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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史角度看文学现状——在“广州文艺论坛”的演讲

时间:2009-8-8 16:40:51  来源:不详
日益发展。他还注意到这个故事中民众和士流的思想分别,认为民众的东西,一向为士大夫阶级所压服。但苏童的《碧奴》以当代的方式延续了这个民族传奇,作为“士大夫阶级”的苏童对这个传奇作了全新的诠释。当然,苏童也借助这个传奇延续了他的小说生涯。无论是全球性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救助行为,还是一个中国作家有意的写作策略,我都认为苏童“向后看”的意愿都正确无比。在不断合理化的现代性过程中,地域性的经验和知识尤其显得重要。这是保有文化多元化的前提和保证。

         当代小说在题材上的“当代性”,显示了作家对现实生活介入的热情和勇气,这当然是一种特别值得肯定的创作取向。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作家想象力和虚构能力的欠缺。虽然也有许多历史题材的作品发表,但更多的是革命历史题材。而对民族文化、风情、习俗等有能力书写的作家屈指可数,这确实反映了当代作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隔膜或陌生。对传统生活的书写,是发掘、检讨或继承传统的一部分。T.S艾略特正确地指出:历史意识不仅与过去有关,而且和现在有关。历史感迫使一个人在写作时不仅在内心深处装着他自己那一代人,而且还要有这样一种感觉:从荷马开始的整个欧洲文学,以及包含在其中的他本国的文学是并存的,并且构成了一种并存的序列。这种历史意识,这种既是无时间的、又是有时间的、又同时是无时间和有时间的意识,使一个作者具有传统性。它也使作者最确切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的位置和他自己的当代性。

         进入当代中国之后,包括生活情趣在内的传统的民间生活已不再被表达,那种生活先在地被指认为与当代生活是格格不入的。但事实远非如此。萨义德在讨论艾略特关于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的观点时,虽然指出了他的理想主义问题,但却承认了他中心思想的正确,这就是“我们在阐述表现过去的方式,形成了我们对当前的理解与观点。”青年作家徐名涛的长篇小说《蟋蟀》,是一部对传统文化和生活集中书写的一部作品。在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中,《蟋蟀》肯定是一个例外:我们难以判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也不能肯定它究竟要言说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部离奇而怪异的小说,是一部情节密集又悬疑丛生的小说,它是一部关于过去的民间秘史,也是一部折射当代世风和私秘心理的启示录。它在各种时尚的潮流之外,但又在我们时时更新却又万古不变的文化布景之内。故事的时间和背景都隐约迷离,我们只能在不确切的描述中知道,这是一个发生在清末民初期间、巢湖一带的姥桥镇陈家大院和妓院翠苑楼里的故事。大院的封闭性、私秘性和妓院制度,预示了这是一段陈年旧事,它一旦被敞开,扑面而来挥之不去的是一种陈腐霉变的腐烂气息。这种气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既心想往之又望而却步:妻妾成群的陈天万陈掌柜、深怀怨恨的少东家陈金坤、风情万种的小妾阿雄、禀性难改的小妾梅娘、表面儒雅心怀叵测的义子王世毅、始终不在场但阴魂不散的情种秦钟以及一任管家两任知县等,各怀心腹事地款款而来。

         这是两个不同的场景,一个是私人化的宅院,一个是公共化的妓院。但这两个不同的场景却隐含了共同的人性和欲望,在无数的谎言中上演了相似的爱恨情仇。陈家大院的主人陈天万陈掌柜一生沉迷斗蟋蟀,他的生死悲欢都与蟋蟀息息相关,在爱妾与蟋蟀之间他更爱蟋蟀,但他必须说出更爱小妾阿雄;小妾梅娘与少东家有染、与知县两情相悦、与义子王士毅有肌肤之亲并最终身怀六甲;王士毅表面儒雅但与妻子豆儿同床异梦,对收留他的义父陈掌柜的两个小妾虎视眈眈以怨报德;管家表面忠诚但对陈家家产蓄谋已久韬光养晦……,但这一切都被谎言所遮蔽。院墙之外虽然传言不绝街谈巷议,但大院昏暗的生活仍在瞒与骗中悄然流逝。然而死水微澜终酿成滔天大浪,陈家大院更换了主人,那个只有母亲而父亲匿名的孩子,虽然身份暧昧,但因眉眼、提蟋蟀罐走路姿态和对蟋蟀的痴迷,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了那就是陈掌柜的孩子。邻里释然大院宁静,但这个被命名为司钊的孩子,许多年过后,无论他的父亲是谁,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又一个陈天万。他一定会承传陈家大院——也是中国传统生活中最陈腐却又魅力无边的方式。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也使《蟋蟀》成为一部“意味”深长的小说。

