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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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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8: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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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主要包括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文化活动、传媒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探讨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现状是新时期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的基础。新时期推进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必须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更加关注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多维性，推动农村多样性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现状分析；对策思考
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是民族地区乡村和谐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透析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现状，提出对策，对新时期民族地区乡村构建和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活动文化、传媒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现状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的对策。
一、乡村文化的基本界定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形成民族认同、民族心态的重要载体。所谓乡村文化，是与城市文化相对而言的，从广义上是指农民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积淀的总和；狭义上是指满足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交际等方面的精神食粮。乡村文化的发展主要满足三个梯度的需要：一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文化需要；二是家族、族群、乡村文化交流的需要；三是本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需要及与外来多元文化交流互动的需要。满足个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生产生活等方面活动的交际需要，是维系家庭伦理道德、家规、血缘亲情情感的重要纽带。这种文化主要是以口头文化为主的代际之间的世袭。满足家族、族群、乡村文化交流的需要是前一个梯度文化需要的扩展，是本乡村、家族、族群生产生活的语言诉求，是维系、传承和发展族规、乡村规范和维护乡村安全稳定的重要纽带。满足本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需要及与外来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需要是乡村文化更高一级的需要，这是乡村文化向更宽的领域扩展，这个时期的乡村文化更注重在宏观方面驾驭前两种乡村文化的发展，更具有普遍性地代表本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与外来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主渠道。
二、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分析
(一)少数民族乡村民族语言发展分析
1．少数民族乡村民族语言的使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目前大部分乡村都使用民族语言，在家庭成员的交流、村民之间的交流、本村的宗教祭祀活动等基本上是使用当地民族语言。有些民族语言还成为乡村集市贸易的交际语言，成为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委会工作人员办公、下乡执行公务与当地农民沟通的重要语言之一。如在走访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太平镇集市、南宁市吴圩镇集市等时发现农民基本上是使用当地民族语言作为买卖交易的载体(诚然，也有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使用普通话进行买卖交易)。这说明民族语言是广大乡村交际、集市贸易的主要语言，甚至成为乡镇机关单位的第二交际语言，扮演着重要角色。
2．少数民族乡村普通话的使用。目前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普通话的使用者大概分四个群体：一是企事业单位群体，二是中小学群体，三是农民工群体，四是务农群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使用普通话的机会和频率最高；中小学群体次之，农民工群体再次之，务农群体最少。在调查过程中，企事业单位群体接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高，都能够懂得使用普通话，尤其是政府工作人员，能够说流利的普通话，普通话成为他们工作中首选的语言；中、小学群体，中、小学校的学生都会说普通话(包括一些民族地区的民族中小学学校的学生)，中、小学校基本上是使用普通话作为教学的第一语言，民族中、小学一般采取双语教学，普通话是其中的一种；对于农民工群体，这个群体由于外出务工与外界交流的机会较大，并且有较强的交际需求和动机。马克思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由于业务的需要，迫使广大农民工学习普通话，或在一定的环境中受到熏陶。因此。很多人懂得运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基本上可以达到交际的目的。而对于务农群体，在民族地区的乡村，尤其是自然村的务农群体，他们由于受单一语言系统影响最深、时间最长，与外界交流的动机和机会相对较小。有些自然村还停留在牛耕时代，很多的农民根本无法听懂普通话。
