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人批评家”与“创作室批评”：沈从文的小说批评理论

    我在《从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一文中指出，沈从文是一个标准的诗人批评家(poet-critic)，他的小说理论与批评是典型的创作室批评(workshop-criticism)。“诗人批评家”的文学批评理论，视野与论点都很有局限，他只评论影响过自己的作家与作品，只评论自己有兴趣又努力去创作的作品，因此被称为创作室批评，因为它只是一个作家在从事创作时的一种副产品(byproduct)。(1)
    目前收集在《沈从文文集》中第十一及第十二卷中的文论，虽然很不齐全(2)，但从这些论文中，已经很清楚地看到，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理论，是属于“诗人批评家”的传统。他对小说的看法，所以具有权威性，并不是因为他对小说作品及理论有特别深广的研究，更不只是他有一套严密的批评体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craftsman)，他所论的问题全是他人未能道的经验之谈。他对鲁迅、废名等人描写被现代文明毁灭的乡镇小说的见解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是通过他自己在创作经验中的深入感受与了解所得出的结论，不是纯理论或哲学性的推理或分析。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理论文章，都是在创作之余，把零星创作中的真知灼见，反复地表达在不很正式的文学批评文章中。第一类，属于序言或后记，把自己开拓的小说领域之新发现或艺术技巧记录下来。第二类是直接评论一位作家或作品，如《沫沫集》中的《论冯文炳》，这些都是沈从文向他们学习过，或受其影响的作家。第三类是笔记式的篇幅较长的著作如《烛虚》。这些论说序跋，其实主要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一方面替自己所写的小说辩护，另一方面为他所写的小说建设一个理论架构，以便得到承认与建立其权威性。(3)
    沈从文在1922年从湘西到北京，开始写作。大约到了1928年后，才开始写出《柏子》、《雨后》、《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夫妇》、《萧萧》、《丈夫》、《边城》这些代表杰作。因此他的批评理论在193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4)由此可见，沈从文是从他自己的作品来考察当代或前辈的作品，因此对那些深感兴趣又影响过他的以抒情笔调写乡土小说的作家，就大为赞赏，但对那些与他创作兴趣背道而驰的就表现冷漠，甚至攻击，对郭沫若小说的态度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二、包含着社会现象与梦象的小说

    文学理论的目的是要为自己的作品建设理论基础，争取承认，因此作为诗人批评家的沈从文，所写的许多评论文章，基本目的不是要替读者解读作品，更不是为作家在文学史上定位，也不是要建立一套文学理论新体系。他的动机与目的很有局限性，从沈从文对小说创作的理论架构来看，就更能了解他的小说理论是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归纳出来，这构成了他关于小说的理念。
    在三十年代前后，当写实主义、人生文学成为主流时，沈从文注意到很多作家凭着一个高尚尊严的企图（如为人生），一个不甚坚实的概念（如“社会的脏污”、“农村的萧条”）去写作，结果“所要说到的问题太大，而所能说到的却太小”(11:165-166)，因此在《短篇小说》一文中，他除了肯定小说要表现人生，但这绝不止于外在表面的客观事物现象，除了人生现象，应该还有梦幻现象，要不然小说就沦为新闻式的报告了：
    把小说看成“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一是梦的现象，便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单是第一部分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单是第二部分又容易成为诗歌。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可望成为一个小说。（《文集》，12:113-114）
    他特别强调人事和梦要相混结合起来，因此这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不能分开的。把它们分开以后，我们小说中的人，生命或灵魂，就会破碎。沈从文的小说要把它们粘合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人。“一切作品皆植根于‘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体。”
    在面对现实主义的压力，沈从文说小说家要“贴近人生”，但写作时却要“俨然与外界绝缘”，绝对不能被一些崇高观念左右：
    我虽明白人应在人群中生存，吸收一切人的气息，必贴近人生，方能扩大他的心灵同人格。我很明白！至于临到执笔写作那一刻，可不同了。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文集》，11:41-42）他要“用文字去捕捉自我的感觉与事象”，而感觉是个人的，超现实的。所以接下去，他再强调写小说要“独断”：
    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文集》，11:42）
    沈从文在《水云》那篇回忆式的哲理散文里，很坦诚地透露了自己经常陶醉于梦境的经验。写作对沈从文来说，是“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月下小景》中的佛经故事是经过“放大翻新，注入我生命中属于情绪散步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边城》那本中篇小说是“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的故事，是“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虽然“一切作品皆植根于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他为小说中已经消失的蛮荒历史，人类的记忆和梦幻里的世界辩护：
    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文集》，11:45）
    所以沈从文在小说中，常常写的不是眼见的状态，而是官能的感受、回忆、梦幻，请看下面几段文字：
    用各种官能向自然中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种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文集》，11:39）
    创作不是描写“眼”见的状态，是当前“一切官能感觉的回忆”。（《连萃创作—集·序》见吴立昌《沈从文》，34页）
    超越普通人的习惯，心与眼，来认识一切现象，解释一切现象，而且在作品中注入一点什么，或者是对人生的悲悯，或者是人生的梦。（《文集》，11:357）

