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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时间:2009-8-8 16:36:59  来源:不详
sp;  顺治十二年(1655)年规定,“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卖番国,并潜通海賊,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 潜通海賊,劫掠良民,当然应该治理;但连同造大船或将大船租赁和卖与出洋之人或外国人,都要治罪,那就十分离奇了;而所谓贩卖违禁货物的规定则往往很不合理的。 
    康熙七年(1668),玄烨亲政后的第二年,规定:“外国人货物非贡期不准贸易。” 先是以郑成功占据台湾为藉口,严禁海上贸易; 1683年施琅率军收复台湾,1684年开海禁,但是限制还是很多。虽然不再设立市舶司,但官方的控制并为放松,如在广州,外贸一开始就由半官半民的十三行商人垄断经营。稍后,海上贸易有所发展,紧箍咒随即念起来。
    看看1716、1717年间康熙皇帝的一些措施吧:
    1.禁止往南洋、吕宋等处贸易。 
    2.他南巡到苏州,了解到“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卖在海外,赍银而归。”仅苏州一个港口每年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几百条船卖给外国人,这样的天大好事,竟被这位皇帝看成“不可不加意防范”的大祸根。于是,下令出海者“每日食米人各一升”,不准多带;“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处斩”!而早在1694年,这位皇帝已经下令禁止商人在外国造船了。
    2.“禁止澳门夷商领内地人偷往别国贸易。” 
    此外,海外贸易有严格的地域限制。开禁之初,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只剩下广州独口贸易了。与此同时,有很多货物不准出口。武器历来是禁运物资。贩米粮出洋,私贩硝磺,贩卖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均属犯法。蚕丝、绸缎也规定一条外国船只能购买多少。 
    乾隆爷当政的1759年,还批准实行两广总督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其中规定:1,除十三行的行商在指定的地区外,不准任何人出租房屋给外国人。2,不准借领外夷资本。3,不准外国人雇请汉人役使或参与商业经营。4,不准“外夷雇人传递信息”! 本来是正常的贸易活动,却都成了罪行! 
    更可怕的是将一些同外国人交往行为泛政治化。有时教洋人认识汉字、或介绍国内的一般情况,也成为“泄漏事情”、“私通外国”等可以置之死地的罪名。从明代开始,至鸦片战争后颇长时期,这个局面都没有改变。16世纪末,利瑪窦从澳门到香山,就看到过这样的盖着总督大印的布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翻译)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 “百姓情况”竟然成了不得泄漏的国家机密!这些限制的实质是剥夺中国人的经济自由和其他自由。 
    这些状况的形成又是源远流长的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爷的话来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这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如此愚昧和专横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一.边患频仍。 
    困扰有明一代的倭寇,很大程度上是错误国策的产物。“倭寇”包括其首领,大都是中国人,很大程度上就是禁止海上贸易或准许贸易的年代贪官需索无厌和办事不公制造出来的。 而在清代,好些沿海居民堕落为海盗,或成了外国侵略者的雇佣军(如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就有不少中国雇佣军随行),也与经济自由被剥夺后生计困难有很大关系。
    第二.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同时丧失了既有的优势。 
    直至明末清初,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尽管在18世纪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亿人(占当时人类三分之一)的惊人记录,虽有局部性的社会动荡,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安定地活下来了。不过,有的学者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后指出,当时中国在经济上亦已落后一大截,以农业来说,“英国13-14世纪的劳动生产率为2369公斤/户,不仅明显高于宋代,而且还高于19世纪中叶的清代;英国传统等级社会解体时期15-16世纪的生产率为5520公斤/户,竟是19世纪清代的2.8倍……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古老的习惯法(Customs)对个人权利的某种保护,无疑是劳动生产率得到相对良性发展的原因之一。” 问题出在制度落后造成的劳动者的权利受到侵害。这样的“盛世”蘊含着十分可怕的内在危机:宗法专制统治建构了扼杀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机制;而严格限制对外交流进一步助长闭目塞聪、盲目自大,又抑制了推动社会更新的外来驱动力。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15世纪有这样的对外交流的壮举当然值得中国人引以为傲。但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较一下,两种制度的差别轩轾立见。 
