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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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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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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韩孟诗派研究》〔414〕和《论韩孟诗派生硬劲峭的内在品质》〔415〕、朱明秋《雕肝呕肺究为何：寻韩派诗人苦吟的原因》〔416〕等。林伯谦《韩愈文学理论与佛法行持之研究》〔417〕从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两方面比较韩愈文学理论与佛法行持的关系，认为二者尽管有不少共通之处，但也有大相径庭之处。其相异处可见出韩愈的反佛之心，至于不谋而合处则绝非受禅学启发所产生的灵感，更不是晚年结交大颠和尚而得到的领悟。相关论文还有阎琦《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418〕。
有关柳宗元的论文数量仍和前两年相差不多，较有新意的是朱邦国《论柳宗元的作品与创作心态的关系》〔419〕、周庆义《柳宗元家世与籍贯考》〔420〕。刘禹锡研究在《陋室铭》是否出自刘禹锡之手产生了质疑，吴小如1996年春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首先发难，但未稽考古籍，立论未周，不久即遭驳斥。段丽塔《〈陋室铭〉作者辨析》〔421〕据《新唐书.崔沔传》，谓《陋室铭》乃崔沔所作。吴小如《〈陋室铭〉作者质疑》〔422〕又据颜真卿《崔孝公陋室铭记》对照今传《陋室铭》加以考察后认为，说《陋室铭》出自刘禹锡之手固无确据，但说是崔沔传所作亦不免有人疑窦之处；《陋室铭》实不类唐人作品。而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423〕则就自己《刘禹锡年谱》〔424〕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更具说服力的申述。相关论文还有高钧《刘禹锡〈陋名铭〉作年及陋室所在地考辨》〔425〕。有关刘禹锡的重要论文还有沈文凡《元和诗豪刘禹锡》〔426〕、张凤芳《简论刘禹锡的诗歌创作》〔427〕、熊飞《〈刘白唱和集〉编集流散考》〔428〕、张自新《自我心灵的烛照与社会盛衰的思考：论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429〕、林心治《刘禹锡咏史怀古诗新探》〔430〕、任晖《永贞革新与刘禹锡、柳宗元的文学创作》〔431〕、尹楚彬《刘禹锡交游辨正二题》〔432〕、陶敏《曲折微婉寓刺于美：说刘禹锡〈寄李六侍御〉诗》〔43 3〕。书籍方面，蒋维崧、赵蔚芝、陈慧星、刘聿鑫《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是继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434〕之后又一部刘集整理本，它以民国徐鸿宝影印宋绍兴八年本为底本，系年依高国忠《刘禹锡诗文系年》〔435〕。与瞿笺相比，它更侧重于语词。卞孝萱、卞敏《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刘禹锡评传》〔436〕，洋洋29万字，分列十章，对刘禹锡的氏族、籍贯、出生地、家世、游学、科名、官职、交游、政治思想、哲学理想、人生观、文艺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一一加以论述，文献搜求博洽，资料运用精审，考论严谨，视野开阔，表述流畅，洵可谓力作。
李贺仍旧是中晚唐研究的热点，两年间发表了大约50篇文间。纵观这些文章，选题以悲剧意蕴、生命意识、独特之理等较为集中，如郭崇林《李贺诗的悲剧心理特征初探》〔437〕、周尚义《李贺的悲剧情结及其诗歌的悲剧意蕴》〔438〕、阮堂明《李贺的心灵矛盾与诗歌的艺术表现》〔439〕、李宝泰、邹少雄《超越生命的羁绊：论李贺诗的超我意识兼及其意识构成》〔440〕、王慧《生、死、仙：浅探李贺诗歌中的生命哲学》〔441〕、卢伟、朱继英《试论李贺诗中的死亡焦虑》〔442〕、李鹏飞《绝望诗人的自我拯救：李贺诗歌与创作心态》〔443〕、王玉民《李贺诗歌中的无意识》〔444〕和《李贺诗歌中的通感、幻觉和高峰体验》〔445〕、李军《李贺诗歌意象论》〔446〕、 《论李贺诗歌的荒诞诗风》〔447〕和《论李贺诗歌的艺术变形》〔448〕、王峰秀《浅谈李贺的创作心态及诗歌意象》〔449〕、廖明君《生命的有限与无限：李贺诗歌新论》〔450〕、张国荣《浅论李贺诗歌独特之“理”：兼驳李贺诗歌“少理”论》〔451〕。
