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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族族源和水书形成之我见

时间:2009-8-8 16:39:39  来源:不详
在整个越人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和知名度,估计睢群体的人数不少,实力不小。因为被征服的睢群体或许是越人中至关重要的对象,所以才出现尉屠睢之名称”。
  据国家的人口统计,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水族人口才有四万万五千万,1953年水族人口也只有133.566人,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水族先民又能有多少人口呢?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部落而已,唐代以前的正史、裨史和地方志从来都没有睢人、水人的记载,“知名度”从何而来?秦军南征,意在开疆辟土,怎么会以屠杀睢人为目的,以至于主帅竟以此为名呢?
  《研究》第17页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三四年,发兵五十万攻打岭南,三年之后征服了这片地区。在这次抗秦斗争中,水族人民由于战争的影响,才往今黔桂边境迁移。这就是水族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基本上形成了当今水族在龙江、都柳江上游的黔桂交界地区分布的格局”。
  秦军南征的路线是从中原经湖南南部、广西北部等地进入岭南的。桂北一带正是秦、瓯两军鏖战的地区。战争初期,秦军败绩,伏尸流血数十万,连主将尉屠睢也被杀了。在秦军战胜之后,素以残暴著称的秦军必定有一个镇压瓯骆人民、实行高压统治的时期。水族先民当时还在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部的滨海地区,怎么会逆着秦军进攻的方向大举北迁呢?这不是自取败亡吗?上面的叙述与《研究》第210页水族古歌所说的:“古父老,住在西雅,发洪水,四处散开,在广东做不成吃,在广西积不起钱,哥随红水上去,弟顺清水下来,中间公渡过彼岸,到贵州,养育后代” 的说法显然是相悖的。《水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对水族先民北迁原因的分析也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时间大致是在隋朝,而不是秦朝。
  
  二、水语和汉语及壮侗诸语言的关系
  
  在过去的一些文章和专著中,当提到侗泰诸族的系属时,一般都说“某某语是汉藏语系侗台语族的一个语言” 。那是我们习惯性地照搬罗常培、李方桂等先师按语言类型学分类的结果。后来,从发生学角度认真考量由于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不同,有些民族保留了自己原生态的语言,有些却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转用了其它民族的语言。在保留自己语言的民族之间,语言的异同就是民族和民族集团的重要特征之一。下面,我们分别从语音、语法和词汇三个要素来研究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
  语音方面
  《研究》第15页“(四)水语是保存中原古语音的活化石” ,并说:“水语声母显得特别之复杂,这当是水族先民由中原迁入南方,融入百越之后产生新的音位的缘故。水语中至今保留着大量中原古语音现象,当是‘母语遗存’的活化石,是礼失可求诸野的例证”。
  侗台诸语言有发生、发展的共同历史,它们大都保留了自己原有的,与汉语和藏缅等语言不同的一些特点。水语和毛南语保留声母的特点更多一些,侗语和壮语合并、简化的较多。例如:
  贵州三都县三洞乡水语声母表:
  
