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春秋》研究对经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学者对孔子研究材料的取去方面。钱玄同说过：“我们要考孔丘底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3]（第70页）陈其泰先生说：“近代因受疑古思潮影响，有的学者对于孔子修《春秋》提出怀疑，理由是《论语》中没有提过《春秋》。”[15]（第3页）研究孔子不用《春秋》，而只依据《论语》等书，直到今天还是学术界的基本态度。匡亚明先生的《孔子评传》尽管不同意“古史辨”派的看法，但并没有真正将《春秋》用于阐释孔子的思想，恐怕还是受到这种怀疑的影响所致。

第二，“古史辨”派的《春秋》研究引发出所谓“以史隶经”一类错误的经学研究理论。古文经学家主张“六经皆史”，《春秋》首当其冲，但真正将《春秋》性质之争引申为经史关系之争，并从反封建角度论述这一关系的，则是那些受“古史辨”派影响的学者。现代经学研究的方法和任务是什么？周予同说：“简明地说，就是以治史的方法以治经。所以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段，决不是以经来隶役史，……明显地说，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段是在不循情地消灭经学，是在用正确的史学来统一经学。”[1]（第622—623页）又说：“总之，简略些说吧，以‘史’的观点来治‘经’，以社会科学的见地，发掘经典里的沉埋的材料。你把握住这理论而有所成就，你就会以新的姿态出现于中国现代学术界，而不致于将自己穿戴着古衣冠杂厕在已死的古代的经学家的队伍里了！”[1]（第635页）“以史隶经”是方法，“消灭经学”是目的，这种提法貌似有理，实则经不住推敲。“以史隶经”的结果并不是消弭了门户之争，而是取消了问题；“消灭经学”的作法客观上打断了经学研究的传统，使得现代学术史上出现经学研究的“真空”。平心而论，这并不是真正所谓“超经学”、科学的研究理论。当代学者蒋庆站在今文经学的角度批评说：“降及晚清，奇葩再发，康崔独秀，经苑芬芳。岂思室内起火，疑古蜂起；歆学余绪，作浪兴风。于是辩有为亡，非圣无法；托治国故，以史乱经。自此而后，斯学扫地，无人讲习，更糟践踏，旨丧义缺。此间虽有一二贤者如北流陈柱欲挽狂澜而崇正学，然旷野孤歌，其学无闻。至今，又忽忽六十载矣，公羊已为绝学。”[16]（第2页）这是讲疑古思潮对今文经学的摧毁，实则其破坏远不止于此。

第三，受“古史辨”派《春秋》研究的影响，20世纪的几乎所有史学史著作都视《春秋》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编年史著作”。

近代意义上的史学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期，受“古史辨”派的影响，许多学者都将《春秋》界定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著作”。金毓黻先生说：“据此，则孔子之修《春秋》，实为整齐官府之旧典，以下之于庶人，并以所创之义法，开后世私人撰史之风。”[17]（第39页）李宗侗先生说：“真正有系统的古史，现存者当以《春秋》为首。”[18]（第16页）又说，“《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18]（第33—34页）白寿彝先生说：“春秋末年，孔子开私人讲学和私人撰史之风，突破了宗周以来学在官府的藩篱。他所修的《春秋》，是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也是现存的中国史学上最早的编年体史书。”[19]（第16页）瞿林东先生说：“孔子所修编年史书《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历史著作。”[20]（第137页）吴怀祺先生也说：“《春秋》基本上是一部记实事的史书。”[21]（第36页）

我们不能排除今文经学衰落，古文经学势力壮大对上述观点形成的影响，但考虑到“古史辨”派在20世纪初的那次《春秋》问题讨论及其在整个20世纪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容否认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程度上的承袭关系。在《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基础上，学者或将《春秋》笔法解释为“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或替孔子加上“中国史学之父”的头衔，真可谓怪论叠出，厚诬古人。

实际上，就《春秋》而言，历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内容、核心，后者决定了它的性质。《春秋》的情况虽然非常复杂，但其性质为政治学著作则属确切无疑。徐复观先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的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22］（第156页）李申先生也说：“《春秋》就不是仅仅用来记事的史书，而是通过历史‘案例’这种特殊的形式教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应当怎么做，不应当怎么做。所以《春秋》是经，而不是史。”[23]（第172—173页）遗憾的是，在“古史辨”《春秋》研究的影响下，20世纪持上述正确看法的学者已是凤毛麟角。

三、“古史辨”派《春秋》研究陷入误区的原因

1、反封建时代主题对“古史辨”派研究工作的干扰

反对封建主义，打倒孔家店的时代主题指导着“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工作，同时也是导致《春秋》研究陷入误区的重要因素。20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君主专制政体已被推翻，民国已经建立，但专制主义思想的根源尚未得到彻底清算。相反，国民政府，北洋军阀屡屡掀起“尊孔读经”风潮，正如时人所讥：“这‘读经’的僵尸，在民国作祟已不止一次了。”[24]（第259页）当时的革命者很早便看到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和危害，陈独秀指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此为“理之自然”。李大钊也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25]（第498页）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古史辨”派在产生之初便受“反封建”时代精神的鼓动，将中国文化的传世典籍视为封建主义思想的载体而加以怀疑和批判。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序言中明确宣称：

