一人的伪造，……这种说法，未免过火。”他并且指出：“实际上，古文经中，还是含有真实的史料。”例如，《左传》记载了春秋的史实，“只要我们不为它的八股式的‘书法’所蔽，仍然是研究春秋社会历史的最好史料”；《毛诗》亦如此，其所录西周、春秋的诗歌，“仍然是研究西周、春秋社会的最好的史料”[59]。他还进一步阐述说：“要从文字的记录中找出没有文字时代的人类之自己的记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以为要辨别史前史料之是否确实，不能依于文献的真伪，而是要以这种史料是否与考古学的发现相符以为断。合于考古学发现的，就是伪书上的传说，也可以用为旁证；反之，即使是真书上的史料，也要存疑。”[60]这就科学地将“辨伪书”与“辨伪史”区分开来了。
此外，针对“古史辨派”抹煞一切神话传说的做法，唯物史观派也提出了批评。众所周知，在上古时代尤其是文字发明以前，人们不得不依靠口耳相传来记载历史。在这些传说中，固然有不少以讹传讹的神话，但是也包含了许多真实的史料，因此有必要通过详细考辨，将它们加以具体区分。然而，“古史辨派”却将古史“传说”混同于“神话”，认为皆是“有意造伪”而成，这就完全否定了古史“传说”的可靠性，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古史的空白。对此，吕振羽曾明确表示：“我研究的是神话传说，出于战国书中的神话传说，和西汉书中的神话传说，都是根据当时社会流传的神话传说加以粉饰，正史中的神话传说是如此，伪书中的神话传说也是如此。正史中的伪成分要分别出来，伪书中的真成分也要分别出来。对于我国古史中的材料，都要经过详细分析才能引用。”[61]这就体现了一种更为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 总之，无论是在研究目的和方法，还是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唯物史观派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各种流弊作出了严厉批判，从而极大地超越了整理国故运动，为历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而由于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整理国故运动往往仅仅拘囿于个别细小琐碎史实的考证，却不能总揽全局、贯通全史，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当唯物史观“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62]、“风靡一世”[63]时，顾颉刚却不得不喟然感叹道：“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64]
注释：
[1]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创造周报》第35号，1924年1月6日。
[2]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北京大学总务部日刊课编《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23年版。
[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4]张闻天：《对于中华书局“新思潮社”管见》，《学灯》1920年1月22日。
[5]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
[6][7]《中国青年》第24期，1924年3月29日。
[8]独秀：《寸铁·国学》，《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9][10][11]《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5、436－438、444－445页。
[12]钱穆：《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46页。
[13][15]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第36号，1924年1月13日。
[14]洛甫：《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解放》第103期，1940年4月10日。
[16]郭沫若：《古书今译的问题》，《创造周报》第37号，1924年1月13日。
[17][21][42][43][52]韩一德、姚维斗编《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212、193、210－212、183页。
[18]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
[19][44][5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17、612、7－8、7－9页。
[20]顾颉刚：《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9页。
[22]周谷城：《中国史学史提纲》，《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页。
[23]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1936年版，第6页。
[24]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12期，1949年10月。
[25]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页。
[26][5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7、465页。
[27]《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9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8页。
[28][45]《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332页。
[29]赵纪彬：《读性命古训辨证》，《赵纪彬文集》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14页。
[30]郭沫若：《评<古史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三版书后第六节》，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61－363页。
[31]《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0页。
[32][33][34][35][36]《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43－244、237、163、152、13页。
[37]顾颉刚：《问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书》，《古史辨》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150页。
[38][63]顾颉刚：《顾颉刚先生序》，《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2页。
[39]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40]胡适：《致雷海宗、田培林》，《人文科学学报》1944年第2期。
[41]胡适：《庐山游记》，《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36页。
[46]郭沫若：《〈考古学报〉题词》，《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47]柳湜：《论中国化》，《柳湜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54页。
[48]胡适：《答陈独秀先生》，《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60页。
[49][50]《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310－311、356页。
[51]刘节：《刘序》，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53]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54]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王学典编《史学理念》，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55]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5页。
[58]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
[59][60]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68页。
[61]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62]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64]顾颉刚：《致白寿彝》，转引自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上一页 [1] [2] [3]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