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过上一届的茅盾文学奖。去年她有一个中篇小说叫《云端》。作家不是写国共两党的主战场，是写国共两党的太太们，国共两党在前方打仗，共产党把国民党的太太俘虏了很多，叫太太团，然后派一个解放军的女长官、女干部管理她们。女干部原来叫云端，参加革命后被认为这个名字有资产阶级的嫌疑，改叫洪潮，投入到革命的潮流里面去，叫洪潮了。洪潮的丈夫是共产党的师长，被抓的国民党团长的太太也叫云端。她的丈夫是国民党主力团长，叫曾子卿。太太们之间虽然是敌我两个阶级，但是共同的文化哺育的。小说提出了文化同一性的问题，是阶级的力量强大还是文化的力量强大。国民党的太太云端最喜欢的一出戏叫作《西厢记》，她把剧本抓在手里面，不断地念戏文。洪潮原先也叫云端，是一个青年学生，最喜欢的一出戏也是《西厢记》，是《西厢记》化解了两个人的深仇大恨，有时可以像姐妹一样无话不谈。女人在一起我们才发现，谈的话题是极端的私密，但是可以交流，不像男性，男性有一些障碍。国民党的太太说我们子卿如何如何，叫得非常亲切。共产党的长官女干部说我们老贺，也讲他们甚至床笫上的事情。曾子卿和云端两个人非常的“小资产阶级化”，老贺和洪潮做这些事情就极端的草率。她们的交流非常有趣。最后主战场的两个男人都死掉了。当曾子卿在战场上死了之后，云端也自杀了；老贺也战死在战场上，洪潮跑到山上生死未果。我们过去在书写国共两党的时候，更多的是从阶级的立场出发的，《云端》是从文化同一性的立场出发。与太太团的斗争，我觉得作家很有想象能力。女人之间的东西可以想象，有它的合理性，所以这部小说我看了之后觉得真是太奇异了，作家太有想象力了。
还有一部小说是我们广东作家魏微去年发表的一部作品《家道》，是一部中篇。我去年编年度中篇选的时候选了它。过去我们写官场主要是贪官污吏，写纪检委、法院、公安局和贪官怎么斗争，写楼堂馆所、男欢女爱。没有关心过这些贪官污吏的家属们后来是怎么生活的。魏微写了家道衰落之后这家人的母女以及家道中兴后他们对生活或生命的理解，虚荣的母亲如何对这个世界悟出了新的看法，这也是个边缘性的经验，起码在我们的文学创作里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有被书写过。所以边缘文化的重新书写是我们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之一。
第三点我想讲一讲当下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底层写作的问题。底层写作为什么那么重要？我认为，1993年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以后，一直到今天，是唯一能够走入公共论域的文学话题。底层写作的命名，最初发端于在2005年《上海文学》南帆教授和他几个学生的对话，把底层写作正式提出来。事实上这个情况发生很早，1999年我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叫作《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后来在学界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很多人批评我。但是那个时候情况和现在不一样。我个人基本看法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建立和无产阶级文学的终结，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但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学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关注、发掘和继承的东西。我们不能说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之后，与这种革命相关的文学和文化也可以泼脏水一样把孩子也泼掉了。比如说我们在现代性的过程中，批判性的资源、理想主义资源、英雄主义的资源越来越稀缺，但是在无产阶级的文化里面有丰富的资源。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发掘和继承下来。当时虚构的文学作品没有出现，我只是在旷新年、孔庆东、余杰、杨早、谢有顺、王开岭等一些青年随笔作家那里发现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文学、或者中国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精神的继承。我认为他们是在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但是我重新界定了什么叫作无产者写作，或者什么叫作无产者，不是说按照我们的阶级划分，你几代人都是工人就是无产阶级，几代都是雇农就是贫下中农，不是这样。我是说在精神上、思想上对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化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底层的关怀，对理想、正义的向往。我觉得他们写得非常好，到2005年以后，当南帆带领他的学生提出底层写作的时候，事实上底层文学的发展已经非常的丰满，作为一种巨大的文学潮流已经在整个文坛涌现。现在我们打开任何一部杂志、特别是高端文学杂志，像《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很多作家都在书写底层。这个情况我觉得与作家的身份、角色有很大的关系。作家本身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是说你有多高的学历，有什么样的职业，不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划分的。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功能，领导舆论、批评时政，成为社会良知的监护人就是知识分子。作家在表达底层，把同情、友爱、悲悯、正义倾向普通人的时候，就是底层写作。最著名的作品和广东作家有关系。曹征路先生有一篇作品叫《那儿》，发表之后在很多高校、很多网站，很多批评家的文章里面都引起巨大的反响。