李贺诗的章法，历来受到非议，谓之有句无篇、零碎拼凑、前后矛盾、俱无脉络，而杨晓霭《略论李贺诡奇诗歌的章法变幻形态》〔452〕则认为，李贺诗结构有内在逻辑性，以心理意识为内在线索，将种种瞬间性印象剪辑成体以达到“陌生化”效果，在诗歌章法表现为“隐合”“复迭”“辐射”“谜语”四种形态。其对西方形式主义文论方法的合理借鉴，可算正切合贺诗之神理。长吉诗善用色彩，前人已多有所悟。陶文鹏《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453〕则将李贺对色彩的敏感特点融贯到对其诗歌意象和意境的具体分析之中，指出他善于“先声夺人”和“借色点睛”，擅长表现灵视中梦幻里的广阔无际虚幻渺远之色，表现光色的微妙变化，赋予色彩以象征性、情感性和个性，把色彩作为创造冷艳瑰奇意境的重要手段。其论述可谓较全面细致。1983年吴企明曾有《李贺诗歌艺术渊源初探》〔454〕，1997年他又有《长吉诗艺术渊源论》〔455〕一文，结合李贺生活的中唐时代政治情况和自身的坎坷遭际，更加全面系统阐述了这一论题，以求了解其诗歌独特风貌形成的原因。杜道群亦有《试论李贺诗歌的艺术渊源》〔456〕，可同此文相互参看。吴企明另有《论杜甫与李贺》〔457〕。在李贺游踪研究中，许多年谱、著述皆称李贺有南游之举，如朱自清《李贺年谱》、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王礼锡《李长吉评传》、吴企明《李贺》、傅经顺《李贺传论》等均主此说。党银平《李贺南游疑证》〔458〕则从诸家新论南游的原因、时间、李贺的生活和身体状况、歌诗的内容等四个方面一一加以驳论，认为南游之举并不可信。
同前几年一样，无题诗尤其是《锦瑟》，仍是两年中李商隐研究的特点。王蒙谓之《李商隐的挑战》〔459〕，形象、豁然。文章认为，李商隐研究热潮的出现，标识着近年来文学观念的变迁、发展、开阔深化：“李商隐现象”是对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包括接受美学和文学史的一个挑战，“我们有可能把李商隐研究作为一个契机，把我们整个国家的理论水平，文学史的水平，诗歌创作的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孙金荣《潜沉的扩张的隐喻：李商隐“无题”诗意象的主要表现形式》〔460〕认为，李商隐无题诗意象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而以特别的文学性(非固式、非直观化)、内在性《隐喻式思维》、比喻各方面的浑然天成(具旺盛繁殖力的结合)为特征的潜觉的扩张的隐喻则构成其意象表现的主调。相关论文还有彭桂媛《与君共赏“琴瑟”弦外音——试论李商隐无题诗中的“情中情”：兼与先辈诸说商兑》〔451〕、张凤秋《李商隐“无题”诗探幽》〔462〕、陈建任《言情的艺术：论李商隐无题诗的情感及抒情方式》〔463〕、廖美莲《言有尽而意无穷：李商隐无题诗意境美浅析》〔464〕、赵忠山、《李商隐无题诗的空白结构及其模糊特征》〔465〕、张明非《李商隐无题诗研究综述》〔466〕、杨艳梅《〈锦瑟〉是悼亡诗新证》〔467〕、李平《〈锦瑟〉难解：谈当代语义学几种理论在解读中的运用》〔468〕、王次澄《李义山〈锦瑟〉诗赏析》〔469〕、夏其模《我对〈锦瑟〉诗的理解》〔470〕。
余恕诚《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兼谈李诗研究的方法问题》〔471〕在论述李诗朦胧、多义及其对心灵世界表现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李诗研究总体上可以着重从反映心灵世界去看李诗，而在深处、细处可以融合某些人事背景的考释，使诗歌多义性的丰富情感内涵，在解读和研究中更充分地展开。张明非《论李商隐的比兴风骚》〔472〕阐发钱钟书先生《锦瑟》乃“借比兴之绝妙好词，究风骚之甚深蜜旨”(《谈艺录》补订本)之意，将之扩展为对整个李诗特征的概括。樊南文研究继董乃斌《论樊南文》、吴在庆《樊南四六文刍议》之后，刘学锴《樊南文的诗情诗境》〔473〕从诗语、诗情、诗境、诗心四个方面，剖析玉溪诗对樊南文的渗透与影响，是对钱钟书先生所云“樊南四六与玉溪诗相通”〔474〕很好的阐发。有关李商隐研究的其它重要论文还有黄世中《李商隐诗版本考》〔475〕、张学松《李商隐咏物诗的悲剧美》〔476〕、张文飞《从新批评的角度论李商隐诗之艺术魅力》〔477〕、黄世中《论李商隐诗的艺术特色：兼评旧笺对李诗的某些曲解》〔478〕、熊国华《论李商隐诗化情境的生成方式》〔479〕和《论李商隐诗歌的隐喻系统》〔480〕、梁佛根《义山桂幕诗作的黄昏情结及其多层底蕴》〔481〕、深泽一幸《蜂与蝶：李商隐诗的性表象》〔482〕。
