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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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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8: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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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文化理论的译介传播情形与别的领域不同，它的表现方式往往是在社会文化影响之下通过语言译介传播而实现，通过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译介传播借鉴任何他人的理论时，不能只是单纯的“拿来”了事，要特别注重分辨其功能和范围界限，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要分别加以区分地予以接受。在众多学者的对结构主义理论的研究中，以周英雄为代表的台港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的研究中是比较突出的，它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中国译介传播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这为以后结构主义批评在大陆的译介、传播和研究架构了桥梁。
关键词：结构主义理论；中国；译介；传播
一、结构主义理论的内在意义和早期译介传播
本世纪60年代后期，结构主义理论开始在西方流行并风靡西方学术界，这是一股取代了萨特的存在主义而占据战后法国文化学术界并轰动欧美各国的社会文化理论思潮。这一理论学说其实最早源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学说，它是在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所作的一种理论的发展和改造。结构主义理论本身特别强调一切事物整体模式的总体研究，从文学研究方面来讲，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一种文学文本的内在“深层表意结构”。在很多方面，它也犹为注重采取某种高度抽象的主观表现方式去表现多种事物的内涵结构或深层结构，因为它认为，一切事物的结构都可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其中，表层结构是显现于事物表面的、外表化的结构体系系统，特征是外在的、感性的、可感知的；深层结构则是隐藏或隐含在事物中的内在结构或模式化系统，特征是内在的、理性的、不可感知的，往往只能用抽象手段把它概括出来。可见，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借用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那种注重事物客体的、客观分析的科学主义表现方式，把一切事物研究的重心转入了事物本身的内部结构的结果。这样，它放弃甚至排斥社会文化环境在事物研究中的合理化作用和功能，并极端地以单纯客观语言模式去建立多种事物研究的普遍模式或规律，甚至把它当作研究万事万物的普遍模式或规律，这是结构主义理论方法所存在的不足。目前，运用结构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已遍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理论等各个领域，例如：目前已经有了结构主义心理学、结构主义历史学、结构主义数学、结构主义文艺理论、结构主义美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西方结构主义理论代表人物有：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福科、阿尔杜塞、巴尔特、格内马斯、托多洛夫、热奈特、皮亚杰、雅各布逊等人。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法国的巴尔特、德里达等人对结构主义理论的反叛与放弃，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的西方已经成为了过眼烟云。而此时，结构主义批评开始正式进入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在中国的文学学术语境中，它就像是一个新生时代的宠儿，引来的是对它高度的关注、大量译介和广泛的传播。最早介绍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并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中国文学作品的是台港学者，像张汉良、郑树森、周英雄等人，都曾对结构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和把结构主义运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其中，台大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张汉良先生，就曾大力倡导采用结构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研究唐代传奇，并不遗余力地将唐代传奇按照新的诠释方法予以重新通盘整理，使得唐代传奇被赋予了新的文学意义，他这样做实际上是把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层次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90年3月，周英雄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中，通过《结构主义是否适合中国文学研究》和《结构、语言与文学》两篇文章系统地介绍和评述了结构主义批评的内在本质以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他认为，由于结构主义理论较为注重事物的内在“构造“和”关系“的理性（这是从整个结构主义思想的基本假设逻辑地推衍出来的），因而它具有反经验主义和反历史主义两大特征。根据他对雅克布逊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特别是对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理论的探讨，认为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否适合中国文学批评实践，是一件很难下结论的事情，应该视个别情形而定，或者利用一种特别的结构主义理论研究方法来特殊处理中国文学批评。此外，在后一篇文章中，周英雄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所谓结构主义神话学理论又作了综合评述，比较了神话与文学之间的差异性特征，提出了较为宣明的观点：“神话的内在结构，历经时间与空间的冲击，而不改变其原形，同时神话重内涵更甚于表现形式，因此个别神话之间屡有雷同之情形，其用意即要一而再，再而三反复重申。然而文学的情形则不相同，文学除了表现人性的共同性之外，也重表现形式，而此表现方式往往直接受语言，或间接受社会文化影响”，周英雄之所以要给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下这样的结论，理由在于他要告戒人们：在借鉴任何别人的理论时，不能只是单纯的“拿来”了事，要特别注重分辨其功能和范围界限，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要分别加以区分地予以接受。总的来讲，周英雄的对结构主义理论的研究，在台港学者的这一理论的研究中是比较突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中国这一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这为结构主义批评开始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实践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而且为以后结构主义批评在大陆的译介、传播和研究架构了桥梁。
