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40年代的冯至在写作内容、生活方式和思想取向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整个40年代，冯至的思想、创作与里尔克、歌德和杜甫密切相关。经由他们，冯至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生命的孤独感、虚幻感，他的目光从抽象的学理探索转向了现实生活，开始思考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关系。当同时代的许多作家还在为陌生的新时代的到来而不安时，冯至却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时代之间迅速地找到平衡点，几乎无所滞涩地迎接着这个群体时代的到来。

    20世纪40年代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是十分艰难的十年。在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构成的这十年间，中华民族经历了痛苦的离乱生活和复杂的情感转折，最终迎来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对于冯至来说，这十年也是他一生最为复杂、最为关键的十年。在40年代最初的三年，他先后出版了诗集《十四行集》、小说《伍子胥》、散文集《山水》，登上了文学创作的高峰，从1943年开始，他的文学创作几乎停止，转而开始专注于充满时代气息的杂文写作。在写作杂文的同时，他走出个人内心的沉思开始介入社会生活，他做演讲、参加文学社团活动，参与民主活动，可以说，这时的冯至在写作内容、生活方式和思想取向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1946年7月，冯至返回北平。从1946到1949年三年间，冯至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取向更加复杂。一方面，冯至一反惯常的低调作风，与一批自由主义作家保持了比较密切的来往。尽管此时的北平无论是社会氛围还是生活条件与30年代都大相径庭，

    但是文人交游的本性并没有变化。那时冯至与朱光

    潜、沈从文等十几位北大教师同住在中老胡同33号院，闲暇时常常一同逛逛门庭冷落的书肆和依然美丽如画的西山，交流文学观点，谈谈时局现状。任教于南开大学的卞之琳则时常来往于平津之间，在北平时经常借宿于冯至家中。废名长子冯思纯在回忆复员后他们的北平生活时说：“北大教师朋友间经常互相拜访，我家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尤其是晚饭后。谈话内容主要是就学术问题进行讨论，交流意见，当然还会涉及对时局的看法。”冯至与杨振声、沈从文、俞平伯、朱光潜、林庚、卞之琳、常风、袁可嘉等都是家中常客②。1948年七八月间，杨振声、冯至、沈从文、朱光潜等还同去颐和园“霁清轩”消夏，他们一起在山中“魏晋”，享受着最后的悠闲生活③。

    各种文学聚会之外，冯至与沈从文、朱光潜等自由主义作家一起积极创办各种文学刊物，宣传自由主义的文学主张、提倡独立的文学创作。1946年12月，冯至与杨振声、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编辑出版了杂志《现代文录》。该杂志以杨振声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创新精神”作为编辑方针，编辑目标则直接指向了“创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艺”④，较高的文学品位使它很快便成为“北方文化复员与文学运动展开的第一面旗帜”⑤。不久，冯至又参与了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和《文艺》的编辑，并留下了详细地有关稿费计算和寄送的纪录。1947年6月以“采取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树立一个健康底纯正底文学风气”为原则的《文学杂志》复刊，冯至与夫人姚可共同担任了杂志的编辑委员。可以说，冯至积极投入到当时北平最为重要的文学圈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自由主义的文学理想添砖加瓦。

    一向处在文坛漩涡边缘的冯至此时也偶尔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喊出自己的主张。例如，40年代后期，随着文学一元化进程的推进，从阶级斗争出发的政治批判逐渐压倒了从文学创作出发的文学批评，政治定性成为文学批评的“排头兵”。冯至发表了《批评与论战》，用纯学理讨论的方式强调批评与论战的严格区别，客观上却对批评家对写作的横加侵犯，给予了积极的驳斥。到了1948年的2月，冯至因为被其宣称的民主自由原则的吸引而参加了后来备受批判、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另一方面，在解放战争后期，北平围城前后，冯至几乎是毫无抵触地接受了共产党政权，并且非常顺利地融入到了新的社会秩序中去。1949年2月，在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入城式上，冯至站在了欢迎队伍的“前列”；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冯至担任了北平代表团副团长，在《写于文代会开会前》一文中，冯至几乎是欢欣鼓舞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新时代的渴望。从此，冯至开始活跃于当代文坛，成为50—60年代重要的文化活动家之一。

    两相对比之下，我们不由得对冯至的巨大转变充满好奇。造成这种转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政治力量下的生存压力还是真诚的理解和接受?是单纯的政治热情还是经过了冷静的深思熟虑?同时这种转变对于冯至有何意义?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从三个伟大的文人谈起。