有左翼倾向的批评家在批评曹征路的作品的时候用的标题是“狂飙为我从天落”，“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我也写了篇文章，叫作《中国文学的第三世界》，也是谈论工人写作和底层写作。工人写作或底层写作如果按照流行情况划分的话，也是边缘化的。我们的主流写作是官场写作、都市“小资”生活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写作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提供真正的都市文化经验，我们都市的文化经验到现在仍然是零。不是写了发廊、写了小姐，写了红尘滚滚就是都市文化，不是的！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究竟是什么仍然是一个空缺，我们对都市文化的体验现在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空白。知识分子题材写作，也没有多大进步。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除了背叛、出走还是死亡。比如说像《经典关系》、《能不忆蜀葵》、《桃李》、《作女》等，都是这样。官场写作也一样，清末民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谴责小说、黑幕小说。以官场命名的小说就有十几种之多，《官场现形记》、《新官场现形记》等。当下的官场小说，没有超出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的水平，像《国家干部》、《省委书记》、《大雪无痕》、《国画》等太多了。这些作品我觉得在审美经验上没有提出新的东西。只有底层写作，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和当下的生活密切相关，和我们当下的经验密切相关的写作。同时在写作上他们提出了很多新的可能性，比如像《那儿》，《那儿》是写工人阶级当下状态的小说。工会朱主席是在工厂解体之后，面对工人们对工厂的无比热爱他手足无措。老曹写工人特别像希腊神话里面的两面神“雅努斯”，一面面对着过去感到非常眷恋，一面面对着未来不知如何是好。过去被我们称为国家领导阶级在这个时代变成了弱势群体。这个变化太大了。这里面写了一个狗叫帕瓦罗蒂，帕瓦罗蒂太难念，就叫罗蒂。朱主席养不起这只狗了，打也不走，最后装在麻袋里面，汽车跑了三百多里路把这只狗扔掉了。一年以后伤痕累累的罗蒂千里寻家又回到了朱主席的家。但主席还是嫌弃它，这只狗跑到了工厂的龙门吊跳下来自戕了。这当然是一个隐喻。朱主席最后只能开启锈渍斑斑的汽锤把自己的头颅砸掉，变成一个无头的尸体。这里面提出的问题实在太复杂太尖锐了。我们可能在短的时间里还难以回答或解决这样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每一个人也有义务来分担改革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和共享这些矛盾如何去分析、处理和理解当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
我觉得文学首先要处理的还是是非的问题，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文学性可能越来越圆熟，形式、修辞、结构越来越精美，但是没有是非了，一个作家怎么能够没有是非观呢？就像一个批评家没有价值观念一样可怕。没有价值观、没有是非观是我们当下文学最大的问题。也是文学面临最大的危机。
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像胡学文，胡学文这几年我认为是一个取得成就非常大的作家。他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就是去年发表的《命案高悬》。一个普通的乡间女子莫名其妙地死去了，一个乡间的流氓无产者要为她伸张正义，为她鸣冤，但是一个乡间流氓无产者面对一个强大体制的时候，最后的结局是可以想象的。命案依然高悬，她莫名其妙死去仍然成为一个悬案。后来我看胡学文写了一个创作谈，在《北京文学》上转载。他写得很好。他说中国的农民太困苦了，“苦”大家习惯了，因为年年都是这样，大家可以适应了。但是“困”就不好办了。困惑、困苦、困难解决不了。一个人命都可以变成一个谜团，这就是“困”。他对底层的理解，对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发掘非常尖锐。
当然底层写作涉及的问题非常多，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底层写作主要写苦难，一味的苦难，觉得写了苦难就是底层。这是不是合理可以讨论。最近我又让我的学生重读19世纪和18世纪的作品，《北京文学》约我谈契科夫和俄罗斯文学。我说大家读读《万卡》，《万卡》是典型的底层写作，万卡在圣诞节的夜晚给爷爷写信，一个3000多字的短篇小说，我们看看人家是如何书写底层的，底层不是暗无天日，底层人也有理解生活的方式，也有底层人快乐的方式和对快乐的向往和感受。不是无尽的苦难就是底层，那是作家想象的底层。我们看看《佛山文艺》、《打工族》，那是底层人写的作品，《打工族》写的生活都是浪漫的爱情故事，知识分子作家写的都是万劫不复的苦难，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扬州大学召开的“乡下人进城”的讨论会上，我说究竟谁写的是底层。你看《佛山文艺》和《打工族》，封面全是最俊美的女孩，非常的纯洁，不是欲望无边，不是红尘滚滚的那种，不是发廊里面的。她清纯得像一个邻家的小女孩，像一个大学生，像一个涉世不深的刚刚毕业但是马上失业的那种人。我觉得这个表达都是非常有趣的。
当然，当下的问题，当下的小说创作我们想象的是一回事，现实是一回事，比如我们批评当下文学的时候，都有期待和理想的文学。我想说的是，没有期待和理想的文学在等待着我们，当下的文学也是一步一步不断被建构起来，不断被读者所接受的，这个过程同样需要一个历史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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