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一方面承认这个时代是集体的时代，另一方面又对集体意识过于强大可能出现的悲剧性后果表示担忧。他说，放弃自我，“随时随地都要委身于这庞大的集体”如果成为事实，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力量。如果这个集体是使人类向上，使人类改善的，自然会做出伟大的事业。但如果“这个集体被希特勒一类的人们领导着”，结果又会怎样32?冯至对于“集体”的力量颇有疑虑。他回顾近二十年来的德国社会，集体意识的无限膨胀，对于个人构成了极大的压迫：“在这样的集体里，人人都没有个性，人人都觉得自己是无，人人都可以做些不负

    责任的事，尽量发展他的残暴，归终是谁负责任呢?是那个抽象的集体。”

    为此，他又为个人主义进行辩护，为个人主义者在这集体的时代寻求地位。冯至首先把“真正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相区分，指出，那些危害着国家、民族的群体利益的是“利己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纯洁”的个人主义不仅“无伤于一个健全的集体”，而且还能为集体意志的凝结和完善发挥作用33。

    那么什么样的个人主义才是“纯洁的个人主义”?冯至回答说：“忠实于自己的工作、忠实于自己的见解。”冯至分析说，这些纯洁的个人主义者，如同杜甫一样，把自己“看作无，看作零”，坚持把自己视为“平凡人”、“普通人”，因此能够“认识我们的实际，然后才能谈理想，污泥上建筑不起来庄严的庙堂——第一步我们还是要设法先除掉自己脚下的污泥”34，同时，他们又能时时警醒彻底抛弃“自我”有可能导致的集体意志的无限膨胀，他们能够“保有一些理想”，“少被焦躁的心与夸大的志愿支配，过着自己所应该过的生活”，并且为那些迷失在“雾的海洋上”的“自命不凡的人”提出劝诫和警告35。

    1945年冯至发表了《歌德与人的教育》一文，借用对歌德的评论，表达了他对群体意识的肯定，同时强调了群体时代里“纯洁的个人主义者”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他指出，歌德在个人主义高涨的时代便已经预感到了集体生活即将到来，并将19世纪后半期的德法战争中德国的失利归咎于“一切都任凭个人发展自己，而全体对变动漠不关心”。而拿破仑的失败以及德国的最终胜利则是“集体的力量”勃发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歌德开始呼唤一种“适宜于集体生活”的“新人”的出现。这种“新人”的特征是：“精确地认识自己的事务而处处为全人类着想。”这些“新人”共同构建出一个理想的群体社会。在这个理想的群体社会内部，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同时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决定其高下是他们对于工作的态度。冯至感慨道：“这种人不是我们现在所要求的吗?在一百多年前歌德已经迫切的感到了。”36可以看到，冯至所呼唤的“适宜于集体生活的新人”主要具备两重特性：其一是，心怀理想即群体的未来，其二是致力于眼前最实际的工作。把“适宜于集体生活的新人”与“纯洁的个人主义者”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都要求“致力于眼前最实际的工作”，但“纯洁的个人主义者”的“忠实于自己的见解”原则却被“适宜于集体生活的新人”的“处处为全人类着想”的思想所替代。从为“纯洁的个人主义者”正名到对“适宜于集体生活的新人”的呼唤，冯至对于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认识可以说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适宜于集体生活的新人”的两重特性被冯至精炼地概括为“工作而等待”，他在经历了“十年的沉默”的里尔克身上发现了这种特性，在天宝变乱中寂寞地流离于乡野的杜甫同样具备，而晚年的歌德更是将这种姿态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冯至高度赞赏这种“工作而等待”的生存姿态，认为这种姿态使得他们能够在时代的变乱中始终保持着积极的生活态度，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工作而等待”这句话中，还包含着冯至对于个人与群体间互动关系的探究：个人与群体之间并不全然矛盾，二者相辅相成，每一个个人都对群体负有责任，个人尽力工作有利于一个健全的社会的形成。同样，一个健全的群体“都不会否认个人的地位”37。个体融入集体，并不等于个体的彻底消亡，它将在集体中获得新生，“死只是一个走向更高的生命的过程”38。

    在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历程中，冯至着重讨论了“绝望”或“断念”对于个体与群体的融合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生活在变乱时代的里尔克、歌德和杜甫无不经历了对于现实的绝望和对于人生的“断念”。此时的冯至也正经历着这种“绝望”。在《歧路》中，冯至表达了自己处在歧路彷徨的痛苦：“我们越是向前走，/我们便有更多的/不得不割舍的道路”，“我们/全生命无处不感到/永久地割裂的痛苦”。然而，里尔克、歌德和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从绝望中不断地产生积极的努力”39，工作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自慰，毋宁说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40。

    在“绝望”和“积极的工作”这两种落差极大的思想状态之间存在着一座沟通的桥梁，这就是“限制”（或称“自制”）。冯至曾这样解释说，“这限制并不像庸俗之流，一到中年生活态度便日趋拘谨，更不是遁世的宗教徒窒情灭欲的苦行，而是一

