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媒体批评　文学批评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形态，媒体批评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必须加强对媒体批评的建设，以促使它在今后更健康地发展。 
　　 
　　媒体批评指发表在大众传媒上的，并且从大众的角度考察文艺现象，以当下的作家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的文学批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大众传媒的繁荣发展，中国媒体批评蓬勃兴起。在传媒与大众的共同策划下，中国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潮，一个个专业化或非专业化的批评话题进入大众视野，评论文章层出不穷，争鸣之声此伏彼起。如今，不少报刊都开设有媒体批评的栏目，如《文学报》的“新阅读”、“新书坊”，《南方周末》的“每月新作观止”，《中国青年报》的“新书报道”、“新作快说”等等。而互联网更像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广场”，其开放性和民主性使大众有了充分的“话语权”。在网络上，我们就经常看到网民对当下的各种文学现象展开热烈的交流。媒体批评借助大众传媒的广泛性、时效性和现代时尚的观念迅速向受众传播，对受众影响极大，几乎占据了文学批评的主流地位，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只要有大众传媒存在，就会有媒体批评的存在空间和存在意义。而且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兴盛，媒体批评还有不断拓展的可能。正如本雅明所说的：“随着新闻出版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读者——起初只是偶然为之——加入了写作者的行列……这样，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不清了……读者随时都可能成为作者……从事文学的基础不再是专业化的培训，而是综合技术的培训，这样，文学就成了公共财富。”对文学批评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媒体批评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媒体批评还不够成熟，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如批评话题的错位、批评方式的二元对立、批评的短期性和短视性、批评的媚俗化倾向等等。我们必须加强对媒体批评的建设，以促使它在今后更健康地发展。具体说来，我们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媒体批评自身应加强规范意识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媒体批评的兴盛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我们也应看到，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还存在不健全的地方，这给文学批评转型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媒体批评要有序、合理地发展，就必须加强自身的规范意识。 
　　第一，媒体批评应规范批评的权利范围。大众传播是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它的内容极为庞杂，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众传播的内容定位使它在面对作家作品时，往往没有传统文学批评的“规范意识”，而是“很自然”地溢出文学批评的正常轨道。如今，“媒体批评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造成了批评的无序，这种现状必须改变。我们应明确，作为一种新型的批评形态，媒体批评尽管在批评主体、批评对象和批评接受等方面都与传统批评有很大的差别，但其本质上还是文学批评，因此应遵循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阿伯拉姆在《简明外国文学词典》中将文学批评界定为是给文学作品下定义、分类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的一门学科。由此可见，真正的文学批评，其批评对象应该是文学，批评话题的选择应有文学意义，应以探求文学自身的规律和文学价值为主要动机和目的。也就是说，文学批评的基本权利是在文学领域的范围内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评价，而不是对文学以外的人和事品头论足。当然，在文学研究中，也强调“知人论世”，因此对作家的人格讨论是有必要的，但必须为研究作家的作品服务，以有益于文学的发展为目的。总之，媒体批评是关于文学的批评，它不仅要将文学视为批评对象，而且要将文学视为批评的根本。 
　　第二，媒体批评应规范批评的话语方式。大众传媒的宽松氛围以及商业利益的驱使，导致媒体批评常常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表现出二极对立的批评方式。对其中的“酷评”，曾有学者戏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席狂言天下闻”。这对作家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都极为不利。哈贝马斯在研究沟通理论时曾提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三条原则：(1)真实性，陈述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2)真诚性，说话者不想有意欺骗听众；(3)正当性，话语必须适合特定语境中特定的规范。媒体批评作为一种关于文学的话语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信息交流，因此也应当遵循这三条基本的原则。真正的文学批评应做到公正无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而不应以“文学论争”的幌子来掩盖其主观随意性，以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蒂博代曾指出：“‘争论是文学的灵魂’，‘没有批评的批评，批评本身就会死亡’。当然，争论可以率真、尖锐、激烈，但不能沦为恶意的诬蔑和恣肆的攻击，而是服从理性原则和批评规范的内在制约。真正的批评之所以争论，是因为它有明确的目标感，相信真理是存在的；它为真理而争论。而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需要指出的是，媒体批评有大量直感式、印象式的批评文字，但这不能成为主观随意性的理由。在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不少文论、诗文、词话都是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直感和印象之谈，但它们往往能一语中的，抓住文学现象的要害所在。因此，媒体批评的“直感式”“印象式”的背后也应该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在支撑。 
