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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旅游思想:研究述评与再审视

时间:2009-8-8 16:38:40  来源:不详
[摘要]目前学术界对孔子旅游思想的研究涉及到孔子旅游活动的分类,远游观和近游观,提倡听乐观礼的文化之游和体山悟水的自然之游,反对佚游等旅游态度,以及山水比德的旅游审美观等,并认为孔子的旅游思想是功利性的。本文在评述前人成果基础上,指出研究中存在对“旅游”内涵界定不明确,对旅游行为分类不合理,论证中的牵强附会之风,以及比德观的简单化认识等问题,并对孔子“比德”的旅游审美观进行了再审视,认为对孔子的旅游观做功利与否的断定是不切实际和没有意义的。
  [关键词]孔子;旅游思想;比德;审美观
  
  随着当今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这种休闲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引发多维度、跨学科的学术思考,对旅游进行的“历史的追问”随之展开,其中对孔子的旅游思想及相关思想的研究较早发轫。本文从孔子的旅游活动及其态度、孔子的旅游观等两大方面进行文献分析、总结,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自己的看法。
  
  1 对孔子旅游行为及其态度的研究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一生经历可分5个阶段。30岁之前成长、学习,曾观览过鲁国的太庙。30岁到50岁之间为早年讲学时期,曾到京师洛阳观览周代的礼乐制度,适齐问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并“登泰山而小天下”。51岁至54岁仕于鲁,有机会利用政治地位观览到更多的上层文化,如在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参与了腊祭之后便到太庙的门阙上游览。55岁到68岁,孔子吟唱着“悠哉游哉,维以卒岁”度过了14年的周游生涯,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7国。他曾止于岸边,驻足桥上,览山川美景,叹世事人生;也曾之于杞、宋,探寻夏商遗存。68岁以后,落叶归根,整理典籍,传道授业。闲暇之余同弟子或游于舞雩、古泮池,或“游乎淄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于游中教学相长,陶冶性情。孔子一生游历丰富,形成了较系统的旅游思想。
  
  1.1对孔子旅游活动的分类
  许宗元将孔子的旅游活动概括为学游、仕游、文化之游;李小波将其分为游览、游学和游仕。孔子的旅游,大部分时候不是单纯的为旅游而旅游,也就是说,他的旅游行为没有完全独立出来,与学礼问乐、求仕悟道等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2远游观和近游观
  喻学才首先对孔子的近游和远游思想进行了分析。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明显地表达了他提倡近游的思想,这一方面是儒家提倡孝道、注重人伦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春秋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社会战乱频仍,动荡不安,客观上限制了远游行为的发生。但孔子也不是一味地排斥远游的,儒家主张为人“孝悌”,更主张修齐治平的远大抱负。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意思是君子不应眷恋乡土,应奔走四方增长见识,实现抱负。李强以“游必有方”为切入点。认为孔子倡导的远游观既注重实践过程,本身也是有效的教育手段,对道德修养和君子人格养成具有重要作用。另外,王淑良等对此也有所论述。孔子的近游观和远游观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对立统一的,孔子本人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载本身就是这一思想的最好注脚。远游与近游,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忠”与“孝”,君子的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矛盾统一。
  
  1.3反对佚游
  所谓佚游,是指放纵游荡而无节制。孔子曾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也。”《论语集释》引王肃曰:“佚游,出入不知节也。”孔子反对超出个人身心承受能力与社会礼制许可程度的放纵游乐,认为这种快乐最终必然导致“损”己;而对于统治者来说,损己又必然与损国损民联系在一起。孔子对佚游的批评成为后人反对佚游,特别是反对统治者佚游的锐利武器。
  
  1.4提倡听乐观礼的文化之游
  孔子行游四方,注重听乐观礼,开文化旅游之先。首先是适周问礼。《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已,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孔子适周意在学习礼乐,特别是向老聃学习礼乐。此外据《说苑·敬慎篇》、《孔子家语·观周》等书的记载,孔子在洛邑还曾瞻太祖后稷之庙,观乎明堂,《论语·八佾》所载孔子之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或即观周朝文物制度后有感而发。另外,孔子访齐,曾与齐太师交流关于“乐”的见解并听韶乐而忘我。《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于游中学习、欣赏古代的礼乐文明,实为一种文化之旅。
  
  1.5注重体山悟水的自然之游
  孔子曾“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激发他悲悯苍生、施行仁政的抱负。亦曾望着滔滔的流水,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体悟到物生而不穷,天运而不已的自然法则。《孔子家语》载:“孑L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侍侧。孔子四望,喟然而叹曰:‘于斯致思,无所不至矣!’”山野幽静,空气清新,置身其间,干扰消遁,杂念摒绝,正可静思深虑。由旅游而致思,收到平时难以收到的工作效率,解决平时难以攻克的问题,这种旅游致思观,是独到的。
  
