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潜认为这两种类型的文学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因而两种欣赏方式都有其合理性。但中国现代文学一律以“懂”来要求所有的文学，一律以“懂”的方式来欣赏所有的文学，这反映了我们对文学的某种误解。
与此相关，朱光潜对于“懂”在概念上进行了追问：“把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是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类的诗词念给一个对于诗词无修养的人听，略加解释，他们都会懂得这些话所指的‘事实’，但是你能说他们一定会懂这些话后面的‘诗’吗？”(29)朱光潜这里所谓“懂”，实际上包涵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意思的懂，即明白“事实”，这可以叫“懂”；二是艺术上的欣赏，即明白作者的艺术表现，切实地感受到作品的艺术性，这就很难用“懂”来命名，因为不同的人对作品理解和感受的程度不同，究竟理解和感受到什么程度才能说是“理解”了呢，才能说是“感受”到了呢？才能叫“懂”呢？这没有标准。“懂”的根本特征是客观，是发现客观价值和意义并理解这种客观价值和意义，当我们感受和品赏文学作品时，我们的感受和品赏根本就没有客观性可言，怎么能叫“懂”呢？所以，朱光潜这里实际上暗示了这样一种思想：“懂”只是艺术欣赏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初步的部分。只明白了文学作品的“事实”，这是“懂”，但还不是文学欣赏，文学欣赏还有更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对文学的“文学性”的感受和品赏。
这样，朱光潜实际上区分出了两种“懂”：一是懂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意思和事实，但这并不是真正懂文学，因为，明白事实和把意思弄清楚，并不能保证能对艺术进行真正的欣赏；二是艺术上的感悟，这是真正的艺术欣赏，但却很难纳入“懂”的范畴，即理解的范畴。相应地，“不懂”也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文学意思即“事实”的不懂，这是真正的“不懂”，因为如果连意思或文学“事实”都没有搞清楚，欣赏便不可能，所以，这种“不懂”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不能欣赏。另一种是艺术上的缺乏“感受”，这与“懂”在精神上是错位的，并不是真正的“不懂”。可惜的是，朱光潜对第二种“懂”和“不懂”并没有展开论述，他主要还是在理性主义的层面上讨论第一种“懂”和“不懂”。
对于为什么会“不懂”，朱光潜从作者、作品、读者以及深层的文化语境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在作者方面，“诗本身实在没有难易的分别。就诗人来说，一首诗或是表现了他的情趣和意象，或是没有。如果表现了，他心满意足，他当然可以了解他自己的诗，无所谓难易；如果没有表现，那就根本不成其为诗，最少是缺陷，那分别是好坏而不是难易”(30)。在朱光潜看来，“懂”本质上是读者与作品之间的一种关系，所以，“懂”与读者有关，与作品有关，而与作者没有关系，作者或者是表现了他的思想，或者是没有表现出他的思想，表现了就是“好”，没有表现就是“坏”，所以，从作者这一方面来说，作品只有“好坏”，没有“难易”。我们看到，朱光潜在这里显然把文学创作简单化、透明化了。事实上，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不论是艺术上的“表现”还是思想上的“表现”，其好坏常常很难分别，这会影响读者的理解和欣赏。同时，“表现”是非常复杂的，有的表现比较简明，有的表现则相对复杂，这同样影响读者的理解和欣赏。在这一意义上，作者的表现并不是与“懂”无涉。
事实上，朱光潜在从作品的角度来探讨“不懂”的原因时，并没有完全排除作者的因素，他说：“诗在事物中所见到的关系条理与一般人所惯见的关系条理也不尽相符。诗人的意境难易即起于这两层悬殊的大小。一般易懂的诗所用的选择配合大半是人所习见的。选择配合的方法愈不习见，愈使人难懂。依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新诗使我觉得难懂，倒不在语言的晦涩，而在联想的离奇。……难懂的原因是诗人在起甲与丁联想时，其中所经过的乙与丙的联锁线也许只存在于潜意识中，也许他认为无揭出的必要而索性把他们省略去，在我们习惯由甲到乙，由乙到丙，再由丙到丁的联想方式的人们，骤然看见由甲直接跳到丁，就未免觉得它离奇‘晦涩’了。”(31)这和上述苏雪林的看法完全一致。诗的结构与读者的经验结构在逻辑上具有差异性，诗在思维方式上具有跳跃性，省略了很多内容，所以读者“看不懂”或觉得晦涩。但“诗的结构”以及如何跳跃和省略，这都是由作者完成的，具有作者的主观意志，在这一意义上，作者和作品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看不懂”的是作品，却与作者有关。
但在朱光潜看来，“懂”与“不懂”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读者。“‘明白清楚’不仅是诗的本身问题，同时也是读者了解程度的问题。凡是好诗对于能懂得的人大半是明白清楚的。这里‘能懂得’三个字最吃紧。‘懂得’的程度随人而异。好诗有时不能叫一切人都懂得，对于不懂得的人就是不明白清楚。所以离开读者的了解程度而言，‘明白清楚’不是批评诗的一个绝对的标准。”(32)
读者的“不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读者的艺术修养、艺术的感受能力不够，就是上面所说的，对于一个不懂诗的人来说，陶渊明、辛弃疾的诗虽然是“清楚明白”的，但仍然不懂。朱自清概括得非常精炼：“要看出有机体，得有相当的修养与训练。”(33)二是读者的文化知识的储蓄不够，当然也与语境本身的变迁有关。朱光潜说：“当时产生那诗的情境，作者的身世性格与那诗的关系，诗中所涉及的一些典故和事实，以及诗所用的语言形式，都是了解那首诗所必须知道的，而我们因为时过境迁，对它们不能完全知道，就无从把那情趣意象语言混化体在想象中再造出来，这就是说，无从了解那首诗。”(34)事实上，文学欣赏中的很多“不懂”都是这种情况。
五