　　第三，媒体批评应增强批评意识和发挥监督功能。在现代信息时代，对信息的把握和追寻，成为大众传媒在激烈竞争中立足的基础。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资源。很自然地也被纳入了大众传媒的运行轨道。这使媒体批评具有较强的新闻性，它以“紧跟创作潮流”的姿态对当下的作家作品进行评介，具有捕捉现实的敏锐性和针对性，并侧重于对文学的功效性和传播性的推动，成为文学生产和消费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少媒体批评具有一定的商品性。但“商品性”不等于“商品化”，批评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失却自身的品格而沦为商业的附庸。鲁迅曾说过：“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的也算作色)，而凡颜色并非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套用鲁迅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批评之所以是批评，就因为它有批评自身的独立性和规律性，而不是纯粹的商品广告。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学不仅仅是大众传媒的信息资源。更是文化领域中的艺术，对它的批评应注重挖掘其内在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另外，在大众传媒语境下，媒体批评应注意发挥监督功能。拉斯韦尔将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生物有机体，认为必须时刻监视周围的环境才能确保生存的需要。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具有敏锐性和及时性，这使它义不容辞地承担了监视环境的任务。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媒体批评，也应起到“社会雷达”的作用。因此，批评者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捍卫文学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也就是说，媒体批评应增强批评意识和批评精神，以人文性、批判性、超越性对当下的文学现象做出科学的评价。媒体批评作为先进文化构成应自觉对文化市场进行监督、批判和匡正，正确引导文艺的生产和消费，为文化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媒体批评应与大众传媒实现良性互动 
　　 
　　媒体批评是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的联姻，两者应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一方面，大众传媒要加强对媒体批评的管理引导。媒体批评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具有狂欢化的色彩。巴赫金曾说过，狂欢化打造的是一种“广场文化”——广场不像哥特式建筑那样尖顶直逼云霄，气势咄咄逼人，也不像中国古代庙堂那样层次分明，等级森严；相反，广场广阔平坦，有很强的亲和力，不管男女老少、尊卑贵贱都可以在这里休憩、聊天、狂欢。但自由、宽松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无限制，大众传媒在给大众自由的同时，也有责任对大众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不能任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大行其道。大众传媒贴近大众，但不等于“媚俗”。马克思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真正的艺术，应对欣赏者具有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使欣赏者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自我素质得到提高。大众传媒在强调经济效益的时候，也应考虑社会职责、社会效果、社会价值等问题，更多地发表一些有艺术价值的媒体批评，引导大众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大众传媒应有计划地推出优秀的媒体批评专集，这既是对作者创造性劳动的肯定，也能使这些批评发挥“榜样”的积极作用，可谓是一举两得。另外，大众传媒应加强媒体批评栏目的策划。现在，不少大众传媒都有媒体批评的专栏，有的已形成一定的特色，如《羊城晚报》的“花地论坛”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媒体批评栏目的形式和内容相似，缺乏鲜明的个性。大众传媒应在市场调研和结合自身优势的基础上精心策划，争取形成“品牌栏目”，以扩大媒体批评的影响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媒体批评的选题策划。所谓选题策划，也就是传播学里的议程设置或议题设置，即事先由编辑人员精心挑选若干问题，邀约专家学者或权威人士研究论证、发表意见；或事先由编辑部在刊物上抛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议题，呼吁读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争论。《读者文摘》的编辑部在选题时会认真思考如下问题：“它可以被引述吗?是读者会记得、思索和讨论的东西吗?它实用吗?是大多数人的兴趣和谈话的题目吗?它有永恒的趣味吗?”这可以成为我们媒体批评选题策划的参考。需要注意的是，现在不少媒体批评的选题还处于“哗众取宠”的层次，缺乏对文学的真正关注。今后大众传媒应对媒体批评的选题进行严格把关，严格论证，以使选题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体批评的社会效应，为当下的文学发展服务。 

　　另一方面，媒体批评应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传播效力扩大批评的传播和影响。汤普森说过，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介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互动的空间和时间构成的结果；大众传播媒介扩展了符号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有效性，但它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实现的，即它容许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别的中介性互动。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传播的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大众传媒作为影响力最大的传播媒介，已居于社会生活的中心，成为了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因此，媒体批评应正确运用大众传媒的运作理念，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效力，以扩大批评的传播和影响，使文学批评更顺畅地“飞入寻常百姓家”。另外，在现代信息时代，大众传媒不仅延伸了人们的各种感官，而且还控制着社会的话语权，具有强大的社会舆论导向功能。如今，人们几乎无法不受大众传媒的影响，由此出现了传播学中所说的“从众效应”。所谓从众效应，是指作为受众群体中的个体在接受信息时所采取的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心理和行为的对策倾向。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不是我不明白，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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