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期，“古史辨”派在学术界发起并主导了一场关于《春秋》问题的讨论。在当时社会反封建思潮的鼓动下，“古史辨”派继承并发挥了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家的“六经皆史”说，最终得出“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错误结论。这些结论对整个20世纪的《春秋》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从而制约了此间经学史、史学史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

关键词：“古史辨”派；《春秋》；微言大义 

孔子的《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而将它视为历史学著作，则是20世纪学术史上一个贯穿始终的错误。除受传统今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之外，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这一误解的形成起了直接的引导作用。时过境迁，当年的疑古之风虽然早已烟消云散，但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于《春秋》的认识仍然久而不得其实。结合“古史辨”派的《春秋》研究，重审20世纪学术史上的这一“公案”，对于我们摒弃有关《春秋》一书的谬见，无疑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一、“古史辨”派《春秋》研究批判

周予同先生曾提出：“《春秋》的本身性质究竟是历史，还是政治哲学？”[1]（第493页）对于这个问题，“古史辨”派学者钱玄同、顾颉刚等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关注了。按照“古史辨”派学者的一贯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工作便是考证“孔子作《春秋》”说的真伪，换言之，假如《春秋》果然是孔子所作——如同今文家所说的那样——则它无疑是一部政治学著作；相反，如果能够证明《春秋》与孔子毫无瓜葛，则《春秋》为史学著作无疑了。这样，在讨论伊始，《春秋》性质问题便转化为对“孔子作《春秋》”这件事真实性的讨论。

1921年，顾颉刚率先对孔子作《春秋》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说：“《六经》自是周代通行的几部书，《论语》上见不到一句删述的话，到孟子，才说他作《春秋》，……其实，看刘知几的《惑经》，《春秋》倘使真是孔子作的，岂非太不能使‘乱臣贼子’惧了吗？”[2]（第42页）按照这种解释，则《春秋》成书在孔子之前，将它与孔子联系起来乃是后儒的附会。

1923年，钱玄同在顾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孔子作《春秋》”说的成因作了推测。他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断言，孔子无作《春秋》事，至于《春秋》的性质，“王安石（有人说不是他）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像‘流水帐薄’，都是极确当的批语。孟轲因为要借重孔丘，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就这部断烂朝报，硬说它有‘义’，硬说它是‘天子之事’。”[3]（第77—78页）钱氏的说法显然深深打上了古文经学家门户之见的烙印。

1925年，钱氏在写给顾氏的《论<春秋>性质书》中说，关于《春秋》的性质，“弟以为只有两个绝对相反的说法可以成立”，即：一、认为“它绝对不是历史”；二、“认它是历史”。钱先生认为：“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又说：“我近年来是主张后一说的。但又以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说，则唯有依前一说那样讲还有些意思。”[4]（第275—276页）细绎全文可见，对于《春秋》，钱氏一方面“认它是历史”，同时又苦于缺乏否认“孔子作《春秋》”的力证，所以语义上显得犹豫不决。

针对钱氏的意见，顾颉刚在《答书》中表示：“对于《春秋》一经的意见，我和先生相同。”并提供了否认孔子作《春秋》，以及《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六项论据，其中除承袭古文经学陋见成说，不值辩驳的数条外，堪称新说者有二，即：1、《论语》中无孔子作《春秋》事，亦无孔子对于“西狩获麟”的叹息的话。2、孟子以前无言孔子作《春秋》的。孟子的话是最不可信。[5]（第276—277页）

得到了顾氏的认可，钱玄同便在此后的一封回信中说：“本年三月里您回我的信，谈对于《春秋》的意见，大体我都佩服；……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春秋》乃是一种极幼稚的历史,‘断烂朝报’跟‘流水帐薄’两个比喻实在确当之至。”[6]（第278—280页）

由此可见，“《春秋》为史学著作”说是顾、钱等人经过长期讨论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这一结论却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默证”的研究方法极不可靠。当时学者曾批评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所谓“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论者引用法国史学家色诺波（Ch. seignobos）的话说：“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在十九世纪之历史不逮远甚。”[7]（第271—272页）《论语》无孔子作《春秋》事，亦无相关言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能成为“孔子不作《春秋》”的佐证。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8]（第2—3页）

众所周知，孔子修《春秋》之事较早载于《孟子》，此后司马迁等人也对此事确信不疑，可谓古无异辞。顾、钱等人仅仅根据《论语》无孔子修《春秋》事，便否认此事的真实性，显然过于武断。期望《论语》将所有关于孔子的史料囊括殆尽，这种想法更是求全责备。试想一部《论语》，要将孔子和弟子们几十年的谈话都记录下来，哪里可能？更何况，现行本《论语》又经过历史上的数次改编，残缺尚且难免，遑论其他。另外，孔子作《春秋》，于时政多有讥刺，故而其早期的传承完全依赖学者口说流行，儒家心存畏忌自不待言，《论语》无载也并非不可理解之事。仅仅根据《论语》不能断言孔子不作《春秋》，至为明显。