    种崇高的道德”。他分析歌德通过“限制”在“绝望”和“积极的工作”之间架设桥梁，并在其精神旅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想要达到一个高远的目的，他不得不如此。他想象，经过许多克制后，一旦他能够达到那个目的，他会看见更高的自由，更深的情欲在那里等待着他。所以断念、割舍这些字不管怎样悲凉，人们在歌德文集里读到他们时，总感到有积极的意义：情感多么丰富、自制的力量也需要多么坚强，而这都在发展，相克相生，归终是互相融合，形成古典式的歌德。”41

    由此看来，冯至把“绝望”和“痛苦”看作是通向终极目标的必经之旅，是人生的一种必然经历：“为人的可贵在乎多多分担同时同地的人们的苦乐。假使有意或无意的躲开了许多人间的苦乐，而在所谓‘仙境'里同些没有人性的仙童仙女们混了一些时候，纵使是又带着意识和感觉回到人间，这又与那个法隆青年矿工的尸体有什么分别?……经过相当的岁月后，……我们经历过的无数苦乐将要对于他们是一块空白。到那时我也要模拟那个短篇记载的作者的笔法把那块空白填起来：‘这中间河南经过了大饥馑，敌人打通了平汉线……失掉了长沙，失掉了衡阳，湘桂路上、桂黔路上充斥了流离失所的难民……收复了密支那，收复了腾冲……饿死了、冻死了无数出自农村的老百姓……‘专家们'又作了许多篇关于战后的论文'以外当然还有许多尚未发生的事。”42“绝望”和“痛苦”在冯至这里获得了升华，它不再是一种现实的肉体、精神或情感上的焦虑，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成为一种哲学层面上的抽象命题。

    由“限制”引发出另一个概念：“界限”或“范围”。如果说“限制”是激发个体内在精神的不断变化发展的动力，那么“界限”则不仅意味着个体意识自身的调节和建构，还包含着外部世界对于个体约束。冯至坦然地接受了“界限”的存在，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内在的丰富与外在的约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眼前的鸟兽花木那样自由的生长，可是哪一个生物不在默默地受着气候和水土的限制呢?”他认为“界限”与“自由”绝非完全对立而是一对辩证的存在，正是由于“界限”的存在“我们才能感到自由的意义”。环视现实社会，冯至感叹道，在这个“洪水横流”的时代，当务之急是要“划定一个新界限”43。

    正是由于对“绝望”和“痛苦”的抽象化，以及对“限制”、“界限”等一系列概念怀有一种朴素的辩证认识，所以，尽管“全生命无处不感到/永久地割裂的痛苦”，冯至却能够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时代之间迅速地找到平衡点，几乎无所滞涩地迎接着这个群体时代的到来。

    1948年的暑假，杨振声、冯至、朱光潜、沈从文与金等几位年轻的朋友一起前往“霁清轩”消夏。他们在别墅里聊天，在山水间徜徉，惬意地享受休闲时光。但客人们的心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沈从文在山水之间觉悟到的生命启示，激发了他的创作的欲望。他渴望“恢复在青岛时工作能力和兴趣44。同是霁清轩的客人，冯至的思考却完全不同。听着不远处的西郊机场飞机起落的声音，他内心中充满了憎恨：“当我想到你来自美国，里边装载的有时是美国的炸弹，有时是美钞荫庇下的达官富贾，而受害的都是中国人民时，我对你只有憎恨。在憎恨中，我深深认识到，用外国武器来杀害自己的同胞是最卑鄙的行为。”45

    对于思绪差别如此之大的客人之间究竟在交谈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沈从文的书信却给了我们一丝线索。在给张兆和的信中，他说自己对于“上山‘魏晋”的日子感到厌倦，因为“霁清轩是一个‘风雅'的地方，我们生活都实际了点，我想不得已就‘收兵回营'也好”46。这“风雅”和“实际”的偏差告诉我们，客人们之间显然已经产生了某种分歧的暗流。

    1948年11月7日晚上，北大“方向社”在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出席者包括朱光潜、沈从文、冯至、废名等文学前辈，也有汪曾祺、袁可嘉等文坛新人。会议记录《今日文学的方向》刊登在14日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上。会议的主题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的观点来讨论“今日文学的方向”，然而谈话的重心却很快转入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讨论如何对待“红绿灯的指挥”的问题。

    从这份记录可以看出，这个提倡纯文学创作、坚守艺术个性的自由主义作家群已经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当沈从文等人还在为“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而陷入两难境地时，冯至却早已经下定了决心。透彻思考过个人与群体、

    个体人格的完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冯至已经走出了这种两难境地。他所强调的只是人生道路上必须做出“决断”，而他的决断便是“既要在这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这个“决断”对冯至而言是一段旧的生活段落的结束，也是一段新的生活段落的开始。

    注释：

    ①有关这一时期冯至的社会活动情况参见陆耀东、周良沛、蒋勤国等所作的冯至传记，以及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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