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时代，谁能吸引眼球就是谁的时代。我曾经遇到一个导演，他对电视剧的发展很担心。他担心的不是电视剧越来越空洞或没有内容，而是担心各种“秀”将要终结电视剧的市场。他认为没有什么比真人秀更抢眼了。如果现在北京菜市口还有砍人、杀头的，大家真人秀也不看，全部跑到菜市场看杀头的去了。他说的是真人秀的节目对人眼球的争夺，是任何一种文化或者文学形式不能够比较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让每一个人都去关心文学、都去读文学，第一不可能，第二也没必要。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小众的文化形式，不是大众的形式，一旦变成大众的文化形式的时候，他本身就不再具有文学的品格。很多发行到几十万、上百万册的东西，并不是文学性在起作用，当然也不排除个别的、有轰动效应的作品。所以对文学的整体否定，或者对整个文学现状的不满，是和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的。文学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永远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文学不断地被边缘化、被指责、被批评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但这不是当下文学创作的全部真相。我讲这个意思强调的是，我们对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整体状况要有自己的判断。这个想法是源于我读到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一本书，他是日本当代的三大批评家之一，他曾经写过一本《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著作，三联书店出版了中译本。我的同事赵京华先生翻译的。他给中文版写的序言我看了非常震动。他说，如果文学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还要那样的批评日本的现代文学作家，像川端康成等。他的意思是说，今天的文学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还那么严格地去要求30年代的作家，我是不是有一点苛刻甚至残酷了呢？我非常同意柄谷行人的看法。现在还有一个严肃作家还在坚持写作，就是我们文学和文化的幸事，为什么还要那么尖锐地去批评他呢？我看到一部作品的时候，首先愿意看到他好的方面，也就是在我的审美经验里，哪些东西还不曾有过，不曾被表达过。我觉得否定意识是我们百年来形成的一个非常糟糕的文化性格，否定的品格逐渐演化成破坏的文化性格。我们从反孔家店开始，反对传统文化开始，文化性格基本是破坏的。这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所以看到严肃作家的写作，一般情况下我都愿意看到作家好的方面，然后鼓励或肯定他。事实上每一个作家对自己的要求，或者有抱负、有追求、有期待的作家都会意识到自己作品存在的问题，没有、或者很少有沾沾自喜，目空一切，认为我就是最好的作家。没有无知到这种地步的作家。如果批评家不断的批评否定，特别是对青年作家，一出道就遭到批评家们的当头棒喝，他们会变得战战兢兢。就像一个中学生一样，不断地遭到老师的批评，这个中学生如果以自己的尊严作为代价来完成自己的学业的话，这个中学生的自信心永远建立不起来。面对这个世界的眼光永远是怯懦的。作家也一样，我觉得鼓励一个作家在有些时候比批评一个作家重要得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就真的变成表扬了。
对当下文学的评价大体是这个样子，虽然社会各界对文学有这样或那样不满足，但是我个人对当下文学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深感乐观。我今天讲几个文学现象，大家看看文学创作的现实是不是这样。
第一个问题，“乡村中国超稳定结构的再发现”。
“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在乡村中国表达的最为充分。百年中国文学史上，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叙述对象。在现代文学起始时代，乡村叙事是分裂的：一方面，穷苦的农民因愚昧、麻木被当作启蒙的对象；一方面，平静的田园又是一个诗意的所在。因此，那个时代对乡村的想象是矛盾的。乡村叙事整体性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密切相关。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动员这个阶级参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是被后来历史证明的必由之路。于是，自延安时代起，特别是反映或表达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的发表，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性叙事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紧密缝合，被完整地创造出来，“乡土文学”从这个时代起被置换为“农村题材”。此后，当代文学关于乡村中国的整体性叙事几乎都是按照这一模式书写的，“史诗性”是这些作品基本的、也是最后的追求。《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红旗谱》、《艳阳天》、《金光大道》、《黄河东流去》等概莫能外。“整体性”和“史诗性”的创作来自两个依据和传统：一是西方自黑格尔以来建构的历史哲学，它为“史诗”的创作提供了哲学依据；一是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它为“史诗”的写作提供了基本范型。于是，史诗便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甚至成为评价文艺的一个尺度，也是评价革命文学的尺度和最高追求。但是，这个整体性的叙事很快就遇到了问题，不仅柳青的《创业史》难以续写，而且上世纪80年代以后，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生活真实”的方式，率先对这个整体性提出了质疑。