在大陆，早在1975年，就有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写文章介绍有关结构主义理论。最早发表的介绍文章是1975年《哲学社会科学动态》第4期上的题为《近年来欧洲结构主义思潮》，这篇文章对结构主义理论持负面否定态度，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哲学社会思想体系由盛到衰的体现，毫无进步理性意义可言。1978年，又有几篇关于结构主义批评的译文出现在《哲学译丛》上，但都没有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语境中产生较大的反响，使结构主义理论在中国一开始并不走俏。但是1979年发表在《世界文学》第2期上的袁可嘉的那篇《结构主义文学述评》使这一现象出现了转机。在这篇文章中，袁可嘉对结构主义批评理论的历史背景、发展渊源、理论内涵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还对这种理论在多种文学体裁（散文、诗歌、戏剧）中的批评实践进行了充分的评述，还指出了结构主义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一是结构主义批评的主要功能是采用语言学的成就和方法来分析文学文本中的语法结构的；二是结构主义是一种致力于挖掘神话、童话中的无意识结构现象，把它们作为自己理论批评的目标，阐述其理论新成果的新型研究方法，而这一切又是以社会人类学理论、精神分析思想的假设为铺垫的；三是结构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它要力图在某个文学体裁内部的模式演化中进行层层论述，从中搜寻一些规律性的线索，以此作为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尽管袁可嘉对结构主义理论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他同时也认为结构主义批评家的理论做法实际上是一种“不考虑产生它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作者的世界观的，这就会使文学成为无源之水，一个僵化的机械的系统”，他还指出：“作为文学批评，结构主义学派一个严重缺点是它常常脱离了作品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但无论如何，袁可嘉对结构主义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关于这一研究的新局面，为结构主义理论以后在中国的长驱直人奠定了基础。1980年，袁可嘉又翻译了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一种活动》一文，并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上。
1979年，李幼蒸作为结构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的专家，在《法国结构主义哲学的初步分析》这篇文章中，对法国结构主义批评产生的哲学文化背景、性质、观点、方法论基础、以及语言学模式、价值观等作了较为全面地探讨。在论及法国结构主义的哲学表现时，他认为结构主义本身就内存着一种反主体性意识、反意识中心论和反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特征。在1981年，他又撰写了《关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辨析》一文，在文中他探究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流派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连带关系，以及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内在定义内容，指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概念之间的内在源源。在1980年—1984年，他又在《结构主义评介》中，就法国结构主义批评的几位代表人物（尤其是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康）和他们的主要学术思想，以及结构主义的发展历史和基本特征，他都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此外，1980年，李幼蒸又翻译了比利时人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这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专门论述结构主义的译著。它的出版促进了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结构主义这一西方文学批评方式在遥远的中国受到极大的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关结构主义理论的文章还有1981年《外国文学报道》第3期张裕禾的《新批评—法国文学批评中的结构主义流派》、1983年《外国文学报道》第1期邓丽丹的《文学作品的结构分析》、1981年《外国文学研究》第2期王泰来的《关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以及1981年《哲学论丛》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论述结构主义的译文。
在1983年，张隆溪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4篇介绍结构主义理论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分别介绍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人类学、结构主义诗学、结构主义叙事学原理以及捷克结构主义理论。与以上几位学者不同的是，张隆溪对结构主义的研究是在收集了大量西方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完成的，相对来讲，他的研究资料翔实，视野开阔，全面而深入，并开始注重用结构主义批评理论来对中国文学进行批评实践。尤为突出的是，他在论述结构主义理论时，援用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相关材料来证明其观点，例如：在评介雅各布逊的结构主义文本有关语言的结构理论时，他认为雅各布逊的那种“诗性功能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引申到组合轴”的观点其实是认为语句的构成始终是具有选择（selection）与组合(combination)两轴，诗性语言就是在前后邻接的组合中出现对等词语。从张隆溪开始，结构主义正式进入中国文学批评时实践。
二、结构主义理论的有效译介传播方式
从1984开始，中国文学研究界兴起了一股“方法论”热潮，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推动当时的结构主义批评研究的动力。当时的《文艺研究》、《当代文艺思潮》、《文学评论》等综合性文学评论刊物都开辟了这一理论研究专栏，并且在厦门、桂林、扬州等地召开的几个全国性的文艺理论讨论会也都把结构主义作为中心议题，使得结构主义在登陆中国的短短几年之内，就出现了几十种译著，形成了一股研究结构主义的高潮。1984年，倪连生等翻译的皮亚杰的《结构主义》，作为中国大陆第一本结构主义原著的译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7年，董学文等翻译的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要素》（译著书名《符号学美学》）（后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写作的零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李幼蒸翻译的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以及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1989年，由胡经之、张首映主编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由于较为系统地翻译了法国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巴尔特、托多洛夫、热奈特、格内马斯的代表性著作，为中国结构主义批评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使其它的一些译著纷纷登场，诸如：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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