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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研究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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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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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诗或民间文学所共有的情节母题也被作者贴上了蒙古历史事件的标签。这是由于作者过分注意史诗的历史真实性而忽视史诗的普遍性、口头性所导致的。
贾木查先生的《史诗〈江格尔〉探源》〔15〕一书是近年来系统研究史诗《江格尔》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本书作者依据波斯文、维吾尔文、藏文和蒙文古籍，将“江格尔”一名的原指含义考订为成吉思汗，认为《江格尔》史诗主要故事情节同成吉思汗的业绩基本相符，指出13世纪蒙古民族的兴盛，蒙古社会由松散的部落制社会向军事封建社会的过渡是《江格尔》形成的历史背景，从而认为由于这样的前提，史诗《江格尔》才充分展现了处于“英雄时代”的蒙古民族精神的观点在国内同行研究中独树一帜，向以往的《江格尔》形成于13一17世纪卫拉特联盟时期等观点作出了挑战。同时，作者长期从事史诗《江格尔》的拯救与搜集整理工作，因此资料的丰富和学术信息之全面又成为本书吸引学术界的另一个特点。不过不得不指出的是，该著作和上引《江格尔黄四国》一书一样，集中精力探讨卫拉特历史与《江格尔》的关系的同时，却忽略了史诗《江格尔》是民间文学作品，具有口头传统的各种属性。因此，《江格尔》作为史诗作品，从史诗形成与发展的角度进行的探讨，在本书中基本上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展开。
四、伊玛堪的研究
1996—1997年，孟慧英对赫哲族的伊玛堪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她的《萨满英雄之歌——伊玛堪研究》〔16〕可以说是近年来伊玛堪研究的最成熟的果实。
全书共约27万字，分五章详细论述了伊玛堪研究的重要命题。第一章“伊玛堪概述”比较全面介绍了研究对象，尤其详细介绍伊玛堪艺人的个人资料及其演唱的文本，并且通过对30年代民族学家凌纯声先生所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的伊玛堪作品和80年代采录的伊玛堪资料的比较，考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伊玛堪流传变异的基本面貌。这种对研究对象及资料的科学和动态的把握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打好了扎实的基础。第二章“伊玛堪与英雄时代”中作者对英雄史诗的特征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索，尤其对维柯英雄史诗与英雄时代论说的阐释成为她研究伊玛堪所具备的史诗特征和时代特征的最主要的理论支柱。第三章“伊玛堪的艺术表现”依次谈及伊玛堪的情节、人物形象、唱段和语言艺术。其中，运用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理论和结构主义方法对伊玛堪作品的情节类型及叙事结构进行了归纳，揭示出所有伊玛堪作品结构序列的重复性和主题的单纯、有限、统一。关于伊玛堪韵散文结合形式，对于目前多数学者持有的“讲的方式同情节发展有关，唱的方式同抒情有关”的观点，作者并没有作理论思辩，而从基本材料的梳理入手，用具体唱境的研究回答了问题。这种史诗演唱形式的讨论不仅仅局限于伊玛堪，对《格萨尔》、蒙古史诗尤其是蒙古的本子故事的探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四章“伊玛堪解读”和第五章“伊玛堪的符号解释”是本书的精粹部分，是作者在伊玛堪研究上超过前人的地方所在。两章中，作者基于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的萨满神话和萨满教的考察，系统阐释了伊玛堪的深层寓意和各种符号，对伊玛堪的宗教和文化内涵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正如书名所说的那样，孟慧英对伊玛堪的萨满文化内涵的挖掘淋漓尽致，同时又用史诗理论观照着伊玛堪的时代特征和艺术特点。因此可以说，作者对英雄史诗经典理论特别是维柯的理解和阐释为全书构筑了理论廓架，而作者长年对萨满教尤其是萨满仪式的考察研究为揭开伊玛堪深层内涵提供了可操作的探究范式。
五、南方民族英雄史诗的研究
在我国的史诗研究传统中，以往对南方民族史诗的研究偏重在创世(神话)史诗的探讨上。1996—1997年，学者们开始关注南方民族英雄史诗。刘亚湖(雅琥)先生的文章《神奇瑰丽的南方英雄史诗》〔17〕简要而系统探讨了南方英雄史诗的整体，指出：“南方英雄史诗大都反映民族先民从原始社会解体到阶级社会初期的社会生活。这时期，南方各民族发展史上出现两种比较突出的现象：一是随着私有观念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一些民族先民经历了频繁而残酷的掠夺战争，经历了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建立统一的地方政权的过程；二是随着中央封建王朝的向南扩展和民族压迫政策的推行，一些民族先民进行过多次顽强的抵抗，举行过多次大规模的起义。这些英雄和事迹经过一代又一代民间歌手的创编、加工、整理，逐渐形成为各种类型的英雄史诗。据此，南方英雄史诗包括反映古代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和反映古代氏族、部落首领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两个方面的内容。”文章还进一步论述了南方英雄史诗的艺术风格等诸方面的问题。