  2 对孔子旅游审美观的研究
  
  人们对孔子旅游审美观的研究,集中于对其“山水比德”的自然美学思想的探讨。“比德”思想源于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比”指象征或比拟,“德”指伦理道德或精神品格。意思是在欣赏自然景物时,观照其特征,通过类比联想到人的道德品格,把自然山水人格化。《荀子·宥坐》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洗洗乎不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人,以就鲜絮,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这里,明确地把人的道德修养、品格节操与水的自然特征相比拟,水因而获得了丰富的社会意义。
  人比德于自然,意味着自然美的本质是社会美,自然美的根本属性不是自然物的自然属性,而是自然物所象征、比拟的社会性。社会性不是自然物固 有的,而是人在与它发生(审美)关系(比)时,从观念上赋予它的。这一理论,初步揭示了自然美的本质,这是它的历史功绩。同时研究者也注意到,这一理论将自然物之美拘囿于人的伦理道德情感相通的范围内,事实上又不可能真正深入地把握自然美的本质,从这个角度讲,比德说作为一种自然美理论,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孔子的比德观可以说是他游历名山大川的人生体验,也是他对山川之美之于人格陶冶的理论概括。它带有原始儒家思想的投射,从美学史的角度反映了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
  正是基于孔子山水比德的审美观,所以学者们几乎都认为孔子的旅游思想是功利主义的。一方面,根据《庄子》中庄子借老子之口以“游方之内者”与“游方之外者”道出孔子与庄子旅游观的不同而认为孔子的旅游观带有功利性,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孔子具体的旅游行为和比德思想的考察。不管是适周问礼还是周游列国,孔子游学、游仕,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仁政理想。看到了比德观的社会性,从而认为孔子提倡的旅游是一种健全人格理想,提升文化品位的实践方式,因而是功利性的。许宗元指出,“孔子的人生哲学最看重建立标准健全的人格,因为以此可以维系人伦。这种人格有三要素:仁、智、勇。孔子认为,达到仁智勇的首要方法,第一途径是格物致知,旅游正可格物致知。”

  此外,研究者还涉及孔子的“信而好古”、“兴灭继绝”的文化意识对旅游史料的保存,孔子思想的义利观对中国探险旅游的影响等。
  
  3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再审视
  
  总的来说,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孔子旅游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从旅游文化这一新的角度认识孔子,以及当今旅游文化的建设等都有一定的启发,但同时还存在许多问题。
  
  3.1未对孔子旅游思想中“旅游”一词的内涵做出准确的界定
  不可否认,虽然孔子时代没有“旅游”二字,但作为一种休闲行为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但孔子时代的旅游与现代大众化时代的旅游必然有很多不同。比如,在古代,“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出门远行时间太长而父母心生挂念,所以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而如今乘飞机做洲际旅游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古今的旅游行为因时间空间观念的不同必然不可一概而论。
  研究孔子的旅游思想,固然有益于加深对孔子的认识,更重要的恐怕是从孔子处得到启示,指导当今的旅游实践。所以,既要认识到古今旅游行为内涵的不同,又要看到其相同之处,这种“相同”之处才是研究的重点。所以,对古今旅游的认识,要统摄于同一视角之下。本文认为,对“旅游”的界定除了是“离开惯常居住环境到异地做短暂逗留”外,还要注意两点:其一是行为的主动性。匡亚明在论说孔子访问列国的经历时说“这里用‘访问列国诸侯’,不沿用‘周游列国’,因为后者使人有一种逍遥自在之感……如果说孔子离鲁时事前就有什么计划,逍遥自在的去周游列国,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孔子仕鲁碰壁,才被迫弃官出走,一路历经坎坷,“累累如丧家之犬”,把孔子的“周游列国”简单地认为是旅游活动,既于史不符,亦没有认识到旅游行为的主动性。其二是审美娱乐性。旅游的目的在于通过体验得到愉悦。从这一点上看,孔子周游列国虽不是旅游活动,但其周游途中偶遇美景,登山临水,于斯致思,行为是主动的,目的又在于审美,可谓真正的旅游。
  
  3.2对孔子旅游活动的分类存在问题
  分类大体如前所述两种。且看“游学”与“学游”,“游仕”与“仕游”的区别。游学、游仕的目的在于求学求仕,而游是手段。既然是对旅游活动的分类,落脚点必然在“游”,所以说“学游”、“仕游”的分类更抓住了本质。我们知道,孔子之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旅游行为与其他行为相伴随而发生,“学游”、“仕游”就是根据旅游所依附行为的不同进行的分类。另外,把“文化旅游”与“游学”、“游仕”相并列,造成了分类尺度的混乱。实际上,根据旅游的对象物的不同,可以分为礼乐文化之游和山水自然之游。
  从当今的旅游行为看,有人单纯为旅游而出行,有人是在会议之余,有人则利用探亲访友的契机,但这些情况下进行的旅游活动并无本质的不同。现在有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等的分类,但中国的自然与人文本身就有紧密的联系,在实际的旅游中很难划分清楚。孔子的旅游也是如此。在求学求仕之中遭遇山水,或赏心悦目,或凝神致思,与其与弟子在暮春时节“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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