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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理论架构

时间:2009-8-8 16:40:27  来源:不详
四、小说是要发现人性,解释人生的形式

    沈从文要小说家超越现实,进入梦象,进入一般作家不能到达的地方,描写眼睛看不到的状态,探索人类的灵魂或意识底层,他的目的是要发现人,重新对人给予诠释,因为他在寻找中的人类,甚至自我的生命与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的观念把它粘合起来”。
    在沈从文眼中,人的生命与灵魂破破碎碎是许多原因所造成,而最常表现在他作品中的是野蛮的风俗与现代文明。譬如他说湘西的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来的素朴”,是指现代都市文明侵入乡村与小城镇后毁灭了原来的生活方式与人性。沈从文在更早的作家如鲁迅的小说中,已看见中国小乡镇及其人民在新的物质文明侵入后,“皆在渐渐失去原来的型范”。农民性格灵魂固然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城市人,像沈从文小说中的绅士政客,更丧失人性,道德沦丧。《夫妇》、《三三》中的城市人性已变形,身心都得了病,《菜园》中的乡绅政客,就更加卑鄙丑恶地去残害善良的老百姓了。
    所以沈从文一次又一次地说明他用小说艺术建设的庙所供奉的是“人性”,因此他要表现真正的人性,请看下面引自各篇论文的段落: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文集》,11:45)
    在小小篇章中表现人性,表现生命的形式。(《文集》,12:126)
    我写小说,就重在从一切人的行为表现上理解人的种种长处和弱点……(《文集》,12:54)
    我写小说,将近十年,还目的始终不变,就是用文字去描绘一角人生,说明一种现象。(《文集》,11:30)沈从文那样认真看待小说,因为他认为小说具有传统的文以载道的目的,并希望小说能代替经典著作,帮助人去理解人性、神性和魔性,建立价值与道德感:
    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文集》,12:114)
    沈从文对被压扁扭曲的人性如何解剖(即探索其灵魂与意识深处),目前像凌宇、王继志、吴立昌的著作都有讨论。(9)沈从文一方面表现乡下人与都市人(包括农民、士兵、工人、妓女、政客、绅士等各行各业的人)被扭曲得变了形的灵魂,他也挖掘他们身上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甚至神性。譬如通过野花的象征,沈从文表现出生活在古远时代的魔鬼习俗中的龙朱、患上精神衰弱症的都市人璜、瘸子号兵、豆腐店老板和商会会长的女儿,他们心灵中的原始的生活方式与爱情感觉,始终没有被毁灭。《新与旧》的老兵刽子手的人性、《丈夫》中的丈夫的夫权与人性,都在复苏和觉醒中。(10)《旅店》中的主人黑猫,一个守寡了三年的花脚苗族女人,终于在一个野狗很多的早晨,发现性欲在生长:一种突起的不端方的欲望在心上长大,她大胆的让一个客人满足了自己的性欲。那商人来自都市,是一个患上了不治之症的现代人,一个月后他便死了。商人日夜奔跑,忙于赚钱,一到旅店便呼呼大睡。尽管他有病,却经不起这位二十多岁的妇人苗条光滑的身段、胀起的奶子的诱惑,引起性欲。作者以众人为“熟睡所攫”象征他们的感官在迷睡状态,为追求物质所疲劳。虽然在这个旅店里,人人为金钱物质而忙碌,使到近年来没有“年轻人的事”了。但性欲还是不会死亡的,它只是沉睡着,随时都会醒来,就像大鼻子商人与黑猫一天早晨睡醒,一起到树林中的河边挑水(象征回到自然生活中),那些潜意识便会醒来。
    沈从文在1988年5月10日逝世后,在灵堂悬挂的遗照上,有他生前的题辞: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是他在1961年未写完的遗作,题名《抽象的抒情》一文前的题辞。初稿是在被查抄数年后退还的材料中发现。照凌宇的理解,未加引号的“我”和“人”,是受外在环境与压力改变扭曲的“我”和“人”。因此这题辞最适合代表沈从文一生的创作目标,因为他创作时,就是要尽一切努力,拒绝外在的压力,保持自我,这样他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才是在他作品中的时代里的真正人类。(11)

