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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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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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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们的叙述容器。连贾平凹自己也是先进入‘废都’，后‘怀念狼’。以致到二○○四年前后，‘底层文学’发轫时，成名的‘乡土作家’几乎集体缺席。至今，在“底层写作”中活跃的作家，大都是来自基层的中青年作家，著名作家只有刘庆邦一人，但他主要写的是中短篇。而贾平凹长篇《高兴》的推出，不但提高了‘底层文学’的主题质量，也使得对‘底层文学’的讨论被纳入到‘新时期’，乃至鲁迅以来开创的‘乡土文学’脉络之中。”（12）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底层写作”的论述中，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把一些作家从“底层写作”中剔除出去，一种是把一些作家纳入进来。
我个人以为，上述关于“底层写作”与“纯文学”和“现实主义”的论述，其实是一种“旧现实主义”的观点，而有些论者本人对“旧现实主义”并不满意，甚至还认为“底层写作”需要借鉴“纯文学”的经验与积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当前‘底层写作’的绝大部分作品所采用的，也为不少批评家所提倡。但现实主义也面临一系列问题：何谓现实与真实？如何才能认识现实？主体是否有认识的能力？这些问题的提出，不是要将现实主义抛弃，而是为之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新的可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正是因为上述问题而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现实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卢卡契终于认识到卡夫卡也是‘现实主义’，为什么加洛蒂将毕加索也看作‘现实主义’。如果现实主义也不能面对这些问题，而依然停留在旧现实主义的观念上，认为一个‘完整的主体’可以‘透明’地‘反映’现实，那么则不但不能面对现实中的问题，也不能真正面对人类的精神困境。正是在这些方面，‘纯文学’的一些探索提供了一些经验与积累，如果‘底层写作’不能借鉴这方面的遗产，则只能在低水平上简单地重复。”（13）前后的论述似乎是矛盾的（14），既然“底层写作”所坚持的“现实主义”还只是“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新的可能性”，那么“底层写作”在什么意义上纠正“纯文学”的弊端，应当还是个疑问。由此不仅见出“底层写作”对“纯文学”的“误解”，也反映出“底层写作”的思想资源至今仍然是个问题（15）。
相对八十年代文学回到自身的实践，“纯文学”概念在二○○一年《上海文学》集中讨论之后，才有了更充分的论述，而这些论述是基于对“纯文学”的反思展开的，也就是说，讨论是在确认“纯文学”当下的问题时追认了“纯文学”的内涵。这与八十年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可以称为“纯文学”的观念其实是有差异的。李陀认为，“在这么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当中国改革出现新的非常复杂和尖锐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当社会各个阶层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都在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的时候，九十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入到这些思考激动当中，反而陷入到‘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和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我愿意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一定是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16）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比之八十年代某些时段的文学，与社会的互动方式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其实不仅是文学之于社会，而且社会之于文学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一直对文学干预或者介入社会的方式存在分歧，对“干预”和“介入”本身的理解也存在分歧，所以究竟怎样判断九十年代作家的创作与社会的互动状况，其实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以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些“纯文学”作家来说，如莫言、王安忆、贾平凹、韩少功、李锐、张炜、阎连科等，即使我们认为的那些注重先锋实验的作家如苏童、格非等，还有被认为是个人写作的代表作家陈染、林白等，都可以举出他们介入社会现实的重要作品。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如果说，文学与社会脱节或者未能有效地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那么“陷入到‘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也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而非全部。我赞成李陀关于“纯文学”的谈话中包含的重建文学与公共空间关系的想法，但我主张在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中揭示当下文学症候的成因。
如果我们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底层写作”的提出和兴起，基本上与反思“纯文学”是同步的，而且论述“底层写作”之于现实社会意义的思路，也与反思“纯文学”问题一致，是大致相同立场的论述。如果我们暂时避开对“干预”和“介入”理解的差异，也暂时回避“底层写作”的历史化过程，必须注意到，许多人倡导的“底层写作”，也只是在“干预”或者“介入”这个层面上成为“纯文学”与历史之间的通道之一，而不会与“纯文学”形成全面的“对抗”关系。在近三十年的文学史中，即使按照我们在反思之中对“纯文学”的认识，“纯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历史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纯文学”在八十年代与新时期之前的“政治”构成了紧张关系，在九十年代则与“商业文化”相对抗；而 “纯文学”在九十年代逐渐成为一个主流概念以后，文学缺少对社会变革的干预和对现实的介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认为“纯文学”概念因此具有了“保守性”，在“纯文学”观影响下的写作也出现了与社会相“脱节”的现象。