从朱光潜关于“懂”和“反懂”的讨论以及其他人相关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对于“懂”的讨论是非常细致的，他们对于“不懂”进行了具体地分析，提出了三种“不懂”，即作者方面的不懂，作品方面的不懂和读者方面的不懂。作者方面的不懂，主要指作者表达不清。作品方面的不懂，主要是指作品意义的模糊、意义的跳跃，意义上和艺术上都可以作多种解读，具有不确定性，形成“不懂”或“晦涩”。读者方面的不懂，主要是指读者由于知识结构和文学修养上的不足和偏差，从而不能理解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和所表现的艺术性。应该说，这种概括是全面的，其分析也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但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关于“懂”的讨论是在理性主义思维的范围内进行的，它以理性主义作为前提和基础，就是说，它并不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理性主义，这样，它虽然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也涉及到了很多重要的现象，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朱光潜虽然提出了“两种诗”的概念（即“明白清楚”的诗和“迷离隐约”的诗），看出了“懂”的文学与“不懂”的文学作为两种文学现象的客观存在，但同时他又把“懂”的文学与“不懂”的文学都纳入理性主义的范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消弭了两者之间的本质性差别。他认为文学都是现实的反映，差别只是有的文学反映心理现实，有的文学反映物质性的客观现实。这体现出他对于新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那些激烈地反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文学缺乏真正的理解。他实际上把现代主义也纳入了理性主义的范畴。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也影响了他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真正欣赏。
朱光潜虽然提出了文学欣赏中存在着“理解类”与“感官类”两种不同的类型，并且对这两种类型进行了准确的界定，他认为“理解类”与人的知性有关，具有逻辑的特性，“感官类”与人的情致有关，具有意象的特性。这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朱光潜又把“情致”和“感受”纳入懂的范畴，即纳入理性的范畴，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感官类”文学欣赏的深入讨论。因为“懂”的特征是理解，而“情致”和“感受”在文学欣赏中属于“感官”，可以有理解性，但也可以不需要理解，在这一意义上，它不属于“懂”，而是和“懂”迥异的一种文学欣赏方式。但朱光潜显然对这一问题缺乏更大胆的追问。
朱光潜对读者方面的“不懂”的原因的分析是深入的，他认为，由于语言、语境等发生了变化，由于作者的身世和情趣等我们现在无从知道，所以对作品我们不能理解，至少不能完全理解。这符合现代解释学的观念。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考古学，历史，语言学等等往往可以把埋藏了的东西发掘出来，填补我们的知识的漏洞，于是本来不可了解的诗变成了可了解。这是克服难解的一个方式”(35)。这又回到了西方中世纪的“解经学”的老路上去了。通过这种“解经学”的观念，我们看到，朱光潜实际上是认同所谓“唯一的解释”或者“正确的解释”的。而现代解释学则认为，没有“正确”或“唯一”的解释，解释是无限的，所以解释对于作品来说具有本体性。在这一意义上，朱光潜的解释学存在着缺陷。这是朱光潜的缺陷，也是整个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理论的缺陷。当然，这种缺陷与中国当时的理论水平有关，也与当时整个中国的文学状况有关。
受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当然也是受西方传统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五四时期我们对文学的基本信念是：文学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文学具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相应地，在文学主潮上，“五四”时期是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其共同点，就是以现实为参照，强调文学的现实意义和客观价值，因为特别强调思想和意义的实用功能，所以，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都强调意义的清楚明白。与这种客观性和现实性相一致，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批评和欣赏也主要集中在理解作品、分析意义以及意义的表现方面，读者解读出来的意义通常被认为客观存在于作品之中，它归属于作者，读者只是“发现”了它。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代关于“懂”的讨论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欣赏理论的基本特征，即理性主义的特征。
事实上，正是以李金发为代表的现代主义首先并真正地对“五四”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的文学欣赏的“懂”的方式和理论体系构成了冲击，从现代主义回溯，我们发现，不仅现代主义精神的文学存在“看不懂”的问题，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也存在“看不懂”的问题，中国古典文学精神的文学也存在“看不懂”的问题。不但李金发的诗存在“看不懂”的问题，象征主义诗歌存在“看不懂”的问题，整个新诗都存在“看不懂”的问题。不仅诗歌存在“看不懂”的问题，小说也存在“看不懂”的问题。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关于“看不懂”的讨论，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问题，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沈从文从文学理念的角度对文学欣赏的“懂”进行了追问，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文学方式”已经不同于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方式”，前者写“自己所感到的”，后者写“自己所见到的”(36)。写“自己所见到的”和写“自己所感到的”，既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方式，也是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表现在创作上就是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前者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类型，后者则是现代主义的文学类型。对于这两种类型的文学的欣赏也不同，对于现实主义的文学，主要是理解的，即“懂”的，对于现代主义文学，当然也可以是理解的，但也可以是感受的，而对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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