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发生后，一批国统区漫画家来到延安，他们在热情歌颂抗战主题的同时，也用讽刺漫画作武器，批评延安社会的一些消极现象。延安整风运动前后党中央对漫画艺术的指导，使延安漫画家实现了政治和艺术的转变，并使延安讽刺漫画的风格发生了转变。

　　[关键词]讽刺漫画；延安整风；文艺精神

　　Abstract：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broke out，a number of caricaturists left the KMT-controlled area and came to Yan’an. While they sang high praise of the anti-Japanese themes，they used caricature as a weapon to criticize the downside in Yan’an. Around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Yan’an，the guidan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on caricature helped with the artists’ transformation in politics and art as well as the stylistic change of Yan’an caricature.

　　Key words：caricature；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Yan’an；spirit of art and literature
　　
　　抗战开始不久，由于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日益强化[1]226，国统区漫画家越来越多地奔向延安。据统计，1938年5月到8月间，从武汉、西安等地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有2 288人[2]，几年间，人数达到40 000[3]。张谔、蔡若虹、张仃、胡考、华君武等漫画界名流也都在这一时期到达红色圣地延安。这些文艺家来到延安后，感受到那里的氛围：“官兵平等，军民平等。延安的天地确实不一样”[4]106，精神上极为满足快乐[5]。知识分子讴歌延安，把它想象成“母亲”、“家”。
　　1938年6月，“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全国漫画作者协会”成立，重申要进一步发扬“左翼美联”的优良传统，紧扣抗日使命，参加广大的群众团体，开展统一战线的美术运动[6]576，这给延安美术界带来极大的影响。1939年2月和10月，延安美术协会和漫画研究会相继成立。1941年8月3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召开，会议发表全国通电，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进行声讨，要求文艺界本着自己的艺术良心，揭露抗战中的许多现实的真理，告诉人们在战斗中应该循取的光明的道路[6]469-470，呼吁“言论自由”，“保障人权”[6]475-476。文艺界的这些活动，激发了美术家们的社会责任感。
　　
　　一
　　
　　来到延安的漫画家们大多数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1938年4月鲁艺成立后，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沙可夫提倡自由创作的文艺发展思路。在鲁艺成立1周年大会上，边区教育部长李维汉从培养革命文艺先锋堡垒[7]2的角度批评了鲁艺的“右”倾错误，但是他不主张对文艺进行过分的政治干涉。他指出“要求艺术直接服从于政治、把政治的口号放进艺术作品中、文艺作品成为简单的宣传品、革命的艺术家成为职业革命家、艺术工作者直接做罢工的领袖和工人的组织者”等做法都是不对的，强调要明白艺术与政治的不同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8]。在鲁艺早期的艺术自由环境下，艺术家爆发了极大的创作热情。张谔、蔡若虹、华君武、张仃、朱吾石、陈叔亮、施展、亦光、郭钧、许群等人，在《解放日报》、《新中华报》和《前线画报》上刊载了一系列漫画作品。他们还以墙报、展览会等形式创办了各种主题的作品展[9]。
　　这时期的作品主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揭发国民党势力消极抗日的行为
　　1938年到1942年是国共合作时期，督促国民党积极抗日成为延安宣传思想的主题。例如《顽固分子制造反共摩擦，实际帮助敌寇汉奸汪派》、《逆流》、《我正在后退，为什么你倒前进呢?可恶的统一破坏者》等作品，抨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妥协投降的政治行径；《前方将士要军粮》、《救国公粮》等作品揭发了国民党有意拖延、克扣军粮，支持抗战不力的情况；《中山先生的信徒们》、《两个鸦片烟鬼》等作品，揭露国民党内部系统的腐败现象。延安社会各界给予这些作品极高的评价。
　　(二)展示根据地军民朝气蓬勃的生活场景
　　延安的抗战、生产和生活漫画表现了延安的光明天地和万众一心的抗日激情。漫画《抗日热情在陕北延安》、《儿童抗战连续漫画》、《敌人不得不要求投降》等作品，反映了根据地人民高涨的抗日热情。《生产归来》、《卸货》、《剪羊毛》、《八路军在休息的时候》等作品反映了根据地军民同心同德，一边抗战、一边生产的情形。《新中国的基石》、《第二战场》等漫画作品也都有力地配合形势进行政治宣传。
　　(三)揭露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罪行
　　当时还有一部分作品着力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定的反法西斯立场。漫画《三个寡妇》揭示了法西斯侵略势力“速战速决”图谋破产的必然性。《威尼斯之日》尖刻地讽刺了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谄媚。《望远镜里的莫斯科》描绘了两个强盗从俄罗斯冰雪原野中落荒而逃的狼狈情景。