其次，在缺乏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断然否认《孟子》记载的可靠性，这一做法同样不足为训。周予同先生指出：“《春秋》为孔子据鲁史而作，古无异词。……近人钱玄同更以孔子作《春秋》的话是孟子所伪造，不是史实，则《春秋》与孔子的关系也成为经学上的疑案了。”[1]（第256—257页）孟子去孔子不远，且为子思之门人，其说必有所据，没有充分的理由当然不容轻易否定，“孟子距孔子不过一二百年，孟子说孔子作《春秋》，当不会是讹传和虚造，也没有虚造的理由。”[9]（第172页）顾、钱二人显然是先有成见在胸，而后才进行了“大胆假设”。正如学者所批评的那样：“钱氏从‘疑古派’的怀疑精神出发，全盘否定了‘六经’同孔子有关系的说法。……但总的来说，他的怀疑的立足点，却是很成问题。就是说，钱氏对这个问题先存否定的意见，然后在古代文献中去寻找论证来替自己的观点张目，这就不免陷于主观主义。……所以，钱氏的主张，表面上同所谓‘五经’悉为孔子所作的主张完全相反，其实都各执一偏，不足为据。”[1]（第798—799页）

总之，“古史辨”学者否认孔子作《春秋》的推测不足为据，他们据此得出的“《春秋》为史学著作”的结论当然也是不能成立的。近年来，随着学术观念的革新和新材料的出现，许多学者已经逐步放弃了“古史辨”派“孔子不作《春秋》”的结论。李学勤先生说：“《左传》以下多种书籍一致讲孔子修或作《春秋》，我们实在没有否认的理由”，“先秦至汉多种古籍关于孔子修《春秋》的记载，应承认为可信。”[10]（第21页）刘泽华先生认为：“关于孔子是否编选过‘六经’（或‘五经’）问题，历来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出自孔子之手，有的认为与孔子无关。两相比较，出自孔子之手的理由较为充分。”[11]（第130页）在细致考察了郭店楚简的相关内容之后，廖明春先生也指出：“六经的形成，源于孔子。”[12]这些论述恰好是对“古史辨”派“孔子不作《春秋》”说的批判性总结。

二、“古史辨”派《春秋》研究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适逢疑古思潮在学术界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时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13]（第23、26页）与此同时，反封建、反传统也是与疑古思潮紧密相关的时代主题，否定《春秋》的政治权威，借以最终否定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恰好符合这一历史潮流。这样，“古史辨”派的《春秋》研究对于革命心切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在他们看来，既然孔子与《春秋》根本无关，而《春秋》的权威原来竟然是个骗局，“孔家店”便“不打自倒”了。正因为这样，“《春秋》为史学著作”说一出，便立即引起学界的震动，学者中赞成者众，批评者寡，这个假设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定论，对20世纪现代意义上的经学和史学史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消极的影响。

第一，“古史辨”派的《春秋》研究导致了学者观念的混乱，甚至使之对经学史上的某些客观事实判断失误。曹聚仁说：“《春秋》，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象流水帐薄，都是极确当的批语。那位战国时的孟轲，为了要借重孔氏，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来。一变而为《公羊传》，再变而为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三变而为何休的《公羊解诂》，于是‘非常异议可怪之论’都出来了。”[14]（第41页）一望而知，对古代经学发展史的这一勾勒直接来自“古史辨”派的学说，但论者的这种看法到底有几分可信性呢？平心而论，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公羊传》、《春秋繁露》、《公羊传解诂》等书中确有不少以讹传讹乃至牵强附会的内容，但切不可将这些解经之书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一味视为无根之说，除非我们真的相信古人是串通一气的造假团伙。《春秋》与《公羊传》、《春秋繁露》以及《公羊解诂》之间并不存在像曹氏所说的那种“三变”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

有学者则受“古史辨”派以《春秋》为史学著作观点的影响，否认其中的政治学价值，相反从非政治学的角度对《春秋》进行了错误的诠释，周予同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1936年，周氏在谈到《春秋》的性质时，将“《春秋》的本身性质究竟是历史，还是政治哲学”视为《春秋》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1]（第493页）他对“古史辨”派学者讨论《春秋》的方法颇有微辞，他说：“钱先生根据‘汉学家’治学的方法，也可以说是论理学上的方法，说《春秋》和孔子根本没有关系；换句话说，根据《春秋》以及后来‘《春秋》学’的内容来说明孔子的思想是错误的。这确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但究竟这问题太大了，所以除钱先生自己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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