  词汇方面
  当人们从蒙昧时期逐渐开化,在生活和劳动中逐渐认识自然和社会时,感知的一般循序是:日、月、风、雨、山、川、水、火、果、木、虫、鱼、鸟、兽、身体部位、亲属、次及常用的动词、形容词等等。同一个部族或同一族群的人,在语言初步形成之后,就会用简单的语音来表达这些事物,经过长期的融汇、交流而逐渐统一、固定下来,成为这个民族或族群语言共同的基本词汇。基本词汇是比较稳定,不容易改变,不容易互相借用的。所以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同民族语言,其基本词汇大都各不相同。当然,某些族属、来源不同的民族在长期互相接触、来往的条件下,基本词汇也是可以互相借贷,甚至会发生某些民族全面放弃自己的母语而转用其它语言的情况。因此,语言、社会学家在研究一些保留自己语言的民族是否有共同的族源以及它们之间的接触、交流和融合的情况时,大都会从基本词汇的异同出发进行研究,并且把它作为这些民族有无亲缘关系的重要证据。在侗台语族各语言的基本词汇中,相同的比例是相当大的。
  《研究》第一章第四节说:“水语还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的读音,如筷子读箸,书字读泐等。水语、汉语有关词汇的读音和语义对应较准确的有;金、铜、钢、锡、锑、糖、镰、焊、熔、磨、碾、晓、糟、舂、炉、犁、耙、炮、帽、茄、马、笔、公、垫、松、排、梁、阳、阴、甲、乙、丙、丁、巳、辛、癸、寅、卯、展、申、酉、方、时等数百个词汇” 。但这里列的全都是文化方面的汉语借词,基本词汇一个也没有。有些学者在词汇异同对比时喜欢使用“关系词”这个模糊的概念来作为选词的标准,那只是对某些词是否真正同源感到难以判断或想暗度陈仓,夹带一些私货时用的手法而已。如果比较严格地遵循“基本词汇”的概念,也许就能减少一些选词时的尴尬,能更加真实地反映有关语言是否同源的情况。美国语言学者Swadesh 在《语言年代学》的研究中,经过大量实践而制定了一个包含200多个基本词汇的词表,后来又进一步划分为第一个包含100个基本词汇和第二个100个基本词汇的词表。此后许多学者为了避免自己在选词时的任意性,大都采用他的词表作为不同语言间基本词汇异同比较的词表,而真正用来测算语言分离年代的倒不太多。我们用Swadesh第一个100基本词汇的词表在水语和侗台语言几个代表点之间作词汇异同的比较,看看水语和侗台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孰远孰近?(为了节省篇幅,统计词表没有列出,只把统计结果列出并加以分析说明)

  参与对比的语言傣(版纳)壮(武鸣)布依(惠水)侗(榕江)水(三洞)毛南(环江)黎(乐东)各语言与水语同源词数394137596326各语言中的汉借词词数2641510101
  我们只用了100个基本词汇作各语言间的异同对比,所以统计起来很简单。有几个同源词,就是百分之几,一目了然。但我们认为侗台语言与汉语之间没有同源关系(见本文末段)。不过我们把侗台各语言从汉语里吸收的借词都用下加横线标示出来,同一词项既有民族词,也有借词的,分别计算,这样就可以看出在这100个基本词汇中,各语言有几个汉语借词。如果几个语言都借用同一个汉语词,如 侗、水、毛南的“人、心脏”分别借作n2、zn1、zn1 和sm1、um1、sam1,我们认为这是各语言分别从汉语吸收的借词,故不作为同源词统计。
  统计结果表明:水语跟同一语支的毛南语、侗语同源的最多,平均达60%以上;跟壮泰语支同源的也不少。至于各语言从汉语里吸收的借词多少,则随各族人民跟汉族接触的多少而异。
  再说,我国华夏民族的人口众多,文化、社会发达,物质、精神文明的水平高,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夷变华夏的可能性较大,华夏变夷的可能性较小。举族迁来,聚族而居,文明程度原来很高的“睢人”会抛弃华夏语言的基本词汇、语法,大量地采用了侗台语言的基本词汇吗?这是不太可能的。
  
  三、对水书创制年代与过程的质疑?
  
