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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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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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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王念孙等人。在这些圣哲中，有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从学术分野看，既有宋学家，又有汉学家。这表明了曾氏打破门户之隔，兼收并蓄的学术态度，
在此文中，曾国藩别出心裁地提出圣门四科，即德行之科、政事之科、言语之科、文学之科。并将义理与德行、政事相对，考据与文学相对，词章与言语相对。在曾氏看来，各据学术壁垒毫无必要，也违背先圣为学本意。义理、考据、词章作为“为学三途”，之间并不冲突，关键是要将纯粹的学术转化为具体的德行、政事、言语、文学。
其实曾氏所言的“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圣门四科，与姚鼐所言的“义理、考据、辞章”三途相比较，所增者为“政事”。所谓“政事”，即是“经济”，曾氏曾说：“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注：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书》，《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3页。）这既反映出他作为政治家的特点，也反映出他对经世致用的强调。值得注意的是，曾氏试图以经世致用来沟通汉宋两家。笔者在前文的论述中已论及：曾氏所言“礼”即是“经济之学”、“治世之术”，“礼”就是曾氏沟通汉宋的工具，他说：“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注：曾国藩：《复夏甫》，《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3。）曾氏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兼采汉宋，反映了晚清儒学兼采并收、会通融和的时代特征。
曾氏不仅宣称自己“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注：曾国藩：《复颖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还不时表露出对汉学家的特殊态度：“余于本朝大儒，自顾亭林之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注：曾国藩：《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452、537页。）他甚至将汉学家置于理学家与古文家之前，“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崇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若奏请从祀，须自三公始。李厚庵与望溪，不得不置之后图”。（注：曾国藩：《致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49页。）曾氏在赞叹汉学大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堂”的同时，又叹息他们“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注：曾国藩：《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家书》 （二），第947页。）他试图在训诂之学与辞章之学之间寻找结合点，“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注：曾国藩：《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家书》 （二），第947页。）他指点其子：“吾于训诂、词章二端，颇尝尽心，尔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词章，则于古人之文格文气、开合转折渐渐开悟。”（注：曾国藩：《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452、537页。）要“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注：曾国藩：《谕纪泽》，《曾国藩全集》，《家书》 （二），第947页。）
曾氏有关汉宋兼收的思想，在晚清桐城派中独树一帜，表现出曾氏打破门户之见、学派之争及在学术实践上对汉宋交融的努力。
3、传统学术的转型与汉宋之争的消融。
汉学、宋学作为儒学内部的两大派别长期争论不休，但至晚清，汉宋之争逐渐从学术界关注的中心话题中淡出。洋务时期，曾国藩等人关于中体西用的思想将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经学）置于“体”的位置，而将西方文化（主要是器物层面的文化）置于“用”的位置，西方的学术思想完全被排斥。在这种文化思想体系下，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并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有力冲击。甲午战后，西方学术思想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学术开始由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转型。桐城派末期代表之一的王先谦在戊戌维新变法前夕已意识到这一点：“理学兴则朱陆争，朴学兴则汉宋争，地球通则中学与西学又争。”（注：王先谦：《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月课改章手谕》，《湘学新报》第九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他显然意识到：中西学术的对抗必将取代传统学术内部的争斗。
有意思的是，竭力主张以西学代经学，并揭示出中西学术本质区别的竟然是与桐城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严复。严复从西方学术的科学标准出发，把以“读书穷理”为能事的“中土之学”视为“第二手事”，而把在天地、宇宙、民物构成的客观世界中“求真”的西学视为“第一手事”。严复还从“救亡”的实用层面分析传统学术之弊，他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注：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诗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44页。）词章、训诂之学“无用”，性理之学“无实”，“均之无救危亡而已矣”，故“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注：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诗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44页。）
从严复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迈进，不仅是学术本身发展的趋势，也是救亡图存的紧迫要求。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渐为新知识分子所鄙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时代与学术的发展使汉宋之争成为一个只供凭吊与研究的话题。对西学知之不多的桐城派自然在新的学术论争中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桐城派的知识构成，使他们在中西文化论战及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历程中，注定只能充当看客，充当现代知识分子的解剖标本。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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