3．少数民族乡村外来语的使用。乡村使用外来语是指非本民族、本地区语言，包括外国语(英语、法语、东南亚国家语言等)、汉语(相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相对汉族地区)等。少数民族乡村能够使用外来语的主要是中小学教师、学生、部分乡村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相关外贸人员。在沿海地区的乡村外资企业比较多，涉外贸易比较频繁，使用外来语的机会也比较多，也有些旅游景点附近的农民也懂一些外来语，他们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但由于外来人口来往密切及商贸之需要，逐渐地懂得了一定程度的外来语。
(二)少数民族乡村宗教文化发展分析
1．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当前乡村普遍存在多种宗教信仰，主要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原始宗教等，其外在表现形式为信仰上帝、真主、神、天、山、水、数、土地、祖先等，它们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有神论、天国论、灵魂论等。在随机调查的过程发现，除党员外，有近七成的农民信仰过宗教迷信，有些农民同时信仰多种宗教，如既信仰佛教、道教、儒教、甚或“儒、释、道”合为一体，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信哪种有效。农民比较注重短期的利益和心理企望，其信仰宗教的动机主要表现在为某种特殊的利益，尤其是为了眼前利益而迷信宗教，比如当有家庭成员生病久治不愈时就会通过请巫婆驱魔、烧香拜山、拜神敬鬼等歪门邪道，病急乱投“医”。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人们在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空虚等境况，贫困、疾病、灾害、犯罪、动荡、战争带来的社会不安和苦难，以及生命和宇宙中还存在的很多尚未作出科学解释的现象，都可能成为促使人们到宗教中去寻求精神依托的原因。”也有的农民为长期利益而信仰宗教迷信，有的家庭每逢农历初一、十五都会烧香拜神，到寺院、土地庙等地方烧香祈祷。因此，农民的宗教信仰具有目的性、随意性、不稳定性、多样性等特征。
2．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宗教信仰迷信化。迷信化是乡村宗教信仰的一个变种。宗教与迷信不同，但宗教和迷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广大乡村，宗教和迷信往往交融在一起，农民很难明辨是非。功利性、虔诚性使农民无法了解宗教与迷信的鸿沟，再加上农民接受的文化素质教育普遍偏低，辨别能力有一定的限度。乡村宗教迷信化是当前许多农民宗教信仰发展的主流向度。
3．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宗教信仰的异化。异化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文化话语，乡村宗教信仰的异化是指乡村宗教信仰的邪恶化，其主要表现在农民对“法轮功”的迷信，在一定时期乡村出现对“法轮功”的信仰。孰不知，“法轮功”教义是对佛教教义的歪曲，是佛教教义的一个变种。它在本质上是与宗教水火不容的，因此，宗教应该是根除邪教的锐利武器。
(三)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活动发展分析
1．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农闲时期的业余活动。在问卷调查和访谈过程中发现，少数民族乡村农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打麻将或打扑克，这部分人数占乡村农业人口的65.2％。这个群体主体是乡村失业人员。乡村失业现象在乡村越来越凸现，由隐性失业逐渐变成显性失业，成为影响地方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出外打零工的占19.5％，这些农民类似农民工，但一般在附近乡镇企业从事短期的劳动或商业活动等。在家看电视、电影、读书报之类的占11.6％，这部分人一般包括老人、孩童和一些比较懒惰的农民。参加文体活动的占3.7％，这个比例在乡村虽然比较小，但已经崭露头角，成为乡村业余活动发展的火车头，引领广大农民步入健康文明的多姿多彩的活动。如在歌舞协会、篮球协会、青年志愿者协会、农民协会、舞狮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组织下的各种业余活动，丰富了广大农民的业余生活，促进乡村文明健康发展。
2．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和宗教迷信活动。民族传统节日在乡村广为流传，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成为农民休闲、丰富饮食、增进友谊、明辨时令、怀念故友、思念亲人、加强团结和祈求全家健康平安、来年风调雨顺、事业昌隆、人丁兴旺等凝聚农民心态的重要载体。如壮族的三月三歌节、中元节；侗族的新婚节、架桥节、花炮节；瑶族的禁风节以及春节、中秋节、姓氏节、重阳节、清明节、端午节、民族节日等。在调查中发现，90％以上农民喜欢参加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每年参加这类活动的次数一般不少于十次。诚然，农民从事宗教迷信活动也是乡村不可或缺的活动之一，尤其在少数民族更加能够显现，有四成左右的农民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宗教迷信活动。
3．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党组织活动。这类活动主要是针对乡村党员干部的活动。由于乡村党员的人数较少，且大多数是老年人，青年党员人数甚少，乡村党组织活动有一定的难度。同时也反映出近年来乡村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乡村青年党员的发展和乡村党组织的建设仍有很大的空间，党组织在乡村大有可为。 (四)少数民族乡村传媒文化发展分析
1．乡村电视电话等传媒发展取得一定进展，电脑、网络也开始进入乡村，成为乡村文化发展的新动力。据有关数据统计，近年来广西乡村传媒文化取得很大进展，少数民族家庭拥有的电视、电话、影碟机等的数量稳步上升，从1995～2004年，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视、电话、收录机、影碟机的数量如表1所示：
这组数据显示，广西民族地区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话机由2000年的8.14部上升到2004年的39.61部，五年内翻了近4.9倍；彩色电视由1995年的5.04台到2000年的30.04台，是原来的6倍，并呈逐渐上升趋势，至2004年广西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数量为53.90台；移动电话、彩色电视、影碟机等数量不断上升，而传统型的传媒如收录机、黑白电视拥有量逐渐减少，说明农村黑白电视市场逐渐被[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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