    哥伦布1492年8月2日扬帆西去,历时33天,至10月12日,终于发现了新大陆,揭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在他之前,郑和七次下西洋,最远曾到达非洲西部。他初次奉使是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比哥伦布首航整整早了87年;最后一次下西洋是1430年,也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早62年。每次航行都长达一年多以上,哥伦布更望尘莫及。 
    再看看船队规模:哥伦布第一次航行仅有三艘轻帆船;其中最大的长度不到17米,宽只有六米。此后,他又三次到达美洲,最大一次由17条船组成的船队,人数约为1200人。最后一次航行是1502年4月3日开航,花了21天到达古巴,船队由四艘轻帆船组成。而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带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长四十四丈(约138米)、广十八丈者(约56米)的宝船六十二艘,加上其它中小船只,共二百余艘。 其他各次情况差不多。其规模之大亦远远超过哥伦布历次远航的船队。 
    那么,为什么郑和的壮举无法继续,也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非常明确。首先是宣扬国威;没有说出口的是寻找仅做了四年皇帝就被明成祖赶下台的惠帝的下落。完全是“政治挂帅”!不过,这样的政治不容易玩。“支费浩繁,库藏为虚” ,是终止下西洋的直接原因。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了约二千艘海船。这些船只主要用于下西洋。其中每只宝船造价约需五、六千银两。此外,还要加上各种赏赐品的费用。据说大约花了六百万银两。而直至明中叶时,财政岁支不过三百余万两。如此宣扬国威的收获之一,是朝贡使臣大量涌至。永乐年间,每年来贡的外国使团平均七个。在六下西洋回朝时,竟有十六国遣使臣一千二百人同时来朝!对这些外邦朝贡者,按规矩还要赏赐。明成祖曾说:“朝廷取四夷,当怀之以恩。今后朝贡者,悉以品级赐赍,更加厚不为过也。” 以上还没有计算生还者要赏赐;死去的大约一万人则要抚恤。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这些壮举只好中止。为了让后人不再作航海梦,给国家财政增加负担,连归入官方档案的最完整的航海资料也被兵部尚书刘大夏下令烧掉了。 
    与此同时,明代的法律规定,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就属违法,“若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置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境充军,番货并入官。” 大清帝国更变本加厉,康熙年间,不但本国造船严加限制,在外国打造船只回国贸易,亦在禁止之列;凡因贸易或其他原因飘洋过海在国外逗留不归者,“不得回籍”(开除国籍)!于是,一度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落后了,不但沿海社会经济丧失了发展机会,而且无法建立一支像样的海军。明清之际的英国也是专制王国,但在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他们就实行鼓励造船和买船的国策。当时规定凡建造或购买一艘80吨以上可以远航的大船,便给予20镑的津贴。对远航探险所需费用,女王和大臣更给予慷慨资助并赋予搜捕敌对国家船只的权力,掠夺所得财富,女王和大臣可以分润。 一个海上强国和议会制的民主国家由是慢慢崛起。郑和下西洋400年后,约翰牛持船坚炮利叩关,明成祖下令建造感谢马祖保佑下西洋平安的南京静海寺,竟成了签订屈辱的江宁条约时洋人耀武扬威“拜会”大清帝国大员的场所。而当时打败大清帝国的还不是铁甲战舰,而是二或三桅的木质战船! 
    在西方,哥伦布一类探险者,旨在掠夺黄金、白银、香料、土地或其他奇珍异宝。国王和政府的支持,目的也非常明确: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投资。哥伦布为了说服投资者——国王,整整费了八年!但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国王“封他为新发现地方的总督和副王。他将从这些占领地所制造或经营所得黄金、珠宝、香料及其他商品中抽取十分之一归己,并且一概免税。他对一切开往那些占领地的船只有权投资取得八分之一的股份。所有这一切爵位、职位与权利都可以传给他的继承人和后代,世袭罔替。” 对中国人来说,似乎还应补充一句:西班牙国王也没有因为他是意大利热那亚人而加以歧视。马克思说过,200%的利润可以让人甘冒上断头台的风险!这一点也不高尚,但新世界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再看看西欧的其他情况吧。1215年6月15日,即南宋灭亡前64年,英国以国王的名义公布了《自由大宪章》,其中有一条规定:“除战时与余等敌对之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 后来的英国和其他西欧国王竭力推行重商主义,从全世界寻找金银财富,虽然对进口有很多保护措施,出口是非常自由的。如果150多年后诞生的大明帝国也有这样的贸易自由,倭寇赖于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不存在了,倭祸不就消弭于无形了吗?通过海上的自由搏击,也许大清帝国建立后,郑和的后继者们仍能建造出继续雄视世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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