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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族族源和水书形成之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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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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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减笔的汉字，还有一些是自己创制的字体呢?
我们应该认识到，水书不是一般意义的民族文字。“它只是一个仅有五百多个单字的文字体系”，常用的水书不过二三百字，其中还有许多是水族人民日常生活中几乎用不着的汉字，如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等，除了纪日、纪年之外，还有什么用呢?就连“黻”(古代礼服上绣的黑、青相间的花纹)和“鱢(通鵿，古代皮革制的蔽膝)这样罕见的汉字水书先生都给它们专门创造了两个水字，而水族人民生活中常用的语词却多阙如。所以水书一般不用于书写人们生活中常见的券、牒、契约、诉讼等文书，用水书也写不出一封普通的书信来。
水书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水族人民生活中迫切需要适合自己语言的文字而创制出来的。它是由于宗教活动的需要才产生的。起先大概是直接采用汉字，后来可能觉得使用汉字就像说汉话一样，对水族神灵不够尊重。所以把某些汉字反写、倒写，或加一笔、减一笔，以示区别。后来又进了一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按照日、月、鱼、虫、鸟、兽等物的形状，创制了一些水语的字词。通过这么一改、一创，巫师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说：“这是我们水族自己的文字” ，并在水族群众中获得更高的威信和荣誉。“水书先生”都是先立志要当巫师，然后再学习水书的，而不是相反，先学习水书，后来才想当巫师的。否则，学了水书也毫无用处。“水书”是因为宗教活动的需要而创制的，并不是水族人民先创制了“水书” ，宗教活动者才利用“水书”来做法事的。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否则就会本末倒置，理不清它们发展的脉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水书”并不是水族人民为了记录自己的历史、经验和克服时空障碍进行人际交流才创制出来的文字，它是为了娱神、通神、求神的需要而制作的一套符号体系。
《研究》第256页也明白地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水族古文字几乎不再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水族的历史也是耳传口授，并没发现用水语的古文字来记载。现今的水族文字主要是用来书写《水书》，在有关宗教活动中也常应用，时有碑记” 。“实际上，在现今的书写活动中，对‘水书’的书写，对巫事活动乃至广泛一点的宗教活动、甚至碑记等等，汉字完全可以胜任。但是，为什么非要用水族文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是我们对水族文字研究的切入点” 。“水族把掌握《水书》并能从事巫事活动的人称为水书先生。在进行水族古文字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曾问水书先生，为什么水族文字有的是汉字的反写?水书先生的回答是：汉字写出来是给人看的，水族文字写出来是‘用鬼’进行巫事活动的，是给鬼看的。……古人认为，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文字的出现，对人们征服自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们认为文字具有一种可以突破时空的魔力，视文字为神圣的产物。在水族人民的社会活动中，如果没有《水书》，没有水族文字，好像就显示不出虔诚，好像对天地鬼神不敬重，当然也烘托不出神秘的氛围，还真有点不够味似的” 。
水书中倒写、反写，加、减笔，甚至自创的一些字，其作用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四、我们对“水族”源流的一贯看法
我在《中国民族史研究1》(翁独健主编，高文德、卢勋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北京)刊发了名为《侗泰诸族源流》的一篇文章；1996年，我和张钧如同志合作编写的《侗台语族概论》的导言中和2006年我和张均如同志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出版的《语言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侗台语言的系属和有关民族的源流》的文章。这几篇前后间隔20年，题目和观点、内容基本相同的文章以及目前这篇文章都是在我们俩夫妇半个世纪以来对侗台语族系属问题和侗泰诸族历史研究的共同成果和相同的观点基础上写出来的。
“我(们)认为侗泰诸族的发源地就在我国广东的西南部、广西、贵州西部和云南东南部这一片毗连的地区，基本上就是原先西瓯、骆越人分布的地域。目前分布在这片地区以外的民族，包括贵州东南部和湖南西南部的侗族、贵州南部的水族、海南岛的黎族和‘临高人’以及云南省南部、西南部、越南北部、老挝、泰国、缅甸掸邦、印度阿萨姆邦的傣、泰、白泰、黑泰、老、掸、阿含诸族都是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迁移到他们目前居住地区的”(见《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96页)。我们用考古学、语言学、地名学以及历史、人文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来证明这些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的原住地和后来迁徙、分离的大致情况。