         地理上的边缘,也常常是文化的的边缘地带。所谓“天高皇帝远”而不在文化中心的视野之内。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处在地理边缘的青藏高原或者说藏传佛教文化,几乎成了文学题材的圣地。在这片不断被传诵的圣地上,不断绽放着神奇的文学雪莲——马原、扎西达娃、马丽华、阿来、范稳、安尼宝贝等作家,用他们的神来之笔不断述说着在这里发现的神奇故事。尽管如此,雪域高原仿佛依然悠远静穆深不可测,它的高深一如它久远的历史,在高贵的静默中放射着神秘、奇异、博大和睿智的光芒。事实上,高原的神奇显然不止是它的自然地貌风光风情,它更蕴涵在像风光风情一样久远的历史文化中。谁接近或揭示了高原文化的秘密,谁才真正走进了高原的深处。

       《悲悯大地》是作家范稳继《水乳大地》之后创作的又一部表现藏区历史文化的长篇小说。它不是格萨尔王式的英雄赞歌,不是部落土司的勇武传奇。它是一个藏区文化的“他者”试图透过重重迷雾,感悟和理解藏区文化的一部小说,是一个执著的文化探险家铤而走险坚韧跋涉发现的文化宝藏,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文学家构建的一个悬念不断层峦叠嶂的文学宫殿,是一个揭秘者在雪域云端追踪眺望看到的两个世界。因此,这部可以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的作品,不仅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而且也具有较高的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小说表达的是一个藏人的成佛史,它以极端的想象描述了藏人阿拉西—洛桑丹增成佛的艰难而残酷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展现了教徒如何超越了世俗世界进入宗教世界的。我们不能回答或理解宗教对一个人的感召或吸引,因此也不能回答或理解阿拉西—洛桑丹增为什么花费了七个春秋、经历了世俗人生不能忍受的身体和精神的磨砺长跪山路去拉萨朝拜。但洛桑丹增高山雪冠般的尊严、意志和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所表达出的坚韧、悲悯,我们在震惊不已的同时也被深深打动。那个神秘的世界距我们是如此的遥远,但令人心碎的洛桑丹增仿佛就在眼前。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佛、法、僧的“藏三宝”。《悲悯大地》动人心魄的魅力,就在于通过洛桑丹增成佛的过程展示了世俗世界不能经验也难以想象的另一个世界。漫长的朝拜路途,恰似藏区缓慢的宗教文化时间,因浓重而凝固,因缓慢而千年万年。当然,如果没有母亲、妻子、兄弟的“后援”,这个成佛过程是不能实现的。这个难以用世俗价值解释的故事,在雪域高原却有着坚实和稳固的文化基础。众多的喇嘛、上师以及各种仪式、民歌等等,藏区独特的宗教文化气息在小说中弥漫四方挥之不去。因此,是范稳以他对滇藏交界处或澜沧江两岸藏区文化的独特理解,真正走进了雪域高原的纵深处。