　　(四)批评延安不良的社会现象
　　漫画中一些批评延安不良社会现象的作品，如《吃面条》、《边区保育院幼稚园的生活》、《镜子》等。《吃面条》讽刺了延安用餐秩序混乱的现象，作品登出后影响很大。尽管漫画展示出来的咄咄逼人的威力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但其社会功效得到了很好的体现[4]107，[9]446。
　　1941年4月，中央青委创办墙报《轻骑队》，刊登篇幅不长的杂文、随笔等对延安某些现象进行讽刺和批评的作品。墙报贴出后，前往观看的人很多，在延安影响很大。1941年底，延安文艺界以《解放日报》为阵地，展开了关于争取文艺创作自由和“暴露黑暗”的论战。多数文艺作家主张“政治家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10]。文艺界自由创作的实践和论争，鼓舞了“左翼美术”思潮浸染下的漫画家大胆地表达对社会进行观察与思考的勇气[11]，他们决定配合延安整风运动，把见到的“等级制度、创作限制，政治家和艺术家的主属关系”[10]等问题用画笔描述出来。
　　
　　二
　　
　　1942年2月15日至17日，延安美协在军人俱乐部举行讽刺画展，共展出张谔、华君武、蔡若虹等3位漫画家的作品70余帧。展出作品主题涉及延安生活中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不良恋爱、不遵守时间、官僚作风、干部生活[12]等方面的消极现象。许多干部、官兵、老百姓前往参观，总人次达4 000人[13]319。由于拥挤，美协决定将画展移至作家俱乐部、南门外等地展览[13]318，画展一直持续到2月21日。由于漫画特有的辛辣、讽刺功能，展览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
　　比如，《娜拉又回到家庭》描写一个离开家庭，奔向革命的女子，又重新回到家庭照顾小孩，一方面批评女性在革命中表现不积极，另一方面引发了人们对女性在革命运动中意义的反思[14]111；《摩登装饰》讽刺那些只把马列主义作为装饰品的干部[1]28；《爱神坐飞机》指责各种持不良恋爱态度的女青年；《一个科长就嫁了么》批评当时延安的部分女性喜欢找首长结婚的现象[4]108；《请批了再走》、《科长会客》对官僚主义给以尖锐的讽刺[13]319；《两种衣服的吵架》讽刺某些干部之间争地位、摆官架子的现象[1]28；《当主席报告第三部分第二点的时候》、《散会的队伍》、《主席台以外》、《群众大会》、《大会延迟三小时》等作品源自于延安的政治生活，批评了党内干部时间观念不强，目无组织纪律的现象。
　　艺术家们认为这次画展是他们实践文化“启蒙”或“文化大众”的一次大胆尝试，是对毛泽东发出的整风号召的积极响应。但观看漫画展览后，观众反映异常强烈。一般民众对漫画家展示延安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深表赞同，甚至认为展出的作品远远不够反映社会弊病的全部内容[13]319。他们列举了许多不良现象与具体故事，要求画家画出来展览以教育大家[12]。而被讽刺漫画威力“刺中要害”的部分干部群众则反应十分强烈[1]29：有的人当着别人不好意思承认，只好把它看做是针对别人的，与自己毫无关系[13]318-319；有的干部则大为火光，认为这些作品是“夸大的讽刺”、不注意政治影响[15]。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林彪等人都前往观看，康生也临时被通知过来，当时毛泽东郑重其事地对华君武说，“漫画是要发展的”[16]，[17]159。
　　画展的举行在延安各界引发了激烈争论。有热烈赞扬的，也有大加抨击的。赞扬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在延安的新社会中残留着某些不健全、不合理的现象，作为革命者更应该注重自身的检讨和改进，否则就会影响到革命事业的发展[14]118-119。作为严肃认真的艺术家应该“永远仇视不协调的事物”，“暴露他们的丑态”。讽刺犹如医生的手术刀，是治病的工具，只有用这柄利刀把新社会存在的“毒瘤”切除掉，新社会的革命事业才能更加进步和发展[18]。他们提倡美术方面要注重写实主义，把文艺的使命重新定位为“暴露黑暗”，披露一切不正之风。抨击者则认为，尽管“暴露黑暗”是文艺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但这种风格的文艺作品在延安是不该存在的。任何的讽刺、批评都应无条件地服从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即使像揭发贪污这一类的问题，也存在着“量”与“质”的区别，不能像理解国民党政权下的贪官那样理解延安新社会的问题[19]625-626。他们强调，漫画的本质与其说是讽刺，倒不如说是幽默，漫画的作用仅在于制造幽默的效果，漫画作家应该像画斯大林的大烟斗，萧伯纳的长睫毛、大皮鞋那样去诠释漫画的内涵[14]204-205。他们把讽刺漫画家贬骂为“残酷的玩赏家”、“穿了医生外套的刽子手”[20]。
　　
　　三
　　
　　在整顿三风的政治背景下，《轻骑队》、《矢与的》、《西北风》、《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讽刺画展”等“文艺事件”对延安社会的阴暗面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判。这些批判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重视。毛泽东颇有感触而坚定地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21]229，像王实味那样主张暴露黑暗的人，不仅是思想上的敌人，也是政治上的敌人，是“化装的托派”[22]281。贺龙对文艺界“暴露黑暗”的风气十分不满与愤怒，他强调延安文艺作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暴露黑暗”的做法只会给军队带来失望和反感，“如果延安真是这样黑暗，那么我就要班师回朝了”[23]。1942年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及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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