在《侗台语族概论》和《侗台语言的系属和有关民族的源流》中，我们把这方面研究成果都集中起来，条理化。并把侗泰诸族原住地、迁徙路线和他们目前居住的地点等用几张地图标示出来，供大家参考。
我们在《民族语文》2004年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从汉台语言语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的文章中说：“汉族和侗泰诸族是不同的民族，前者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而百越诸族则长期生息、繁衍于长江以南和两广一带。我们从历史记载或考古成就上都找不到一个汉族和壮泰诸族长期共处，共同发展的地理中心来。据考证浙江河姆渡和杭州跨河桥遗址都是古越人生息过的地方，河姆渡出土的有造船工地的遗址和干栏房(桩上房屋)的桩穴，还有稻谷遗存等物，经过同位素碳14测定，已有七千年的历史，而跨河桥出土的有比较完整的独木舟及其他器物，大约有八千多年的历史。从当时已有稻作及造船、建筑干栏房等工艺来看，越人离开蒙昧时期已经很远，语言的发展已经到了比较高的程度，才能组织人们进行造船和建筑等复杂的活动。现在我们用来做汉台语言比较的语料一般都是壮傣侗水等语言。侗泰诸族与汉人的接触是比较晚的。“距今约5万年至2万年以前，广西发现有柳江人、麒麟山人、宝积岩人、灵山人等，此时人种已形成，他们属蒙古人种华南支系。距今约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是壮族地区社会大变革时期，原始农业、家猪饲养、磨光石器、原始聚落等文明因素都已产生”⑤。那时候，汉人活动的中心还远在黄河流域，没有到达长江，更到不了广西等地。所以，这两个族群的先民在史前并没有一个长期共处，共同发展的时期和地理中心，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同源词”。
我们认为：使用侗水语支语言的各族(当然也包括水族)先民都是骆越民族集团的一部分。原先就居住在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的西江流域和滨海地区。隋唐时，因为逃避自然灾害而沿桂江、浔江、和柳江向西北迁徙到达贵州省东南部，然后再分散到湘、黔、桂三省边区各地。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侗族和水族。其中，也有一些人在广西宜山、罗城一带和环江县名叫茆滩的地方停留下来，逐渐发展成为仫佬族和毛南族。另外，还有一些人迁到贵州的平塘县、惠水县和荔波县等地，分别发展成今天的佯亻黄人、莫家人。由于他们大都与当地的布依族杂居，语言、风俗、习惯也受到一些影响，建国后在确定民族成分时，被定为布依族。其实，侗、水、毛南、仫佬、锦、莫、佯亻黄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他们语言中的基本词汇相同的很多。罗城下里一带的仫佬族自称kjam1、阳安土语区的水族人民自称sui3 kam1 ，与侗族的自称kam1 基本相同，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至于水族有些人的族谱、墓碑上说自己的祖先是从江西等地迁来的，那是个别人为官或经商至此，流寓不归而融入水族的缘故。
水族是地地道道的西瓯、骆越民族集团的一部分。水语是侗台语族侗水语支的一个语言。所以，“水族发源于睢水、是殷人之后” 、“水语源于华夏语言” 之说不能成立。
注释：
①见原书第一章有关各页的脚注。如：岑家梧：《水书与水家来源》。张为纲：《水族来源试探》。邝福光：《水族源流初探》。石国义：《从睢的寻踪论及水族的源流演化与民族过程》。何光岳：《百越源流史》。
②拉古柏里<掸族发源地>Terrien de Lacopeie：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London，1885；戴维斯《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连环》H. R. Davies：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Cambridge，1909.吴迪《暹罗史》W.A.R. wood：A Histry of Saim，London，1926.
③见徐松石：《泰族壮族粤族考》第79页，《僚壮人的倒移》列举了“李寿纵僚于蜀”；“广西泗城山僚黄豹、黄豸等割据贵州程番府地，而侵入西北邻省”；唐末五代时，楚王马殷由广西掳掠许多壮人分置湘省和黔省的东部”。
④如《元史·地理志》载：“唐南诏蒙氏兴，异牟寻破群蛮，尽掳其人以实云南东北，取其地”(群蛮中也包括傣族的先民)。《傣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第5页说：明清以来，葡萄牙、英国、法国侵略者不断支持缅甸、暹罗、越南统治者多次入侵德洪、西双版纳等地，连年战祸，迫使人民不得不往内地迁移，直达南盘江、金沙江流域。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说四川的傣族多来自云南，是明洪武年间景东土官刀佩、安伏威等随明军征讨帖木儿叛乱后，“改兵为民，婚娶耕种”而在那里定居的。另外，在会理、新安、普隆、江普、渡口等地的傣族则是二三百年间从云南景东等地逃荒来的。
⑤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第1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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