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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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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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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形态原因》〔12〕认为，中国汉族神话不发达与中国权力结构密切相关。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世俗权力对神话的抑制，祖先崇拜对神话的规范两个方面。作者认为强有力的权力文化的介入，是中国汉族神话不能充分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其他如《中国神话轶失何方》〔13〕、《论神话在汉代传播的成因》〔14〕、 《帝王神话与社会整合》〔15〕等文均论述了神话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而何满子《中国神话的湮没及其后果》〔16〕是一篇对“广义神话论”持有异议的文章，他认为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天真创造，它迥异于成人时期的有意虚构。神话的历史化，实际上是标明中国神话的湮没，这对后世文化特别是叙事文学带来极其巨大的影响。詹鄞鑫《从创世神话看天人相副观的形成》〔17〕则探讨了由原始神话到文明哲学的发展演变轨迹。
赵沛霖在《关于神话的功利价值取向》〔18〕、《物占神话：原始物占与神话的实用化》〔19〕两文中，较深入地论述了神话实用化倾向。作者认为与神话历史化相比，神话的实用化对神话的破坏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田兆元《论〈楚辞〉神话的新陈代谢》〔20〕认为，经过文学化的楚辞神话是中国神话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继承古代神话精神，又开创了新的神话主题。楚辞神话的新陈代谢过程加深了我们对神话发展规律的认识。
如果要对中国神话史有一个了解，那么《百年神话的研究略论》〔21〕、《神话：一面鲜明的中国旗帜》〔22〕、《关于中国神话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23〕均对一段时期的神话研究作了梳理与评论。此外、周乐诗《双性同体的神话思维及其现代意义》〔24〕、刘宗迪《鼓之舞之以尽神——论神和神话的起源》〔25〕也都是理论水平较高的文章。总之，1996、1997两年对中国神话某些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理论上有所建树，是有成效的，但是整体性的，较为宏观的理论研究还须加强。
三、神话阐释的视角与方法
神话是重要的、综合的文化现象，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正由于此，神话从它被学术界注意的那天起，其文化学价值就显示出特有的魅力。当今学者对神话用新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系统加以阐释，体现出了科学的求实与创新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必然产生新的视角；而一种视角的形成与确立，也必然为学术研究打开一块新天地。同时学者们注重在跨学科合作的旗帜下进行工作，研究方法越加多样化。新视角、新方法的运用，将神话研究置于立体的、有机的和动态的联系中，使学者们对神话的阐释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突出地表现在这两年的神话研究中。
神话与文学历来有不解之缘。在文化视野中观照文学，应该说，任何文学发展中的各种形态，都可以追溯出它的原初模式，并从中找出某种规律和启示，神话对于文学来说具有一种原型的意义。赵凌河《神话原型对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26〕指出，“中国神话与西方神话分别作为各自民族传统的集体潜意识的原型，对中、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着各自不同的影响。”而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刘毓庆《中国文学中水之神话意象的考察》〔27〕讨论了水之神话意象的源起及其在中国文学中的意义。作者认为“水边泽畔始自远古的一代又一代的痛苦经验，使水凝成为一种文化代码。”他阐述说，水与女性，性爱的微妙联系，乃是远古人类性禁忌与性隔离制度在民族心理留下的残痕、原始经验的无数次重复、形成了一种情结，于是水有了社会性的文化内涵，它作为一种带有文化含量的意象而凝固于民族的观念形态之中了。当水携带着原始文化意义而进入艺术作品的时候，即发挥着它情感上的特有的潜能，并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后世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种种象征，表面上是源于个体或文人阶层对作为自然物的水的体认，而其深层则蕴涵着人类无数次的痛苦体验。它的文化根柢，深深地埋植在原始生活之中，人类的痛苦通过水这一意象获得了最完满的表现。朱任飞《从东海神木传说到庄子的鲲鹏扶摇意象》〔28〕、《昆仑、黄帝神话传说与〈庄子〉寓言》〔29〕、《大海、海神崇拜和〈庄子·秋水〉寓言》〔30〕几文，均要告诉我们，既要直探本源地发掘有关原型意象的初始意蕴，同时也要关注其初始意蕴在发展演变中的裂变和改造，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而叶舒宪《老子哲学与母神原型》〔31〕则是论述神话原型与哲学的关系，他认为从社会进化和文化演变的宏观视野上看，老庄哲学的特殊价值取向植根于史前宗教的大母神崇拜，或者更确切地说，反映着保留在父权制文化之中的远古母系社会的女神宗教及神话原型。
王小盾《汉藏语猴祖神话的谱系》〔32〕结合语言学、人类学方法，对汉藏语神话中的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从发生学的角度对目前所见的45例猴祖神话进行了分类描写，依据相关的语言学资料构拟出五种共同母语形式，经神话学和语言学的比较研究给出了汉藏语猴祖神话的谱系。同时作者提出：神话发展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在外力影响下形成谱系结构的过程；种系发生树的描写方法，可以成为神话研究的基本方法。叶舒宪《中国上古地母神话发掘——兼论华夏“神”概念的发生》〔33〕一文，主要通过汉字的符号学分析，做某种“知识考古学”的发掘尝试。