陈忠实的《白鹿原》对乡村生活“超稳定结构”的呈现以及对社会变革关系的处理，使他因远离了整体性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某种“疏异性”。在张炜的《丑行或浪漫》中，历史仅存于一个女人的身体中。这种变化首先是历史发展与“合目的性”假想的疏离，或者说，当设定的历史发展路线出现问题之后，真实的乡村中国并没有完全沿着历史发展的“路线图”前行，因为在这条“路线”上并没有找到乡村中国所需要的东西。这种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难以整合的历史。瓦解或碎裂的整体性叙事被代之以对“超稳定文化”的书写，这是当前表现乡村中国长篇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铁凝的《笨花》，也是一部书写乡村历史的小说。小说叙述了笨花村从清末民初一直到40年代中期抗战结束的历史演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族的历史演变更像是一个虚拟的背景，而笨花村的历史则是具体可感、鲜活生动的。因此可以说，《笨花》是回望历史的一部小说，但它是在国族历史背景下讲述的民间故事，是一部“大叙事”和“小叙事”相互交织融会的小说。它既没有正统小说的慷慨悲壮，也没有民间稗史的恣意横流。“向家”的命运是镶嵌在国族命运之中的，向中和以及他的儿女向文成、取灯以及向文成的两个儿子，都与这一时段的历史有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建构甚至成为这段历史的“缩影”。尽管在向中和和取灯的身上体现了民族的英雄主义。但小说真正给人深刻印象的，还是“笨花”村的日常生活，是向中和的三次婚姻以及“笨花”村“窝棚”里的故事。因此，《笨花》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对“整体性”的逆向写作。
笨花村棉花地里的“窝棚”，是小说中的一个经典场景。它像一个暗夜笼罩的舞台：既有心神不定看花的男人，也有心情像棉花一样盛开的拾花的女人，既有游走的“糖担儿”，也有喑哑的糖锣。无数个窝棚既扑朔迷离又充满诱惑，它是笨花村一道独特又暧昧的景观。它是笨花村的风俗，也是笨花村的风情。在这个场景里出入了与笨花村相关的各种人等，在笨花村，它是人所共知的公开的秘密。它像一个男女之事的“飞地”，也是一个诱惑无边的肉体与棉花的民间“交易所”。但笨花村似乎习以为常并没有从道德的意义上评价或议论它。除非在矛盾极端的时候，偶尔骂一句“钻窝棚的货”。但是，“窝棚”里的交易却在最本质的意义上表现着人的性格、禀性和善与恶。西贝牛、小治、时令、“糖担儿”、向桂、大花瓣、小袄子等，都与窝棚有不同的关系。甚至取灯最后也被日本鬼子糟蹋、杀害在窝棚里。
窝棚仅仅是小说大舞台中的一个角落，与窝棚有关的人物也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但在这个暗夜笼罩的角落里，小说以从容不迫的叙述，通过小人物照亮了过去许多抽象或不证自明的观念。比如“人民”、“民众”、“群众”等，他们被指认为与革命有天然的联系，而且神圣不容侵犯，他们是不能超越和质疑的。但在《苯花》中，他们既可以钻窝棚，也可以上学堂，既可以不自觉地参与抗日，也可以轻易地变节通敌。那个被命名为小袄子的年轻女孩就是一个典型。她不同于她的前辈向喜、向中和，也不同于她的同代人取灯。她既没有旧式人物的民族气节，也没有新式人物的革命理想。她只是一个普通人，她在动荡年代只希望能够求得生存，但最后她还是被处决了。但这样的人物也被动地参与了笨花村历史的书写。
《笨花》是一部既表达了家国之恋也表达了乡村自由的小说。家国之恋是通过向喜和他的儿女并不张扬、但却极其悲壮的方式展现的；乡村自由是通过笨花村那种“超稳定”的关于“窝棚”的乡风乡俗表现的。因此，这是一部国族历史背景下的民间传奇，是一部在宏大叙事的框架内镶嵌的民间故事。可以肯定的是，铁凝这一探索的有效性，为中国乡村的历史叙事带来了新的经验。
当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等问题在都市文学中几近爆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真正具有巨大冲击力的小说，还是存在于对乡土中国的书写和表达中。原因并不复杂：一是当下中国最广大的地区仍然是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的农村，这个本质性的变化，不是说乡村的物质生活仍处在原始状态，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或自足的状态。而是说在观念层面，即便在表面上有了“现代”的震荡或介入，“乡村”对“现代”的既向往又抗拒、既接受又破坏的矛盾，仍然是一个普遍的存在；二是在现代中国，对乡村的叙事几乎是“追踪式”的，农村生活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引起作家强烈的兴趣和表达的热情。这就为中国的农村题材文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正是这一极端本土化的文学形态，建构了一种隐约可见的“文学的政治”。但是，那种“超稳定”的乡村生活的表意形式或文化结构，如宗教、仪式、婚娶、娱乐、庆典乃至两性关系等风俗风情，则超越了时代甚至社会制度而延续下来，它强大的生命力远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
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是对当下中国农村生活变革的续写。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国乡村生活被不断书写的历史。在这个不断书写的历史中，我们既看到了最广大农村逐渐被放大了的微茫的曙光，也看到了矛盾、焦虑甚至绝望中的艰难挣扎。《湖光山色》的故事也许并不复杂：它讲述的是改革大潮中发生在一个被称为“楚王庄”里的故事。主人公暖暖是一个“公主”式的乡村姑娘，她几乎是楚王庄所有男性青年的共同梦想。村主任詹石蹬的弟弟詹石梯甚至自认为暖暖非他莫属。但暖暖却以决绝的方式嫁给了贫穷的青年旷开田，并因此与横行乡里的村主任詹石蹬结下仇怨。从此，这个见过世面性格倔强心气甚高的女性，开始了她漫长艰辛的人生道路。但这不是一部兴致盎然虚构当代乡村爱恨情仇的畅销小说，不是一个偏远乡村走向温饱的致富史，也不是简单的扬善惩恶因果报应的通俗故事；在这个结构严密充满悲情和暖意的小说中，周大新以他对中国乡村生活的独特理解，既书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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