  《研究》第23页第四卷《水族古文字与水书》说:“我们认为,水族古文字产生在秦以前,作为单一的民族以后,是在原古文字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文化发展成为自己的独特的文字。水族作为单一民族分离出来以后,已经没有条件创制并产生我们现今所见的古文字。……根据水族古文字存在的现象来分析,水族古文字的来源,一是受甲骨文的影响,二是必须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环境的呵护,否则,水族文字不会在群体中被广泛接受,成为全民族的精神支柱”。
  岑家梧:《水书与水家来源》一文也说:“水书字体,如干支字与甲骨文金文颇多类似” ,“至少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亦可断言也”。“水书为一种巫术用书”。“水书制造之时代极为古远”。“水书制造之地点初在西北一带” 。
  对此我有几点疑问和不同看法:
  1. “豕韦”的“大彭氏”作为殷商一个异族部落的地位和处境来说,绝对比不上后来在黔桂边境同壮侗诸族为伍时安定自由。不然它怎么会被殷商所灭呢?前面说过,水族是“睢人”的后裔,于史无据。即使属实,它也还是殷商的异族部落,命运并不会比“豕韦”更好,哪里会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环境的呵护”呢!我国的甲骨文、钟鼎文以及国外各种古文字的创制和产生都要有强大的权力机构和大量财富作后盾,一般由朝廷的史官或神职人员专司其事,长年累月地工作才可能成功。睢人既没有大的聚邑,也没有一个政治中心,从未建立过任何邦国,不可能有创制文字的权力和财力。即使不是“创制”而是“学习”文字,也没有这个可能。因为在孔夫子之前,还没有私人办学的。殷商王朝的“太学”能收异族的子民入学吗?
  2. 在汉代蒙恬笔、蔡伦纸发明之前,华夏古文字的载体主要是陶器、钟鼎、甲骨、竹简、木简、布帛、石刻等。这些东西在中原各地出土的很多,但有哪一件唐朝以前带有古文字的文物能确认是“水书”呢?没有,滑县、睢县、广东南部滨海地区和陆铎公居住的广西“岜虽山燕子洞”都没有,作者说水族迁到三都等地之前,曾在广西宁明等地逗留过并参与花山崖壁画的绘制。壁画上倒是书写文字和人、神交流最合适的地方,但在宁明花山以及左江流域所有的崖壁画上,都没有发现同一时期书写的任何文字,当然,更没有水书的痕迹。据王品魁:《拉下村水文字辨析》的考证,水书最早的文字墓碑是16世纪明朝时在水族地区的拉下村和水东村建立的(见《研究》第256页脚注。)
  《研究》第267页记叙一个传说:水族文字是水族的一位祖先陆铎公创造的。相传,他花了6年时间创制文字。起初,水族文字多得成箱成垛,堆满一屋子。后来,因陆铎公利用水族文字为一个小孩推算出与其神母见面的日子和方法,惊动了天皇。天皇认为,水族文字太厉害,他怕人们掌握了水族文字后,难于对付。于是,派天将用装着火药的小葫芦骗取了小孩的欢心,结果,小葫芦里的火烧了装着水族文字的房子,只剩下压在砚台下的几百个字。
  殷墟先后出土用于占卜、记事的甲骨共有15万片之多。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介绍,著名甲骨文收藏家、著作家刘体智、罗振玉等人收集、见到过的殷墟甲骨也不下三万片。不知道殷人费了多少时间、多少人力、物力才创造出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经郭沫若、罗振玉、商承祚等人多年精心研究,才整理出一两千个古文字来。而水族的陆铎公一个人,只花六年时间就造出堆满一屋子的水书来,这可能吗?当然,传说不是历史,不能全信,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某些信息。创造文字,尤其是在古代,不是一个人心血来潮,下几年苦功就能办到的。火药是我国明朝才发明的,那么陆铎公创制水书的年代当不会早于明朝;砚台下压的几百个字绝对不是又厚又大的甲骨文或竹简、木简,而是用笔和纸写的字,其年代也不会很早。
  现在居住在黔桂边境各县的一些族群,如毛南族、佯亻黄人、莫家人、锦家人(除毛南族外,其它人都归并到布依族里去了)的风俗习惯、语言等跟水族都比较接近,它们之间显然是有亲缘关系的。这些族群的先民可能是同一时期或先后从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滨海地区迁到黔桂边区并分散到附近各县,在与其它民族,如壮、布依等长期接触之后,这些族群的语言受壮语、布依语等影响,而形成目前差异的。但这些族群都没有“水书”之类的古文字。所以韦忠仕、黎汝标在《五十年来<水书>研究评述》中的论断:“《水书》是水族从古百越族群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为单一民族之后创制的”观点是正确的(见《研究》第261页)。
  至于水书中为什么会有一些是反写、倒写、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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