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小说发展论之一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原动力及制导机制 |
 |
时间：2009-8-8 16:40:43 来源：不详
|
|
|
五四新文学运动用西方文艺理论的“文学”概念将传统的各种文体进行新的分类，其好处是把传统文论不肯承认其合法地位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体接纳进文学殿堂，阐发了各种文体的共性即文学性，而它的不足则是忽略古代文体的个性。忽略文体的个性，必然会导致对各种文体源流的误解，造成用现代“文学”概念来规范古代文体的削足适履的结果。要求不同文体执行一律的文学职能，就等于取消文体的多样性，最终导致文学的单调和凋零。
然而传统文论虽然注意区类文体，却一般停留在题材和作风的层面，鲜能深入到文体的内部机制。文体种类由简入繁、由少增多，是由社会生活的发展，人类精神的发展和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所决定的。除原动力之外，一种文体的发展必定存在着制导其发展的内部因素。不同的文体，其制导因素也不相同。本文即试图分析小说的原动力以及制约小说文体发展的诸因素，以探寻小说不同于其他文体的本质之所在，探寻中国小说何以有如此形态的发展历史。
一
小说的产生，远远在诗歌和散文之后。如果说因情感抒发的需要而创造了诗，治政宣教的需要而创造了文，那么娱乐消遣的需要则创造了小说。讲故事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口头故事和书面故事尽管只有一纸之隔，在那漫长的岁月中，文人并非没有听过和没有讲过故事，但他们没有用文字将口头故事变成书面故事，这是因为存在着观念的障碍。传统观念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用文字记录娱乐性故事，岂不是对经国大业的亵渎?
诚然，唐代以前也有一些文字记录了口传故事，但它们决不是为娱乐而记录。所以，传统目录学把“小说家”或者附属在子部，或附属在史部，意谓或有益于洁身理家，或聊补史著之不足。
有论者把中国小说的发轫提前到汉代，甚至更早，正是忽视了小说的原动力问题。原动力并不是抽象的存在，它在文本中有深刻的烙印。以娱乐为宗旨(不排斥含有教化和认识的因素)的小说，一是驰骋想象、恣意虚构，二是文笔铺张、篇幅较长。唐前的“小说家”则是坚持实录、排斥虚构，文字简古、篇幅短小。试举同一题材，看一看唐前“小说家”如何写，唐传奇如何写，就不难辨别二者的差异。
不能否认，唐前的“小说家”，杂事也好，志怪也好，都程度不同的含有文学的因素，从叙事传统来说，它们孕育了小说，或者可以说是“古小说”、“前小说”。从“古小说”“前小说”转化为唐传奇，推动其转化的力量就是娱乐。这里所指的娱乐，是以文字为媒体的娱乐。文人之娱乐消遣自不从唐代始，但只是到唐代，文人才敢于拿文字作为游戏消遣之具。文人敢于游戏笔墨，与唐代的精神文化直接相关。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思想多元的时代，以往的主流意识儒家思想已衰微不振，儒家文道观也失去了主宰文坛的力量。唐代文人用文字消遣已没有什么顾忌。
唐传奇大多是士大夫贵族“沙龙”闲谈的产物。韦绚说他的《刘宾客嘉话录》就是刘禹锡客厅上闲聊内容的记录，《长恨歌传》得之于游宴，而《任氏传》、李公佐的《古〈岳渎经〉》闻之于旅途，其他如《李娃传》、《王知古》、《莺莺传》、《冯燕传》等等，也都有得之于闲谈的记载。
曾有一说认为传奇小说可作行卷，以博取功名之用，有证据证明，传奇小说因其虚妄，作为纳卷呈献礼部，反而坏了科举。可见纳卷、行卷的内容必须有关“经济”(经时济世)，是明道的文字，决非游戏笔墨如传奇小说之类。
白话小说由口头文字“说话”转变而成，其娱乐的宗旨比传奇小说更为显明。“说话”是宋代勾栏瓦肆的娱乐项目，它是一种伎艺，它从口头到书面，除了造纸业和印刷业为转化的条件之外，并不存在观念的梗阻，娱乐宗旨一以贯之。南宋初话本小说的文字大概不具可以进呈御览的水平，现存的宋元话本都已经后人修饰润色，然而情节和语言还是相当稚拙粗糙，至少可以证明话本小说是为娱乐而作的观点为社会共识。
二
