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历代学者对礼之意义的追问来看，礼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的设施，也不仅仅是外在的仪式规范，更非是无谓的装饰品、点缀物，而是有着与人生诸多面向存在攸关的深层意含。尽管古代学者对礼之意义的释读有一定差异，但他们的落脚点则大体一致，即追寻礼之为礼的意义所在。在他们的思想框架中，礼既至大无外，也至小无内：大而言之，礼是天地万物运行规律和准则的一种体现，礼、理之辨即此一属性的揭示；就社会存延而言，礼是达到有序、和谐状态的内在要求；具体到政治层面，礼亦不失为一治理模式；至于个人之立身，礼的涵化和浸润更是提升和完善人格的重要途径。总之，在他们看来，礼之于个人、社会、国家甚而天下，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礼既是一种达到社会有序、和谐状态的手段，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也许这些认识不免偏颇之处，但他们的思索是严肃的、理性的、有深度的。面对人生，面对社会，甚至面对天下，古代学者对礼之意义的追问和建构，值得我们反思，也值得我们继续追问和探索。 

二 

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故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是一种继承、传延河发扬创新的关系。可以说，传统是现代化的基础，离开传统，便不可能有什么现代化，而只能成为他者的克隆物或四不像的怪物。同样，人也是传统的产物，人作为社会个体离不开传统，犹如其作为自然个体离不开大地和空气一样。一句话，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传统是无法割断的。或者说，传统是打不倒的，我们也不应该打倒它。那种主张同传统“彻底决裂”的论调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持此论者本身也不可能彻底超越传统，毕竟在他身上流淌着特定文化和传统的因子。当然，我们也必须敢于承认，传统中也参杂着不少不合理的成分，也有良莠之分，就如父母通过其遗传基因赋予子女智慧的同时，也有可能将遗传性疾病传给子女一样。所以，面对传统，不是要不要继承的问题，其关键乃在于应如何继承、继承什么和如何在新的时代加以创新的问题。 

对于礼，我们也应作如是观。 

曾几何时，中华文明因礼而走向辉煌！又曾几何时，中华文明因礼而背上沉重包袱！其功其过，遂成为世人为之争执不下的谜。 

不可否认，在传统社会王权主义的支配下，所谓的三纲五常、纲常礼教、尊卑贵贱等观念，无疑带有很大的偏面性，给广大的基层民众造成极大地束缚。但细究起来，这是君主专制政体的罪过，与礼本身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同是一个礼，什么样的人来使用，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使用，其结果是不一样的。传统专制礼教的弊端，就在于统治者仅关注自己的利益，只考虑如何来掌控广大民众，过分夸大在下者对在上者的卑和顺，而忽略了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抹杀了礼的应有之义，破坏了群体的平衡效应。但如果换一思路的话，以礼之秩序与和谐的精神来措施、施政的话，或许可避免一些偏差，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运行样态。就此而言，礼之遭到非议，是事出有因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又不免有过激之嫌。纲常礼教固然可憎可恶，但以礼为教则并非一无是处。因为社会的存在总需要一些准则来维系，以礼为教虽然不是唯一的，但礼所蕴含的讲求秩序与和谐的主体精神，则是无论如何有必要的，也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过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来看待礼。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子大叔与赵简子的一段对话，颇耐人寻味。《左传》载，赵简子问子大叔揖让周旋之礼，子大叔回答到：“是仪也，非礼也。”赵简子又问什么是礼？子大叔阐发道：“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则实之。……’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此可见礼之为礼，并不是简单的仪式所能含括，而是有其深邃的意义的。清人林昌彝曾指出： 

天下不可以意治也，故有其事、有其文，意著于事而敬行，事筦以文而仪立，敬与 

仪合而礼成。六经之籍，唯《礼》独繁，固圣学之枢，百王之轨也。世降民迷，论者以 

为有其事而无其意，不若事不足而意有余也。……夫先王之制，至详且尽也，学古者犹 

不能无疑。饮食冠常，礼所生也，而古之王者，一食也必百二十品，……文矣，而远于 

人情。诚若是，则《礼经》何为而作？……而谓委曲繁重之数，皆桎梏斨贼之具，将率 

天下群趋于苟且便利，如是者国必不治。盖礼制之行，以文治亦以己乱，以诱贤亦以范 

不肖，故曰出于礼者入于刑。刑与礼之数各三千，有阴阳之道焉，相为倚伏者也。纳诸 

轨物，则二气均，上下平，礼明而刑措，自然之符也。……故曰：为治之道，不在多言。 

说礼之家，有如聚讼。然亦有其时焉，世质则济以文，世文则返诸质；累治之世其礼备， 

积乱之后其礼简，此天地自然之数，存乎权而已。夫礼之用无有穷也，修身者所以治人 

也，修意者所以修身也。天下未尝不可以意治，意与事相周，事与文相足，敬与仪一者 

昌，意与治反者亡。信斯言也，虽百世不变礼，可也。  

此一对礼之意的体认和总结，可谓深有识见。但可惜的是，林氏生逢道光、咸丰、同治之危局，其“宏识卓见”（魏源评语），已难挽清廷行将颓塌之衰运。 

不惟古代一部分学者对礼之意（或义）深有触及，现当代学者亦有不少抉发。柳诒徴先生尝言：“礼之涵义孔多，就普通人所常言者明之，则礼者秩叙而已矣。樊然众生，漫无统纪，何以为群？何以立国？整齐教诲，必有秩叙而后可相安以生，故社会之初型，原于私欲争夺，争夺不已，脊脊大乱。聪明睿知之人，察其所以然，因势利导，循其原委，区其经曲，求其条理，定为秩叙，括之曰礼。故曰：礼者，秩叙而已矣。”“秩叙”是什么？柳氏阐释道：“秩叙者，本于人之性情，人之性情本于天，故《虞书》说典礼，谓之天叙天秩，天叙天秩，即《乐记》所谓天理，天理者，天然之条理也。”在他看来，“吾国一切典礼，皆依此伦理为之节度而文饰之。故欲知吾民族立国数千年能由部落酋长达此大一统之国家，广宇长宙，雄长东亚，其根本何在，即在循此人类群居之条理，以为立国之本。简言之，即以礼为立国根本。博言之，即以天然之秩叙（即天理）为立国之根本也。”不惟如此，“并世民族，构成发展，固亦不外此天然之条理”。基于这一认识，他批评那些“因他族之俗及吾国末俗流弊，而诟病吾国伦理者”说：“诟病之端，皆缘未究礼经及史迹之嬗替，而归咎于前哲。实则古礼之协于人情，合于民治，其精奥赅备，固非徒执臆见近事所可测定。”由此，柳氏得出结论：“综览史册，治乱兴衰，虽不一而足，而由此天叙天秩，使吾国族之绵延壮伟，常日进而无疆。世之性情凉薄者，不喻其故，转羡初民浅化，正知营私欲、计权利者之为美。而欲拨其本实，谓昔之人无闻知。其蹈常习故者，又惟损公肥私，或营营于乞寿文、求象赞之末以为孝。呜呼！秩叙伦理，岂易言哉！”  

在《礼——中国文化传统模式探析》一文中，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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