从民俗文化角度探讨问题的论文，有金涛的《东亚海神信仰考述》〔34〕。作者根据多年来就中国海有关海神信仰的考察调查，参阅了有关资料，概述了东亚文化圈内的海神信仰之发生、演变及研究概况。此外还有《论妈祖民间传说、民间信仰之形成》〔35〕、《社祭神话与高禖神话的人类学诠解》〔36〕、《文化价值含量与汉代灶神神话传说的演变》、〔37〕、《释“巫”》〔38〕等等。运用考古学的成果来考释印证神话的论文，有《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39〕、《吉县女娲岩画考》〔40〕、《〈天问〉宇宙神话的考古印证和文化阐释》〔41〕等等。而吕威写有《楚地帛书敦煌残卷与佛教伪经中的伏羲女娲故事》〔42〕认为“人类学的神话理论和田野材料为构拟中国古典神话的阙失部分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和旁证，但在重构神话史时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广义的历史学历时方法同样具有等值的重要性。”
在一些神话专题研究中，学者们对同类神话作出的不尽相同的文化阐释，也是引人注目的。如刘毓庆《华夏日月神话文化意蕴之考察》〔43〕认为，在先民的观念中，日月是与东西方两大文化系统的民族联为一体的。在两种文化的对撞与融合中，太阳文化携带着政治文化特有的严酷与冷峻，构成了华夏文化的主体。“射日”、“逐日”神话表现的是弑父情结与抗争意识。而“奔月”神话是民族“静态文明”性质与文化趋向的反映。“射日”、“奔月”是民族意识深处的文化选择。何根海《“射日”、“逐日”的文化阐释》〔44〕却从神话学、心理学、巫术信仰等视角对“射日”、“逐日”神话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本质进行阐释和破译。他认为日鸟合一是“射日”、“逐日”的精神前提，“逐日”、“射日”即崇鸟射鸟。联系现实事象来看，射日旨在驱旱祈雨，逐日却是企图消雨止水祷旱求晴。高福进《日神信仰演化历程探析——一种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视》〔45〕、《射日神话及其寓意再探》〔46〕两文，比较强调用世界性眼光透视神话。洪强的《联系式与本位式的冲突：“嫦娥奔月”故事的解读》〔47〕，以原型批评、文化批评等方法揭示出中国女性的命运历程及所处窘境。同样，关于女娲问题，李祥林《女娲神话的女权文化解读》〔48〕、李道和《女娲补天神话的本相及其宇宙论意义》〔49〕等文，亦有各自的阐释。这说明对于神话的阐释，应是在寻求一种文化认同的同时，再创造自己文化的过程，因此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四、神话母题、类型研究与比较研究
类型与母题是进行神话分析的重要依据，而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1996、1997两年中，陈建宪《论神话学的基本概念与方法》〔50〕一文，提出了在神话学研究中，确立“母题”这一核心概念并把它作为观察和分析神话的基本单位，从而寻找解读和研究神话的逻辑起点。他在《垂死化身与人祭巫术——盘古神话再探》〔51〕一文中即运用“母题分析法”对盘古神话进行了研究。关于神话类型研究，较为突出的文章还有赵沛霖的《中国神话的分类与〈山海经〉的文献价值》〔52〕，他认为“只有从中国神话的具体实际和特殊性出发，才有可能对中国神话作出科学的分类”。他提出应把中国上古神话按内容分为七类，他认为掌握了这七个方面，就可以大致弄清中国上古神话的全部格局；有了这个全局，也就可以对《山海经》的地位和价值，得出较具体、较准确的判断了。
还有陈建宪的《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对433篇异文的初步宏观分析》〔53〕，是对洪水神话这一大类的次一级分类，作者以433篇中国洪水神话的异文为基础，运用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对其形态进行初步分析，根据每篇异文中的母题归类、分析，认为中国洪水神话主要分为四个亚类。这对于洪水神话整个繁杂系统的探究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其意义将是深远的。胡万川《嫦娥奔月神话新探》〔54〕认为，“射日”、“奔月”原本是无关的神话，“偷不死药、登月而去”的神话，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类型，这个类型的神话和人类对于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有关。
以上学者对神话类型问题进行了探索，不仅在神话研究中表现出精审、严谨的科学态度，而且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如鹿忆鹿《台湾原住民与大陆南方民族的洪水神话比较》〔55〕一文，就是在类型的基础上，分析、比较台湾原住民与大陆南方民族的洪水神话异同的。文中特别提到了陈建宪的洪水神话分类理论。比较神话学在这两年中的发展呈良好状况，其论文有《中外神话差异性概论》〔56〕、《人类童年时代的两块瑰宝：古希腊神话和中国远古神话之比较》〔57〕、《尊“德”与崇“力”：从汉画中的神话题材谈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58〕、《“神女”与“女神”：从上古神话看中、西女性意识的差异》〔59〕、《古代希腊与中国日月神话的文化暗示》〔60〕、《中西神话同异论》〔61〕、《中国、希腊神话历史之比较》〔62〕、《优美与崇高一中国和古希腊神话的美学形态辨异》〔63〕、《中印开辟神话刍议》〔64〕、《韩族始祖神话的文化意义及中韩始祖神话比较》〔65〕、《“白马”、“白鸡”现瑞与“金马碧鸡”之谜——韩半岛新罗神话与中国白族神话现瑞母题的比较研究》〔66〕、《遥远的“女儿国”神话——中国彝族“女儿国”神话与日本“女儿国”神话的比较》〔67〕等。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列生《“互阐指令系统”与比较神话学》〔68〕一文，这是一篇难得的探求比较神话学方法的理论文章，说明我国比较神话学的研究已更加深入，更加成熟。
五、少数民族神话研究
随着研究的广泛和深入，少数民族神话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1996、1997两年来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不论从数量或是质量上看，都表现出了积极发展的态势。尤其是各民族学者们已不满足于对神话作泛泛的论述，而是深入到每个民族的神话中作系统研究，并把这种研究作为民族文学和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表明研究正向纵深掘进。用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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