         当然,作为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悲悯大地》对世俗世界的描绘同样精彩绝伦。寻找世俗世界快刀、快枪、快马“藏三宝”的达波多杰也经历了难以记数的屈辱和磨难,他也找到了心仪已久的“藏三宝”。但他的仇怨、贪婪、世俗欲望并没有改变,苦难对他不是一心向善的磨砺,而是越发激起了他复仇、怨恨和仇杀的心理。达波多杰在和洛桑丹增的比较中,深刻地表达了两个世界的难以跨越。兄弟共妻的阿拉西、玉丹和达娃卓玛的婚姻温暖而凄楚,他们的礼让谦恭使这奇异的婚配充满了高原的诗意。这独特的爱情最后终结于朝拜路上,不仅使朝拜更加悲壮,而且也使这美丽的爱情悲剧充满了宗教色彩;但郎萨家族的兄弟却上演了叔嫂通奸的故事。达波多杰与嫂子贝珠的身体接触虽然被书写得干柴烈火惊心动魄,但千娇百媚的性爱背后隐藏的阴谋和杀机,可能更令人触目惊心。在世俗世界,即便是一个女人,一旦被权力或贪欲所掌控,她因野心而释放出的人性之恶可能会更加疯狂无所不用其极。女人倾其所有要对象化的东西,她将不计后果。范稳对世俗世界的理解虽然没有在本质上超出我们的阅读经验,但他生动的描绘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留在了我们的印象中。贝珠用多年的牢狱代价换取了她的梦想,但她不能拥有幸福也是意料之中的。小说不仅有宗教和世俗两个世界的对比,而且在世俗世界中也有白玛坚赞和都吉、阿拉西和达波多杰,达娃卓玛和贝珠等的多种比较,使小说充分呈现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我还惊异于作家在小说中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借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这个创作方法曾盛极一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许多当今名重一时的作家几乎都曾借鉴或模仿了这位来自拉丁美洲作家的创作方法,当然也包括书写藏区历史文化或当代生活的作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种创作方法显然不止是个技术性的问题。事实上,它是对一个民族、一个族群、一个文化共同体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文学理解。它是以极端甚至夸张的方式,试图在本质的意义表达出这个文化共同体的特殊性。当然,这个特殊性也只有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形成之后才有可能获得承认。因此,这个现象既是民族的,同时也是政治的。有趣的是,虽然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指认作家范稳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方法,但我认为他是那样驾轻就熟水到渠成,毫无牵强生硬或临摹之感。小说中,传说与魔幻的现实无处不在:冰雹将软弱的东西打进一尺深的土地里、神巫斗法,豹子吃蟒蛇、骡子“勇纪武”可以与人对话、达娃卓玛与豹的搏斗、死去的玉丹轮回为守护的花斑豹,孩子危机时刻,花斑豹从天而降救出了豺狗嘴里的孩子、财主轮回为蛇仍是守财奴、人身分离上身依然说话、寻找“藏三宝”的达波多杰沦陷女儿国等等。这些魔幻或超现实的情节,是作家奇异的想象,它可以因此获取诸多质疑。但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些超出我们经验的想象,才会在本质的意义上深刻有力地表现出高原藏区的历史和文化。这些想象未免夸张,但生活在传说和超验世界的民族群体,也惟有如此才能更形神兼具地表达出那种文化的奇异、悠远、神秘和博大。这既是文学的修辞需要,同时更是那种历史文化被表达的需要。在这一点上,范稳的努力使他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这虽然是一部描写“一个藏人的成佛史”,但同样在经验之外的作家范稳的诉求还是可以猜想的。他试图借助一种文化表达他对彼岸世界的理解和对现实世界的企盼或祈祷,一如他在《水乳大地》中所表达的思想和愿望。小说中的成佛故事我们难以作出价值判断,那种仁忍、悲悯,比苍天还博大宽广的心灵世界,除了让我们震撼、感动之外,几乎无话可说。但对他对现实的世俗世界的揭示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的焦虑和不安。他希望世间能够和平相处,希望人与人能够有更多的悲悯弥漫心灵。当然,这仅仅是文学家的想象。事实是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能够拯救人类,即便同是宗教,也还存在着“文明的冲突”。只要打开地图,战火和敌视就会在不同地区或狼烟四起或磨刀霍霍。但是,播洒的悲悯总有一天会化解、超越人类的仇恨,让人间布满福音。也许,这就是作家在高原深处发出的最后的祈祷和祝愿。

         这种情况当然不仅仅是说一种奇异的,只存活在我们想象里面的经验叫作边缘经验,事实上在其他的很多作品里面,我们都发现了边缘经验的存在。比如军队作家马晓丽,曾经有一部很著名的作品叫作《楚河汉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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