    　　　　三、探索人的灵魂与意识深处的小说

    好的小说家，不同于常人，因为他能够从普通人所共见的人生现象与梦象中，发现一般作家不易发现的东西，打开普通作家不能进入的世界：
    一个伟大作家的经验和梦想，既不超越世俗甚远，经验和梦想所组成的世界，自然就恰与普通人所谓“天堂”和“地狱”鼎足而三，代表了“人间”，虽代表了“人间”，却正是平常人所不能到的地方。(5)从1928到1947年间，前后约二十年，沈从文写了大量有关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其支流各乡村的小说。中国土地上的湘西，一般人都能前往观光，但是沈从文小说世界中的湘西，不管是茶桐小边城或是玉家母子的菜园，七个野人的山洞，吴甘二姓族居住的乌鸡河，都是当地居民或游客所看不见，到不了的艺术世界。(6)
    沈从文在文章里，经常强调他五官的敏感性能，他善于通过官能，向自然捕捉声音、颜色、气味，而且幻想与回忆的能力，也超乎常人。这种能力能促进作品之深度：
    天之予人经验，厚薄多方，不可一例。耳目口鼻虽具同一种外形，一种同样能感觉吸收外物外事本性。可是生命的深度，人与人实在相去悬远。（《文集》，11:280）
    他自认是一个能表现生命深度的作家，当然他是当之无愧的。相反的，沈从文下面这段文字，很显然是针对当时长久住在北京或上海的现实主义作家，嘲笑他们感觉官能已麻木不仁，因此作品自然没有深度，更没有独创性：
    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文集》，11:44）
    沈从文一再说创作描写不是眼见的状态，不是一般人所能到达的地方，也不是普通作家容易发现的东西。到底这种小说所表现的由人事与梦象相混合的是什么世界？他在《烛虚》中指出，他的小说最终目的，就在于探索人的灵魂或意识边际，这样才能发现人，说明爱与死的各种形式：
    我实需要“静”，用它来培养“知”，启发“慧”……用它来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僧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发现“人”……（《文集》，11:281）接下去，沈从文说在现代文明社会，“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他的小说便是寻找还未被现代社会文明打破的人，还包括“我”作者自己。
    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说，他在作品里把农民“加以解剖与描绘”就是要探索其灵魂深处或意识层面：
    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指《长河》），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来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文集》，7:4）
    因为沈从文在论小说时，从想象、意识，到探索与解剖灵魂，金介甫，吴立昌都肯定他对佛洛依德的文艺心理学的理论有所认识。(7)
    沈从文的《渔》，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探索人类灵魂意识深处的小说。在现实层面里，苗族把毒药倒进乌鸡河里毒鱼，这是一年一度的大浩劫。吴姓兄弟溯河而上，在月夜里进入梦幻中，深入野蛮民族好斗嗜杀的潜意识深处，这条河是历史之河，意识之河，把这对孪生的青年人，带回人类蛮荒时代，人类灵魂之黑暗深处去。所以在河的上流，他们发现荒滩上有被流血染红的岩石，有哀悼鬼魂而建的庙，还有旧战场，以及唯一甘族生还的女子，这些都是二族互相残杀带来的悲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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