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又以乡下人的目光来观察都市人生及其荒谬性与社会病态现象。沈从文的乡村中国的视野是具有道德与价值的一把尺，他对都市人的观察，依据的是“乡下人”的标准。他把人类病态精神看作都市文明——外部环境对人性的扭曲，那就是他拒绝的“社会”。
沈从文这种乡村中国的诗学，从乡村中国来考察城市中国的小说，可说代表了中国五四时期以后的城市小说与诗歌的写作视野与思维方式。从鲁迅、王鲁彦到施蛰存的乡土作家，他们作品的主题是呈现现代物质文明如何慢慢毁灭中国的乡镇。即使到了上海现代派作家，像刘呐鸥、穆时英、杜衡，叶灵凤和戴望舒，他们虽然长期生活在上海，对现代都市有些认同，但对都市文明的困惑还是很多，因为他们多是从带有乡土味的乡村或小城镇走入城市的人，结果还是站在现代大都市的边缘来窥探都市人的观念行为模式。(16)
根据杨义的分析，三十年代上海现代派的都市文学作品对现代人的认识，也就是现代人的病症，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种是“陌生人”。由于受了大都会物质文明和商业文明的极大诱惑，从城乡涌进大都会的中国人，脱离了地缘、血缘、与伦理道德维系，他们一步一步掉进无底的深渊。所以从“陌生人”又变成了“片面人”，最后变成“变态人”。(17)不属于任何文学派别的老舍的城市小说，被称为“城市庶民文学的高峰”，而且是少数出身都市（北京）贫民阶层的作家，但是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是关于一个出生农村的年轻人祥子，城市文明使他从乡间带来的强壮的身体腐烂，成为现代都市社会胎里的产儿。他的堕落也是一步步的，从仁和车厂到大杂院与白房子（妓院），代表他逐渐掉进黑暗腐败的都市文明的最底层。他也是从“陌生人”、“片面人”而最后被扭曲人性成为“变态人”。(18)
沈从文描写乡下人与都市人在乡镇和大都市相遇的小说，在今天看来，它实际上构成以后历久不衰的都市文学的视野与出发点。这种都市文学的诗学，恐怕要在今天台湾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品中，才开始起了变化。(19)
七、揉诗、游记、散文与抒情幻想成一体的小说
吴福辉曾指出，沈从文最教人迷醉的作品，是以湘西沅水流域为背景，描绘富有传奇神秘色彩的苗族人民生活的小说。在这些作品里，他试验把抒情诗、散文、游记笔调揉进小说里，结果创造了突破性的新小说。(20)在上面讨论鲁迅、废名、施蛰存等人反映现代物质文明侵袭与毁灭乡村小说时，我们已注意到沈从文对他们的写实小说中的抒情、幻想、忧郁的气氛非常重视。他在其他论中国现代作家的文章里，特别注意以抒情诗、散文、游记笔调写的作品。
沈从文自己认为他曾努力在散文与小说中揉游记、散文和小说为一体，这是《新废邮存底》(1947)中的一段话：
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十三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有这种企图……这么写无疑将成为现代中国小说一格，且在这格式中还可能有些珠玉发现。（《文集》，12:68）
他主张打破小说、诗歌、散文之观念界限，因此也劝别人去尝试开拓这种新文体。除了揉诗、游记、散文成一体，沈从文也尝试把抒情幻想放进写实的、充满泥土气息的小说中。在《短篇小说》一文中，他一再强调“诗的抒情”在任何艺术中都应该放在第一位，因为它能带来特殊的敏感性能，因此他特别推崇施蛰存“多幻想成分”，“具抒情诗美的交织”的小说。
沈从文在《沈从文散文选·题记》中，自我肯定他的小说异于同时代之作家：
我的作品稍稍异于同时代作家处，在一开始写作时，取材的侧重在写我的家乡……想试试作综合处理，看是不是能产生点散文诗的效果。（《文集》，11:80）
《夫妇》根据其《后记》，那是沈从文自认为是用“抒情诗的笔调”写的小说。我也曾分析过《渔》，这是大量注入抒情幻想，成功发挥揉诗、散文、小说成一体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中，一个复杂的主题结构，野蛮族人的好杀习惯，复仇、爱情、人类美丽黑暗的心灵，静静的在朦胧的月下的河流、古庙、木鱼念经声中，挥舞宝刀声中、枯萎的花里展现出来。(21)
八、沈从文小说理论的前卫性与现代性
在西方文学理论中，原始主义(primitive)与前卫主义(avant-garde)是现代主义(modernism)的试金石。(22)沈从文响往原始的生命形式，喜爱采取超现实的新观点来理解生命，同时又喜欢尝试用全新的语言文字来进行创作，理解生命的各种形式，譬如在他同代作家中，没有人敢提倡，把创作看成“情绪的体操”。沈从文是少数敢于极地的试验新的文字性能，把它扭曲地加以使用的作家：
不少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的体操”罢了。是的，这可说是一种“体操”，属于精神或情感那方面的。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揉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文集》，11:327）所以他即使不算是前卫作家，也该属于敢于创新的现代派作家了。(23)
1941年，他自己完全知道他所写的小说很创新，与一般作品不同，与流行的见解不一样，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
我写的小说，正因为与一般作品不大相同，人读它时觉得还新鲜，也似乎还能领会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至于听到我说起小说写作，却又因为解释的与一般说法不同，与流行见解不合，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了。（《文集》，12:122）
