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6—1997两年间鲁迅研究界最大的事情，就是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的各种活动。
    199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文联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海市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文博界以及到上海参加鲁迅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全国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共四百多人出席大会。
    10月20—21日，“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全国鲁迅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全林致欢迎辞，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林非致开幕辞，市委老领导夏征农在开幕式上讲话。研讨会由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漱渝主持。会上，来自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八十余位鲁迅研究专家、学者提交了五十余篇论文，围绕着“民族魂——世纪之交的鲁迅”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会后集结为《浩气千秋民族魂》一书由百家出版社于1998年5月正式出版。其中主要的论文有：
    陈鸣树的《20世纪初期鲁迅的人文精神》，分析了20世纪初期中国“持不同政见报章书刊大量涌现，它们或从国外输入、或‘托庇’于租界，大骂清廷的小说竟也能畅通无阻”、“救亡图存为当时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这一人文背景，通过对鲁迅早年著述的解读，阐发了蕴涵在其中的人文精神。《自题小像》表达了青年鲁迅深广的忧愤，并涉及对国民性的思考。在他编写的自然科学著作中，都深沉地寄托了他忧时伤国的情怀。《中国地质略论》谈科学而兼及时政，这正是鲁迅式的思想家的特点。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考为当时鲁迅人文精神的另一重要内容，并延续到他的一生。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一组文言论文，是研究鲁迅早期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其中《文化偏至论》中所反对的“竞言武事”、“制造商估”、“立宪国会”，显然受到尼采和章太炎的误导，后来鲁迅纠正了这样的观点。而《摩罗诗力说》中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历史表明，正是鲁迅自己。
    朱德发的《论鲁迅“人国”思想的现代化意义》，论述了鲁迅的“人国”思想的极其深邃丰富的内涵及其所具有的现代性、独创性和远见性：所谓“人国”，是与皇权专制或君主专制的国家异质相对的。它以英美法诸国的“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作为“人国”的参照系；强调百姓当权作主，强调尊重个人权利，强调平等、民主、自由。这实际上体现出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自由、体制三个基本特征。文章进一步阐发了实现“人国”的理想，重要的在于“立人”，即通过改造国民劣根性重铸国民灵魂、重塑民族人格，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文化人格，只有这样的现代人才有可能自觉地解构封建专制国体以建构充满理性、民主、自由、法治精神的“人国”。并指出了鲁迅为历史留下的未完成的课题在今天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范伯群、泽谷敏行两先生的《鲁迅与斯密斯、安冈秀夫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论之比较》，着重对斯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及鲁迅的有关言论与作品，进行了细密的文本对照和比较分析，认为鲁迅是基于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国民的爱国责任心，抱着“闻过则喜”的态度，听取外国人对待自己国家的国民劣根性的批评的。本来，美国传教士斯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对鲁迅的“国民性”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公认的事实。文章认为斯密斯的书对年轻时的鲁迅是很有影响的，但鲁迅并不人云亦云，而是有所发展、有所创造，鲁迅有他自己的深刻与独创。而在对待斯密斯和安冈秀夫对中国的观察的结论方面，鲁迅比较重视斯密斯的意见，对安冈秀夫的著作的基本看法是认为他仅是受了斯密斯的影响而已，安氏自己的创见并不多。
    杂文在鲁迅的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对鲁迅杂文的研究虽说已有厚重的学术积累，但仍存在着尚待深入发掘和细密研究的课题。本次研讨会提出了数篇对鲁迅杂文进行总体宏观研究的论文。其中张梦阳的《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兼论鲁迅杂文在世界散文史上的地位》较为突出。
    该文以英国随笔这一文体的出现、发展、演变的历史及其文学属性、艺术特质作为参照系，对鲁迅杂文的出现与特质进行了平行的比较研究。认为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同是一种理论与文学杂交的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是人类进入近代、自我意识觉醒时为了自如地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种个性化的符号编码方式与随意性的文学写作体例。文章在结合鲁迅的作品论述了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闲、随、杂、散、曲”五种共同特征后，得出“鲁迅为世界散文史上第一大家”的结论。
    总括起来说，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是鲁研界的一大收获，是一次成果的集中展示，是鲁迅研究事业不断发展和鲁研队伍日渐壮大的标志。不足之处是尚缺少从理论上对鲁迅作为“民族魂”的象征、20世纪中华民族魂的集中体现和杰出代表进行学理分析研究的有分量有力度的论文。
                                                二
    1996—1997两年间鲁迅研究界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无疑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10月鲁迅逝世60周年纪念之际隆重推出的《鲁迅研究书系》。
    这套“书系”由著名鲁迅研究家袁良骏主编，含15种专著、1种论文集，字数累计350万言，涵盖了鲁迅作品研究、思想研究、综合研究等各个方面，内容充实，品位高雅，意蕴丰富，气势恢宏，受到全国鲁迅研究界广泛注意和高度评价。其特点是：
    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解读鲁迅。鲁迅研究已有80多年的历史，专著专论汗牛充栋，倘若还是蜷缩于既定的狭隘格局中进行鲁迅思想发展道路之类的诠释与印证，就只可能是停滞不前，甚至往后倒退。因此，要把鲁迅研究推向新境，就必须首先拓展眼光，拓新领域，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解读鲁迅。这套“书系”正是从这里切入的，开拓出一派崭新的学术视角与理论天地，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譬如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以35万余言的篇幅，谨严、深入地论述了鲁迅创作心理这一崭新的课题。作者运用了美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和知识，分析了鲁迅创作心理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及其丰富的内涵，揭示了其中若干重要线索和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结合主体在各个时期的不同作品，对其所体现的创作心理的风貌与侧重点进行了论述。郑欣淼的《鲁迅与宗教文化》，则以33万字的浩大篇幅、厚重内容与缜密分析填补了鲁迅宗教思想研究这一长期存在的空白。该书全面研究了作为鲁迅思想体系组成部分的宗教观的发展及特点，论述了鲁迅对宗教问题的大力探索及高深造诣。认为鲁迅是把宗教当做人类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现象来研究。作者用大量的文字详细论述了鲁迅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以及中国道教的研究，挖掘梳理了鲁迅的一些富有意义的思想和观点，如把佛经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资料来看，居士的增多是佛门败坏的反映，伊斯兰教与希伯来文化的关系，耶稣受难的意义，中国文化、世界文化与宗教的密切关系，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中国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以及鲁迅对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形成及对中国国民性影响的深入研究等。此外，该书对鲁迅关于希腊罗马宗教、印度宗教、拜火教、摩尼教等的研究也作了颇有新意的论述。张梦阳的《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是从精神现象学的深层视角出发，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视野中，对阿Q与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莫夫以及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人物进行了纵横交错的比较研究，提出了阿Q这类文学形象属于侧重反映人类精神现象的变异性艺术典型(亦可简称精神典型)这一独立的新见解，对阿Q典型研究有所推动和拓进。40岁上下的青年研究家更加表现出了勇于创新的虎虎生气，善于从更新鲜更抽象的哲理高度认识鲁迅，理解鲁迅。王乾坤的《由中间寻找无限——鲁迅的文化价值观》，就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作者认为，现代个性概念和有限(中间物)概念是理解鲁迅思想的两个枢纽，是鲁迅文化价值观的原点和鲁迅思维结构的核心所在，因而是释读鲁迅的锁钥。作者认为，把鲁迅批评永久、普遍、圆满看做不关心终极，是一种错觉；鲁迅是一位终身以“当下”、“有限”自任，却同时苦寻“终极”、“无限”的思想家；其思想由此与宗教和一些生命哲学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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