对“纯文学”的理解，涉及到我们对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的认识。在这些年来关于八十年代的文学论述中，“回到文学本身”是我们的基本判断。在解释“回到文学本身”时，蔡翔分析道：“所谓‘回到文学本身’，实际上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之外，从而是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这一说法之所以能够得到确立，其背后，显然是来自于‘纯文学’这个概念的有力支撑。”换言之，“纯文学”是建立在“公共领域”/“美学空间”的二元结构之中的，这是对当初常用的政治/文学二元结构的重新表述，这当中隐含了理论批评界对“政治”的重新理解和谨慎使用。蔡翔的表述非常谨慎，分析的是“一层意思”，因为如何阐释“回到文学本身”在当年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代文学史著作的撰写中看出，在各种不同的文学史观中，关于新时期文学的叙述，基本上都采用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这样的序列，但对作家作品的选择评判标准则有异同。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学史著作中关于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的历史，也只是一个宽泛的“纯文学”史，而没有纯粹的“纯文学”史。
由这样的分析入手，我们或许可以说“纯文学”观念表达的是“回到文学自身”的诉求。正如陈晓明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并没有明确的对抗意识形态的“纯文学”运动，在大多数情形下，“纯文学”只是代表着文学创新所认同的那种文学品质（17）。八十年代的文学在一九八五年“小说革命”前后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回到文学自身”的努力是一致的，但在文学秩序之中，对“文学自身”或者“文学性”的理解并不一致，正因为如此，才有文学思潮之间的差异。“纯文学”只是“回到文学自身”的一个“共识”，但各自的理解却是不同的，也可以说一个共识各自表述。我愿意在这一宽泛的层面上，认同蔡翔对“纯文学”之于当代文学意义的阐释：“近二十年来，‘纯文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核心概念，它不仅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观，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并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有效地控制了具体的文学实践，同时，也有效地渗透到了文学批评甚至文学教育之中，任何一个人对此都不可能漠然视之。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纯文学’这个概念在中国的产生，兴起乃至对整个文学史的控制，都留下了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影响痕迹。因此，在今天对‘纯文学’这个概念的重新辨证，实际上亦暗含了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新认识。”
我之所以对“纯文学”做这样的辨析，是想破除“底层写作”与“纯文学”对立关系的论述，而这些论述可能导致我们这可能导致对八十、九十年代文学历史的解构，导致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认识的模糊和偏差。在重新建立文学与历史的多重通道时，在“纯文学”概念形成与文学重返自身的历史中所确认的文学的自律性、独立性和自足性仍然应当坚持不懈。如果把对“纯文学”概念的辨证也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历史叙述，或许能够确立“底层写作”与“纯文学”的连接点（18），而不是对立面，并进而对“回到文学自身”或者“重返自身的文学”作出新的解释。如前所述，即便是认为“底层写作”可以纠正“纯文学”弊端的论者，也主张“底层写作”所遵循的现实主义需要借鉴“纯文学”的经验。 三
反对“题材决定论”，应当是中国当代文学经过多少次争论之后形成的一个常识性的文学观。对因片面强调“底层写作”而出现新的“题材决定论”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一方面，“底层”已经逐步沦为“题材决定论”的陷阱，另一方面，“底层写作”的倡导者又逐渐把“农民进城”、“农民工捡破烂”和“打工族”的生活等论定为“典型”的“底层题材”，这样的结果不仅缩小、抽空了“底层”的复杂性与要义，造成另外一种“底层的陷落”，而且可能割断“底层”与转型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有违倡导者的初衷。在文学观上，也与文学的基本理论相冲突。在许多论者那里，“底层写作”的出发点之一，是维护和声张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认为“底层写作”具有“道德优越感”和“政治正确”。尽管多数论者在表达这两层意思时加了引号，但背后的心态仍然是“题材决定论”在支配。
我们都很熟悉“左联”的历史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这篇著名文献，它规定了“现代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所必须取用的题材”。鲁迅先生针对性地说了一段同样为我们所熟悉的话：“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意义的。”（19）“左联”以后一段时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一个局限，就是片面强调题材的意义。
我之所以说，反对“题材决定论”是一个文学常识，还因为，新时期以来，我们已经解决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即使为了纠正某种偏差，或者因为需要而强调“写什么”的问题，我以为也应当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相互关系中加以论述。用是否写“底层”判断作家的现实精神，用是否关心“底层”确认作家的道德观，用写什么样的“底层”论定作家的成就，甚至用“底层”作为核心概念来批评文学思潮阐释文本等，都反映了“底层写作”论述中“题材决定论”倾向。当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被等级化和简单化时，文本的合法性和意义不是来自于文本，而是外部世界。在一些论者那里，是否写“底层”已经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评价作家精神崇高与否的最高标准。我以为，这样的取舍是不当的。至少在我的阅读中，一些被称为“底层写作”的作品或者被不适当地夸大了意义，或者曲解了。一些被“底层写作”理论解释、比较和评价的作家作品也因为被限定在“底层写作”范畴，而失去了更大的解释空间，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幸的。如果因为写了“底层”就被视为“底层写作”，可能会误读一些作品，比如贾平凹的《高兴》。
虽然已经有不少称为“底层写作”的作品（主要是小说，也有部分诗歌），但为什么被批评界认可的少？这不能全归咎于部分批评家对“底层写作”的“偏见”和“成见”。对“底层写作”的一些作品持肯定态度的批评家，强调的也是作品题材之于社会问题的意义。雷达说他注意到二○○五年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之所以引起较强烈反响，“是与他们提示了一个特有的社会问题，即‘农民工’问题有关。此前，有人用‘打工文学’来概括这一类作品。应该看到，由打工者和一些作家所创作的这类作品也许与知青文学一样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现象，但是，‘打工文学’在现代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是极其重要的，这个方向的文学可以包括现阶段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矛盾，充满了劳动与资本，生存与灵魂，金钱与尊严，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表现了农民突然遭遇城市环境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漂泊感，因而不容忽视。”（20）所以在“怎么写”这个问题上，当下的作品大都是不尽如人意的：“我认为，在强调底层关怀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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