    一从里尔克、歌德到杜甫在整个40年代，冯至的思想、创作与三位伟大的文人有关。其一是里尔克，其二是歌德，其三是杜甫。就接受美学而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者总是出于自己的某种需要去接受某个作品或某位作家，以及同一阅读对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象，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加以理解和整合。反之，我们也可以根据阅读者对作品、作家，以及同一阅读对象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象的选择，来推断阅读者自身的精神世界和生命追求。对于40年代的冯至来说，在里尔克身上他学会了忍耐，学会了在寂寞中艰难前行。从歌德那里他领悟到了“向外又向内的生活”，在杜甫的诗歌中他感受到了一个关注时代、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的伟大。而这些选择和接受帮助冯至克服了由于战争所带来的生命的孤独感、虚幻感、脆弱感，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关于个人与群体、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的困惑，同时也为他未来将要面对的选择和决断铺好了路。从20年代以来，冯至一直是里尔克的崇拜者。在纪念里尔克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中，冯至称里尔克是他在“最寂寞、最彷徨”的时候的伴侣，在为文和为人两方面都给他以极大的启示。里尔克那种克制情绪，“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涣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的艺术风格给了冯至极大的启发；而里尔克“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在“永恒的寂寞”中体验人生的生活方式，也让冯至赞赏不已⑥。如果说1930年代的冯至在里尔克那里得到的是“如何成为‘寂寞的个人'而获得对真实存在的理解”⑦，那么，进入40年代，在民族存亡的战乱中，冯至对里尔克有了新的认识。里尔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前战后的一段时期的“沉默”，在1930年代被冯至一笔带过，此时却成为冯至关注的重点。冯至指出，里尔克“十年的沉默”并不是放弃：“他看着世界一切都改变了形象，他在难以担受的寂寞里，深深感到在这喧嚣的时代一切的理想都敛了踪迹，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他锐利的目光无时放松时风的转变，他只向他的友人们倾吐他的关怀。”⑧冯至认为，表面看来，里尔克“已在紊乱的时代前退却”，但是“他当时对于人类所有的关怀并不下于指挥三军统帅在战场上所用的心机”。他说，尽管外部世界“任何一件不合理的事”都使里尔克感到“深切的痛苦”，但是他满怀着“从事于真实地改变和革新的意志”，在等待着，在准备着，要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分担”自己的责任。

    冯至总结道：里尔克这“十年的沉默”是一种“隐伏”，其目标则是“暗自准备将来的伟大工作”。在一战结束后，经过长久的探索和彷徨，里尔克的十年的痛苦和沉默得到了升华，以《杜伊诺哀歌》和《十四行致莪尔菲斯》成就了一代新风。里尔克这种“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的精神深深地吸引了冯至，他由此而推进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相信“中国这么大，人口这样多，其中只要能有一千个真实努力工作的人，中国就会有办法”。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不顾时代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把他们看作是一片“混沌”中的澄清剂，在混沌过去之后，“他们心血的结晶就会化为人间的福利。”

    “人需要什么，就会感到什么是亲切的。里尔克的世界使我感到亲切，正因为苦难的中国需要那种精神。”此时的里尔克，无论是在个体的生活抉择，还是在个体意志与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的取舍方面，在在提示着冯至：一个人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中，在真伪混淆的社会里可以怎样的生活，怎样“忍受着现实为将来工作”，在保有自我的同时又不放弃自己的责任。

    歌德可以说是冯至一生的朋友。从40年代初翻译俾得曼的《歌德年谱》，冯至开始了对歌德的研究。他称赞歌德的《浮士德》和《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是两部“生活教科书”⑨。在歌德的作品里，他“领悟到一些生活的智慧”，寻找到了调节外部人生和个人内在思想的依据⑩。如果说，里尔克是以一个纯粹文人式的自我倾述使冯至体悟到了如何在人生近乎宿命般的“寂寞的深处寻得一条出路”11，那么歌德则是以哲人的睿智在抽象的哲思层面引导着冯至如何完善个人人格，“如何审视人生”12。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冯至在1940年代所接受的歌德，与他在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歌德并不相同13。在变化多端的战争年代，“经常感到有抛弃旧我迎来新吾的迫切需求”的冯至14，抛弃了自己在二三十年代所接受的“维特式的歌德”，转而对步入中年以后的变得更为保守的歌德充满兴趣。

    1940年代的冯至，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歌德的思想：“蜕变论”、“反否定的精神”、“向内又向外的生活”15。这三重思想在创作中、生活态度上、在生活方式上都对冯至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歌德作品中的人物“体现一个共同的思想：人在努力时总不免要走些迷途，但只要他永远自强不息，最后总会从迷途中‘得救'，换句话说，人要不断的克服和超越自我。在抗日战争艰难的岁月里，他们给了我不少克服苦难、纠正错误的勇气”16。“蜕变论”与“反否定的精神”重点在于人格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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