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是一部新人耳目之著，此著分为初恋诗、夫人诗、关于皇帝的爱情放含有性幽默的游戏之作四个部分，对涉及的108首义山诗分别加以注释、诗解和今译，其诗结部分注重对义山赋高唐的手法的阐析，注重以诗证诗，注重喻之多边，喻之二柄，注重诗家创作常规，注重以道藏释义山诗，作者自谓第一辑初恋诗将最受关注、最会引起争议，我们拭目以待。杨柳《李商隐评传》出版了新版〔483〕，增加了钱钟联、沈立人的序和其子杨晓东的后记。
自陈尚君、江涌豪发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的节要、提出《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以来，学术界给予了充分重视，两年中又发表了21篇有关文章，其中《中国诗学》第五辑〔484〕专门开辟“《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讨论”一栏，收入9篇讨论文章。〔485〕
陈尚君、汪涌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486〕全文三万字，分1.《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生平思想、论诗旨趣及文风取向的比较，显而易见的悖向；2.明万历以前未有人见过《二十四诗品》；3.《二十四诗品》之出世及其疑问；4.《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5.《诗家一指》的初步研究；6.所谓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为明末人据《诗家一指·二十四品》所伪造；7.余论七大部分。其中《诗家一指》为怀悦所作一说，张健已有订正。其结论为，明初洪武间人赵撝谦《学苑》中已引录过《诗家一指》，所以《诗家一指》成书应在此前；其最早版本是成化杨成校刊的《诗法》本，其后百年间的各种版本均不云怀悦作。另，明正间史潜校刊《新编名贤诗法》三卷中，有《虞侍书诗法》，应是较《诗家一指》更接近《二十四诗品》原貌的版本。据“虞侍书”之名称，及书中“集之《一指》”之“集”的自称，张健推断此书作者可能即为虞集。〔487〕
此后，陈尚君《〈二十四诗品〉辨伪追记答疑》〔488〕针对各家反驳诘疑，如司空图本人或其友人诗文中有无其作《诗品》的证据、如何理解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之文意及“韵”字如何理解、如何看待唐末至明末七百多年无人称引这一特殊现象，一一阐述己见，认为目下欲维护司空图的著作权还看不到有力的证明。汪涌豪《论〈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诗论异趣》〔489〕结合其生平思想，对其所作论诗杂著与《二十四诗品》在哲学观、文学观、以及理论形态等方面的不同加以论证，汪涌豪《司空图论诗主旨新探：兼论其与〈二十四诗品〉的区别》〔490〕则专就其诗学思想的主旨，讨论其与《二十四诗品》的区别。
王运熙《〈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我见》认为陈尚君、汪涌豪之论有两条证据特别有力，一是证明苏轼没有提及《诗品》，二是许学夷的论述，他对司空图十分推崇，不可能把司空图之著斥为“卑浅”。张伯伟《从元代的诗格伪书说到〈二十四诗品〉》从元代诗格的一般特征入手，对怀悦编本《诗家一指》的各节一一考察，认为它是一部从唐、宋及元代初期的诗论中抄撮编纂而成的书，因而最早出现在《诗家一指》中的《二十四诗品》究竟出于唐、宋，抑或元初，从《诗家一指》本身尚不能得出确实的结论。张健《从怀悦编集本看〈诗家一指〉的版本流传及篡改》从怀悦编集本《诗家一指》入手，对《诗家一指》的版本流传加以梳理，得出如下结论：一，怀悦编集本《诗家一指》是一部诗法汇编，怀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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