沈从文在1988年5月10日逝世前不久，他对文学的看法还是很前卫的。当凌宇问他小说中的一些主题意义时，他回答：
你应该从欣赏出发，看能得到什么。不宜从此外去找原因。特别不宜把这些去问作者，作者在作品中已回答了一切。(24)其实沈从文早在1935年在《给一个读者》里，已肯定文学作品的有机组织与独立生命：
应从别人作品上了解那作品整个的分配方法，注意它如何处置文字如何处理故事，也可以说看得应深一层。（《文集》，11:332）他很害怕读者为了寻找作品以外的东西，而“毁坏了作品的艺术价值”。这种文学观，使人想起近年来西方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作者的死亡”的观念：艺术作品一旦产生，就意味着艺术家的死亡，艺术只是其自身……文本，而读者观众可以再创造新的艺术空间。(25)所以迟至1980年，沈从文说他写小说是“企图从试探中完成一个作品”：
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从试探中完成一个作品，我最担心的是批评家从我习作中寻“人生观”或“世界观”。(26)
附注：
(1)王润华《从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看沈从文学批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第90种(1993)，1-26页。
(2)《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1982-1985）共12册。本文内文简称《文集》，如注明11:96-235，表示第11卷，96-253页。
(3)王润华《从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看沈从文学批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第90种(1993)，6-10页。
(4)关于沈从文这几年的写作生活，见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82-164页。
(5)这段引文引自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北京三联书店，1985），156-157页。原出现在《烛虚·小说作者与读者》。
(6)这些小说世界，在这些书中，都有讨论：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王继志《沈从文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贺兴安《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成都出版社，1992）；赵园编《沈从文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Jeffrey Kinkley,TheOdyssey of Shen Congw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7)参考Jeffrey Kinkley,Shen Congwen,PP.112-114；吴立昌《沈从文》，184-229页。
(8)我有专文论析这篇小说，见《一条河流上扩大的抒情幻想：探索人类灵魂意识深处的小说〈渔〉解读》。
(9)在凌宇、王继志、吴立昌等人的书中，都有对这些作品提供基本的分析。
(10)有关野花的象征意义，我有专文讨论，详见《每种花都包含着回忆与联想：沈从文小说中的野花解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集，1995年出版。有关〈丈夫〉中夫权之醒悟，详见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九十二期（1992年第2号），99-113页。
(11)《抽象的抒情》与凌宇的对题辞的见解见《风雨十载忘年游》，收集于《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1-9；326-359页。
(12)我有专文探讨沈从文对鲁迅小说之批评，见王润华《沈从文论鲁迅：中国现代小说之新传统》见《鲁迅仙台留学9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仙台：东北大学语言文化部，1994），204-218页。
(13)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指导过一篇学位论文研究其城乡主题，见梁其功《沈从文作品中城乡主题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1994）。
(14)吴福辉《乡村中国的文化形态：论京派小说》见《带着枷锁的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113-135页。
(15)各篇小说依次见《文集》，4:88-118；4:149-175；6:166-194。
(16)杨义《三十年代上海现代派的都市文化意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217-230页。
(17)杨义《三十年代上海现代派的都市文化意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217-230页。
(18)我对这问题在《老舍小说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有关篇章中有所讨论。
(19)王润华《从沈从文的“都市文明”到林耀德的“终端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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