我们现在的革命工作，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论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馆，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26]（第28页）

研究孔子旨在否定孔子，阐释经书旨在否定经书，这正是“古史辨”派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由于《春秋》素来被认为是儒家专制思想的渊薮，而今文经学家最擅长于发扬这种“微言大义”，所以批判《春秋》，尤其是批判今文经学家关于《春秋》的“非常怪异之论”便成为当务之急。否定《春秋》的政治属性，将它解释为一部客观记事的历史学著作，显然是打倒孔子和《春秋》权威的最好办法，就像有学者宣称的那样：“我们要把孔子从神座上拉下来，让他恢复‘人’的本来面目；我们把‘六经’（五经）当作古代文化思想的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剔除那神秘气息；如钱玄同那样，自称‘疑古玄同’，‘疑古’乃是我们整理国故的基本精神。”[14]（第38页）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学术违背科学精神便难以避免，借用一位学者的话说：“疑古运动的健将们虽然在主观上有着坚持学术独立性的意识，并把这种意识当作‘科学精神’的体现，但是，处在社会大动荡的风口浪尖上，疑古健将们的疑古，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在他们的脑际深处，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守定坚持学术独立性的治学立场。”[25]（第580页）

时至今日，反封建的时代重任早已完成，学者们不再像“古史辨”派学者那样担负着沉重的反封建政治使命，对传统文化的客观分析可谓正当其时。梁治平在《公羊学引论》序中说：“七十年前，国人众口一辞，曰礼教杀人，孔学当废。今之人回首往事，恍若南柯一梦。传统当重新评估，此渐成学界共识。”[16]（第3页）复兴儒学之论恰当与否，另当别论，但经学研究中的先入之见和极端态度应当根本改变，则是毋庸置疑的。

2、经学背景对“古史辨”派学者的消极影响

“古史辨”派学者如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大多具有复杂的经学背景，前人已有论述。[1](第545—546页)我们不难看出，出于反封建的目的，顾颉刚、钱玄同片面继承和发挥了今文经学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的“经承旧史”说，使得他们的《春秋》研究走向极端。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工作直接受到晚清今文经学家的影响，他自己就有明白的表述：“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了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27]（第43页）身为顾门弟子的杨向奎对此也有尖锐的批评，有人评论道：“顾先生的所谓‘古史辨’，在杨先生看来，几乎完全是以今文家说为前提的，这大概是他对自己的老师最不满意的地方。也是杨始终对‘古史辨’派持批评态度乃至苛刻态度的主要原因所在。”[28]（第322—326页）钱玄同学宗今文，他的老师崔适便是晚清著名今文经学家。钱玄同自己也说：“我对于‘经’，从一九零九年至一九一七年，颇宗今文家言。我专宗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这两部书，我都是在一九一一年才看到的。”[29]（第30页）

总的来说，在今文经学中最为顾、钱等人所看重的主要还是那种勇于打破权威，且足以为己所用的怀疑精神，而不是他们疑古的具体结论。顾颉刚看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后，便声称：“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27]（第26页）又说：“《伪经考》这书，议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不错的。他虽没有完工，但已指示我们一条继续工作的路。”[30]（第537—538页）在这条“继续工作的路” 上，“古史辨”学者走得更远，因为要打倒孔子和《春秋》的权威，“托故改制”说是远远不够的，“孔子不作《春秋》”说由此应运而生。究其实质，这种说法不过是今文经学家“托古改制”说的极端化而已。

“古史辨”派并不是纯粹的今文学家，他们的学术思想中也继承了古文学家的部分遗产。顾颉刚的古文经学传统源自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1913年，他听了章太炎批评今文经学的演说后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到了现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还有这一班无聊的今文家敢出来兴妖作怪？古文家主张六经皆史，把孔子当作哲学家和史学家看待，我深信这是合理的。我愿意随从太炎先生之风，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27]（第24页）

我们知道，两汉经学衰落之后，西晋古文经学家杜预率先提出所谓《春秋》“经承旧史”之说，断言孔子作《春秋》是继承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此说的要害在于否认了今文经学家所津津乐道的“微言大义”，从而开启后世“《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先河。值得注意的是，杜预的“经承旧史”说虽然在客观上贬抑孔子而尊崇周公，但并不否认《春秋》为孔子所作。为了彻底打倒经学权威，疑古学派便索性宣称《春秋》与古代的政治权威（无论孔子还是周公）毫无关系。

综上所述，“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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