      五、小说的新传统:描写被现代文明毁灭的乡村小说
    沈从文在二十年代末以后,开始大力描写以湘西沅水流域为背景的小说。他自己很欣赏沅水流域所激发出来的杰作,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1957)中回忆道:
    一九二八年到学校教小说习作以后,由于为同学作习题举例,更需要试用各种不同表现方法,处理不同问题,因之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七年约二十年间,我写了一大堆东西。其中除小部分在表现问题、结构组织和文字风格上,稍微有些新意,也只是近于学习中应有的收获,说不上什么真正的成就。至于文字中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糅,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内容见出杂而不纯,实由于试验习题所形成。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分乡村人事。这地方的人民爱恶哀乐、生活感情的式样,都各有鲜明特征。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
    这是他“最满意的文章”,因为表现问题、结构和文字都有“新意”。这不但是他的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收获,所以沈从文以湘西富有传奇神秘色彩的生活、语言、地方色彩创造出突破性的新小说。他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1937)中说:
    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长河无从分开……
    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到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期,沈从文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窥探和再现乡村中国的生活方式及乡下人的灵魂,他开始有信心地从他自己所追求与试验的小说观点来考察当时比他早成名的小说家之小说。这些评论,其实是为自己努力创作的小说争取承认,建设其新小说传统而写的。这些批评自然也泄露了他自己小说的奥秘。沈从文称他自己所写的这种小说的传统,可追溯到鲁迅。从鲁迅《故乡》、《社戏》,鲁迅影响了王鲁彦、许钦文、罗黑芷、黎锦明、施蛰存,从而建立了乡土文学的传统:
    以被都市物质文明毁灭的中国中部城镇乡村人物作模范,用略带嘲弄的悲悯的画笔,涂上鲜明准确的颜色,调子美丽悦目,而显示的人物姿态又不免有时使人发笑,是鲁迅先生的作品独造处。分得了这一部分长处,是王鲁彦,许钦文同黎锦明。王鲁彦把诙谐嘲弄拿去;许钦文则在其作品中,显现了无数鲁迅所描写过的人物行动言语的轮廓;黎锦明,在他的粗中不失其为细致的笔下,又把鲁迅的讽刺与鲁彦平分了……(《文集》,11:70)
    沈从文在1947年写的《学鲁迅》一文中,尊称鲁迅为中国乡土文学之始祖,肯定这种乡土文学成为二十多年来的小说主流。沈从文甚至承认,他的乡土小说是受了鲁迅同类小说的启发才开始创作。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说:“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广受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文集》,11:69)
    沈从文眼中鲁迅及其同代人乡土小说的特点,最适合拿来诠释他自己的小说。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文集》,11:163-186)中,他指出:鲁迅“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鲁迅小说展览“一幅幅乡村的风景画在眼前,使各人皆从自己回想中去印证”。沈从文特别喜欢鲁迅这样的主题:“中国农村是在逐渐情形中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乱,为土匪骚拢,为新的物质所侵入,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原来的型。”
    沈从文也在许多当代小说中找到了与自己在主题与风格上相似的作品,属于这个传统的作家,在《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一文中说,“这两人皆为以都市文明侵入小城小镇的毁灭为创作基础”。沈从文也喜爱废名的小说,因为“由最纯粹农村散文诗形式出现”,他甚至坦白承认受了废名抒情诗小说之影响(《文集〈夫妇·序言〉》,8:393),两人作品有相似之处:“一则因为对农村观察相同,一则因为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文集·〈论冯文炳〉》,11:100)
    从沈从文对鲁迅及其他小说家的评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努力建立一个小说的新传统。这个传统由鲁迅开始,他们都是摆脱许多二三十年代写作教条观念的拘束,贴近土地去描写被物质文明毁灭的乡村小镇。这种作品的语言文字表现风格特点是,充满抒情的语言、冷静、感伤、忧郁,还混合着颓废、冷嘲和幻想美。(12)

        六、用乡村中国的眼光看现代文明:都市小说的开始

    虽然沈从文的小说给人的印象,主要是描写湘西的乡村中国,其实他的城市小说几乎占了全部作品的一半。在《沈从文文集》中的小说,有76篇以城市为主题,87篇以乡村为主题。(13)在他描写乡村社会的小说中,对都市文明的批判也有所表现,像《雨后》、《萧萧》、《夫妇》、《菜园》、《三三》、《贵生》等小说,就是很好的例子。沈从文的这些乡村小说,不只表现区域文化,他更以乡村中国的文学视野,一方面监视着在城市商业文明的包围、侵袭下农村缓慢发生的一切,同时又在原始野性的活力中,显现都市人的沉落灵魂。(14)例如,在《三三》那篇小说中呈现的便是乡村中国的自然人发现都市人的病态及荒谬性。小说通过象征性的语言,解剖了乡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第一次相遇后,乡村人对城市的梦幻开始破灭,而大自然的灵药也救治不了城市人的死亡,因为他患的已是第三期的痨病。
    在另一篇充满抒情幻想的抒情诗小说《夫妇》中,城市人在现代文明的污染与压力下,生命变得空虚,因此患上神经衰弱症。最后他回归大自然去寻找自然的生命力来治疗自己的病。可是原本潜藏着生命力的乡村世界却正在都市文明的侵染下逐渐失去原始的人性美与生命力。保护乡村的团卫就是都市文明的化身:它乱用权力,虚伪,公报私仇。《菜园》中的“县府”,胡乱处决玉少琛及其妻子,代表现代文明只是一场惨无人道的政治斗争,在白色恐怖中,许多无辜的老百姓惨遭杀害。这是另一种现代文明带来的灾难。
    所以沈从文在他的被称为最具魅力,充满泥土气息的小说中,仍然没有忘记都市文化无孔不入地侵入其间,而引起自然生活秩序的错乱,美丽的自然大地遭受破坏。沈从文在1931年写《记胡也频》里,对当时上海新感觉派都市文学作家如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很有好感。他说:“上海方面还有几个‘都市文学’的作家,也仿佛俨然能造成一种空气。”沈从文在以都市主题为中心的小说,如《绅士的太太》、《虎雏》、《八骏图》等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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