娱乐是小说的原动力，但小说的发展却不单一受动于娱乐，单一娱乐的作品也许可以活跃一时，却没有长久的生命力。只有那些既有娱乐性而又寄寓着理性内容的早期话本，如《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才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小说的理性内容就是故事情节所蕴含的有关人生和社会的某种因果关系(必然性)，它使读者在娱悦之后欲罢不能，不能不进行思考，这种思考就是教化的过程。
娱乐与教化，中国小说在这个矛盾的制约下经历了曲曲折折的发展途程。
六朝“古小说”受娱乐的驱动转变为唐代传奇。唐代传奇为娱乐而作，却不是为娱乐市场而作，它是为文人消遣而作，却不是为迎合市井趣味而作。也正是这种寓教于乐的特点，使得唐代传奇成为中国小说的高峰。
《谢小娥传》着眼在道德的淳化，《任氏传》寄兴于情感的提升和净化，还有其他方面，如《长恨歌传》以古览今，《周秦行记》用以党争，《杜子春》、《薛伟》渲染宗教情绪，等等。
总之，唐代传奇在它创始之初，教化就伴随着娱乐。单一娱乐的作品如《游仙窟》之类只在少数。它的作者和读者的成分决定了它先天下缺教化的因素。唐代传奇的危机在于教化的过分强调，在于对娱乐功能削弱和取消。唐代的文体类别已经比六朝复杂，更不用说与汉魏、与先秦相比，要求唐代所有文体一律承担明道载道的使命，不区别传奇、史传、论辩等，这就是对文以明道的绝对强调。
中唐时期社会在安史之乱后稳定下来，但是表面的中兴气象掩盖不了内伏的危机。敏感这种形势的文人，认为衰弊与世风有关，而世风又在教化，教化的责任便落在文章之上。这样，文章应当是政教的工具的主张便提出来了。在韩、柳之前，独狐及等人就已提出这种工具论，在独孤及看来，无论何种文体，都必须宗经明道以为教化之用，传奇小说自然不能例外。
在传奇小说盛行的年代，像韩愈、柳宗元这样的古文运动的主将也不免受其感染，韩愈写有《毛颖传》和《轩辕弥明传》，柳宗元写有《李赤传》和《河间传》。应当说他们的传奇因为过于寓意托讽，已失去小说意味。这四篇作品的共同性是寓意鲜明，情节和人物均概念化，一点也没有背离他们主张的“文以明道”的原则。但是，当时就有人用“文以明道”的原则来批评它们。从而引发了一场著名的争论。韩愈、柳宗元极力申述作品意存讽喻，有益于世，但不能否认虚构和戏谑，也就是不能为作为文体的传奇小说辩护。传奇小说在当时地位的尴尬可想而知。
在这种“文以明道”思潮的冲击下，文言小说又退回到史部和子部的屋檐下，传奇小说的创作使命从此下移给中、下文人，形成传奇小说逐渐俗化的历史趋向。
白话小说从单一的娱乐进步到寓教于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直到明代中期由于一批重视通俗文学的文人的提倡和参与，白话小说才从粗俗的读物提升到可以与诗文比肩的地位，才实现了这个进步。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为先导，明代嘉靖以后产生了《西游记》、《金瓶梅》，以及“三言”、“二拍”、《型世言》等一大批享誉古今的小说巨著。
小说亦有益于风化，明代中后期已成为社会的识见。认为娱乐乃人之天性，小说既可娱乐，又可担负六经使命，寓教于乐，因其势而利导之，可以达到治俗的目的。
娱乐是小说的原生性功能，教化是小说的第二性功能，是建立在娱乐之上的、又比娱乐更高级的功能。没有教化的娱乐只是一种感官享受，它不利于身心健康，也行之不远；没有娱乐效用的教化，那就只是教化。文人参与白话小说的创作开创了明代中后期小说繁荣的局面，但随着对教化的不适度的强化，白话小说开始出现忽视娱乐性，也就是忽视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倾向。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的崛起是其表现之一。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是小说的鼎盛时期，涌现出《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一大批伟大的作品。乾嘉以后，小说迅速滑坡，那时的士人以穷经稽古为尚，这样，白话小说就和当年传奇小说面临“文以明道”的主流思潮的局面一样，地位一落千丈，文人名士不再问津，它又下移到民间俗文化的圈子里，长时期振作不起来。 三
&n[1] [2]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