巴莫曲布嫫的《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初探》〔18〕可谓南方民族史诗个案研究的上乘之作。巴莫指出，《铜鼓王》是彝族先民部落纷争、反抗异族侵掠、部族迁徙发展的艺术反映，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的中间结合形态。巴莫结合彝族原生宗教生动具体的仪式民俗的考察和经籍化(口碑经)的史诗文本的解读，提出：“史诗文本是彝族原生宗教仪式的符号载体和外衣，以其最初的审美魅力，负载并装饰了仪式，使仪式实现了其宗教的、实用的目的；同时，仪式又作为经籍、史诗文本的寄生和内涵，凭着它的功利目的驱使，有力地刺激并促进了祭词向长篇叙事歌的发展。”文章在文学与宗教、诗歌与仪式的交相对照中详细考察了彝族宗教祭祀仪式上演唱的世传歌词《铜鼓王》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形成并流传的民俗文化机制、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文化价值，得出结论认为，以历代“铜鼓王”为代表的正义力量和以铜鼓掠夺者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斗争为基调的史诗《铜鼓王》大体上反映了西汉至唐宋前后彝族罗罗支系随同铜鼓而迁徙的历史图景。史诗以“托梦神授”的方式叙唱了铜鼓发明的秘密，但却相当真实地再现了彝族铜鼓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轨迹：陶釜(土锅)→铜釜(铜锅)→铜鼓(乐器)。
郎樱教授在《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比较研究》〔19〕中提出：“南方具有英雄史诗的民族，如羌族、纳西族、彝族原来并不是南方民族，他们是从西北部地区迁徙到南方的，其先民曾长期生活于西北地域，追溯这些民族的族源，也属北方系的民族系统。严格地说，他们的英雄史诗也应划归在我国北方英雄史诗带之内。”据此，南方英雄史诗与北方各民族英雄史诗之间的进一步深入的比较将会是今后饶有兴趣的课题。 六、史诗的比较研究
1996—1997年，仁钦道尔吉、郎樱等学者继续蒙古——突厥史诗的比较研究的同时，郭崇林承担的“东北亚民族民间英雄叙事文学比较研究”课题也发表了一些中期成果。而更多的学者则进行了各民族史诗之间母题共享之类的专题比较研究。
郎樱教授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20〕一书撰写的第四章《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叙事长诗比较研究》一文可以说是近年中国各民族史诗比较研究的一次高度总结。文章通过英雄史诗基本特征比较、三大英雄史诗比较、突厥民族史诗与希腊史诗比较、《格萨尔》与《罗摩衍那》比较、《兰嘎西贺》与《罗摩衍那》比较等五节，对中国各民族史诗之间的异同与联系，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与希腊史诗、《罗摩衍那》等国外史诗之间做了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深刻揭示了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史诗所存在的类同与不同之处和文化交流在史诗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深刻认识我国英雄史诗的特点和一般英雄史诗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郭崇林的论文《中国东北地区赫哲、鄂伦春族与蒙古族民间英雄讲唱的比较研究》〔21〕基于黑龙江省赫哲、鄂伦春族英雄讲唱作品的研究，引申出“北亚民族民间英雄叙事文学比较研究”课题，进而与蒙古族联系在一起，选择中国东北地区渔捞、狩猎、游牧三个典型民族的同类作品，做了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
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曾经对我国三大史诗之一《格萨尔》和傣族的《兰嘎西贺》产生过重大影响，甚或具有源流关系。傅光宇的论文《〈罗摩衍那〉在泰北和云南》〔22〕在泰北《拉玛坚》异文、云南《兰嘎西贺》异文和印度《罗摩衍那》之间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比较，揭示了这些作品与《罗摩衍那》的源流关系和各自形成的地方特色和人文特征。古今的论文《〈格萨尔〉与〈罗摩衍那〉比较研究》〔23〕在《格萨尔》史诗和《罗摩衍那》史诗的结构、内容特点、主题、人民性、史诗基调、史诗中的战争和人民性、人物形象之间进行了笼统的平行比较。嘎孜·旦正加也在《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藏文版发表了《格萨尔王传与罗摩衍那之比较研究》一文。然而，依我之见，《格萨尔》和《罗摩衍那》这两部关系非常密切的史诗的比较研究，其重点应该是影响比较，而非平行比较，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没有超过法国藏学泰斗石泰安在其《格萨尔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一书中对《罗摩衍那》和《格萨尔》所做的比较研究。
郎樱教授在《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与突厥史诗之比较》〔24〕中指出，史诗古老的成分大多体现在母题之中，史诗形成过程中一些外来文化因素也往往以母题形式进入史诗。因此对于不同民族史诗中类同母题的研究有利于揭示史诗古老的文化内涵和不同民族史诗的比较研究。于是郎樱教授从格萨尔史诗的各种版本中选择了认为是比较古老的贵德分章本，与突厥史诗之间做了一组古老母题的比较，指出了两者拥有的许多共性，并结合历史上吐蕃人与突厥语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探讨了不同民族之间母题共享形成的原因。郎樱教授的另一篇论文《论〈江格尔〉与〈玛纳斯〉中的神女、仙女形象》〔25〕也用同样的思路比较分析了两部史诗中神女、仙女形象及她们的神奇功能，得出结论认为：“史诗中来历不凡的女性形象具有浓郁的女萨满特点，是女萨满神话在史诗中的遗存，亦是史诗古老文化层的重要构成部分。”
此外，扎西达杰的《蒙藏〈格萨尔〉音乐艺术之比较》〔26〕是一篇难得的比较研究论文。扎西达杰通过蒙藏《格萨尔》音乐的采录资料的深入分析，指出蒙藏格萨尔的纯藏状态、混杂状态、纯蒙状态三种音乐形态，并分析了蒙藏格萨尔艺人的表演、伴奏和音乐结构及发展的共性与殊性。
七、史诗艺人的研究
1996—1997年史诗艺人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格萨尔》和《江格尔》两大史诗的歌手的探讨上。其中，《格萨尔》史诗艺人的研究依然集中在“神授艺人”命题的探索；《江格尔》史诗艺人的研究则集中在艺人的共性和艺术风格流派的探究。
高宁的论文《〈格萨尔〉艺人‘神授’之谜》〔27〕一文认为史诗《格萨尔》是艺人们长期处于史诗说唱环境中，通过识记、积累所得的结果。接着高文企图运用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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