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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批评发展前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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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7: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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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化得太快”成为人们的共同感受。内心的孤独和焦虑使人们急切地需要了解外界的信息，以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得到他人的认可。于是，我们看到，人们就像一个个容器一样，忙于接收大众传媒的信息。过去的悠闲自在不见了，代之以对层出不穷的信息的追寻。表面上，大众社会的个人非常有个性，但是作为集合体来说，他们是同质化的大众，非常容易受大众传媒的感染。也就是说，在大众传媒时代，个体往往因为害怕被孤立而被迫或潜移默化地服从多数意见，与群体达成一致。因此，大众传媒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位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位。提升大众传媒的品位，也就意味着引领大众向高品位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媒体批评作为文化领域中的活跃分子，应义不容辞地以思想性和文化性提升大众传媒的文化品位，以使其制造出高品位的“时尚潮流”，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
三、媒体批评作为应用批评应与理论批评实现优势互补
文学批评一般分为理论批评和应用批评两大类型。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是理论批评，它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具有“阳春白雪”的特性；而媒体批评则主要是应用批评，不强调理论的建构，它具有“下里巴人”的亲和力，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两者的截然不同使人们往往把它们看成是二元对立、“水火不容”的东西。但实际上，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都属文学批评的范畴，因此它们具有先天的同质性，应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首先，理论批评的创作主体——专业批评家应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撰写媒体批评。如今，撰写媒体批评的主要是一般的大众和报刊的记者编辑，由于缺乏专业的文学知识，或受传媒的经济利益所驱使，他们写的媒体批评往往存在一些不足。当然，有的专业批评家也积极进入媒体批评领域，但更多的批评家，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媒体批评是“小道”，不能登大雅之堂。他们一方面不屑参与媒体批评，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现在媒体批评对读者大众的影响远远大于传统的理论批评，正视这一点，或许对很多学者来说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一是源于传统批评“中心地位”丧失，二是因为媒体批评中存在的“恶俗”。但我们前面说过，在大众传媒兴盛的时代，媒体批评的存在和繁荣是必然的。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指出，机械复制时代由于艺术韵味的凋零，相应地在艺术的功能上，就由展示价值代替了膜拜价值。本雅明分析了“灵韵”艺术衰落和后“灵韵”艺术兴起的社会基础：群众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增大。他对大众艺术持肯定态度。把以现代机械复制技术为前提的现代大众艺术的出现与发展视为社会进步的表现。所以，对媒体批评，我们明智的做法应是积极面对，而不是消极逃避。一味地横加指责也于事无补。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毁灭终究不是出路。”媒体批评存在不足，但这不应成为批评家对其进行“封杀”的理由，相反，正因为它的稚嫩和不成熟，它才更需要批评家的关注和参与。批评家应积极参与撰写媒体批评，作大众的“良师益友”，使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学价值观。
其次，媒体批评应从理论批评中汲取营养，增强精英意识和人文意识。萨特说过，知识分子有两种功能，一是介入社会，在情感上和大众达成互补关系，做公众知识分子；二是守护灵魂，从个人体验的独特性出发，为大众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式。就文学批评来说，批评的类型不同，它们各自的功能也会有所不同。现在的理论批评主要是起到“守护灵魂”的作用，而媒体批评则属于“介入社会”的类型。但这两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实际上，媒体批评很需要理论批评的帮扶。在大众传媒语境下，媒体批评往往有媚俗化的倾向，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媚俗的美学。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美学观与道德。”媒体批评作为大众文化，以通俗性、生动性和形象性赢得了大众的青睐，但通俗不等于庸俗，生动和形象也不应流于肤浅。我们应提倡媒体批评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从精英形态的理论批评中吸收营养，使其具有精英意识和高雅品位，以人文理想作为终极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使媒体批评走出媚俗的误区，自觉地承担起提升大众审美品位的责任，使大众在媒体批评中既得到娱乐，也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专业批评家的积极引导。
再次，媒体批评需要专业批评家加强理论研究。媒体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就迅速崛起，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起步较晚。2000年3月18日，《文汇报》登载了艾春的《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和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这是学术界首次使用“传媒批评”、“媒体批评”的概念，它标志着社会开始了对媒体批评的关注。洪兵认为，要建立健全的媒体批评，必须要有一种审视媒体的目光，而对于公众而言，他们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判断基础。艾春则更明确地指出。传媒批评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翼，有着自身的运动方式与运动规律，而如何正面发挥它的社会批判能量，取决于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中的工作。此后，陆陆续续有学者、专家对媒体批评发表评论，一些报刊杂志及研究机构也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如2001年北京文联研究部举办“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研讨会；2002年《南方文坛》杂志社召开“今日批评家”研讨会，《文艺报》召集中德批评家共同讨论媒体批评等等。但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对媒体批评的研究是不够的，专门研究媒体批评的理论性文章很少。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媒体批评需要专业批评家加强理论研究，为它的健康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促使它由“自发”状态进入“自觉”状态。
最后，媒体批评应为理论批评提供宝贵资源。从1985年开始，中国大量翻译介绍引进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如心理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等。中国由此渐渐发展和构建了理论化批评，并使其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但批评家在忙于构建理论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当下作家作品的关注，致使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理论批评几乎一统天下，应用批评日益萎缩。媒体批评是应用批评的一种类型，它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当下的文学现象，紧跟文学实践的发展。它的出现，改变了理论批评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批评格局趋向合理。但目前学术界对媒体批评的价值还不够重视，不少学者轻视媒体批评，有的甚至是不屑一顾。其实媒体批评就好比一座蕴藏着丰富原始资源的宝库，需要人们去发掘。钱钟书说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陈思和也说过：“文化媒体能从提高文化品位的角度吸取学术领域的最新信息和知识资源，文学评论的实践既为学术讲台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又借助高层次的学术活动来进一步提升文学批评的品质。学院研究能及时贯通社会信息和反馈传媒批评的得失，尽可能地把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转为社会文化的精神，从而使媒体、学术与文学批评共同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象征。”因此，我们的专业批评家应注意搜集和整理媒体批评，使其成为理论批评的宝贵资源。这样，既使媒体批评有了历史性，避免“昙花一现”的热闹，也能使理论批评走出疏于关注现实、坐而论道的误区。
阿诺德说过：“伟大的文化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一种激情，要将他们时代最好的知识，最好的思想从社会的一端传播、搬运到社会的另一端，使之流行不衰：他们殚精竭虑，要为知识去除一切粗糙的、粗野的、难解的、抽象的、专业的和孤傲的成分，要把它人性化，使它在绅士和学者的圈子之外，也能见成效，与此同时，又保留了时代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因而成为甜美和光明的真正源泉。”这也正是文学批评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有识者来探究媒体批评，推动媒体批评的健康发展，从而使其更好地为文学、文化发展服务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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