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近代文学各种文类转型的步调并不是一致的，与“诗界革命”难舍旧格律、古风格相辉映的是近代散文文体的大解放。我们看到，梁启超始创的“新文体”，无论语言体例，结构修辞，还是表情艺术，甚至标点符号等等，都在发生着亘古未有的变化。此前，尽管近代散文也在潜变，但主要还是八股文控制社会，桐城派笼罩文坛。随着近代启蒙运动催生出新的公共领域，政论散文在报刊中执舆论界之牛耳，成为宣传维新思想最合用的工具。“新文体”应运而生，并因多发表于《时务报》、《新民丛报》，而又被称作“报章体”、“时务文体”和“新民体”。1899年12月29日，在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三天后的《夏威夷游记》里，梁启超又提出“文界革命”，称赞日本新闻主笔德富苏峰的《将来之日本》等著作“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断言“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并始终在自己主持的报刊上不懈地进行文体改革实践。

中国古代向来政论文发达，散文被用作输导、传播启蒙思想的得力工具似乎天经地义，也是传统载道文学的应有之义。只不过，古代散文面临的是迟滞的现实和单一的思想，而在变法维新运动中产生的近代散文，却运载着复杂多变的社会内容和崭新的反传统精神。从戊戌时期的鼓吹变法，批判守旧，到流亡日本期间偏重“新民”之说，介绍西方文化，近代散文传达出的可谓是振聋发聩，“以笔端搅动社会”的破坏之论。而梁启超将输入“欧西文思”视作革命起点，足以说明西学东渐是促使“新文体”产生的直接文化因素。“新文体”在创作中融入了若干日本文体的硬性成分，自模仿后进一步醇化，逐渐打破了传统义法，冲决着传统古文“文”与“道”、“义”与“法”的桎梏。多种文化的交叉影响造成了“新文体”独特的表征，这就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总结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随着近代散文容量不可遏止地迅猛扩大，被内容决定的形式迫切要求变 幻多姿。比诗歌转型更具有革命意义的是，“新文体”最大限度地挣破了古旧的形式，对传统古文体式，外国词汇语法，民间俚语俗语，一概兼收并蓄，使之在与古代散文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同时，又能尽情挥洒、酣畅流泻下西方文化的自由思想，可谓使用传统文类“激民气之暗潮”，实现“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的反传统目的。当读者从“新文体”中读到庄子风格的联想比喻，《左传》笔法的委曲详尽，《史记》语汇的生动流畅时，心中激起的已不再是传统温柔敦厚的审美情感而是渴望在自由解放的道路上迅跑的激情。因而，和“新体诗”比较起来，“新文体”既有感情与理智，现实与历史的和谐统一，更有着思想和文体的双重自由。

“新文体”之突破传统规范，被老辈痛恨不已，诋之为反传统的野狐禅，然而，它开了一代新风，推动着中国散文的现代化进程，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启超的政论散文如《瓜分危言》、《亡羊录》、《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等，行文汪洋恣肆，跌宕起伏;句式骈散杂糅，舒卷自如;气势纵横驰骋，深沉激越，极具说服力和煽动性。他的传记体散文，如《谭嗣同传》、《罗兰夫人传》等，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表现人物栩栩传神。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言说方式，对当时渴望新思想、新知识的读书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其浅近的文辞不但打破了士大夫垄断读者受众的局面，更使文化水平不高的平民百姓乐于接受，广受启迪。黄遵宪曾赞扬新文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 ⑤ 严复赞之曰“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 ⑥ 梁启超自己也说，新文体“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⑦ 。然而，正是这“魔力”，又使人不禁心生疑窦。比之僵死的古体散文，“新文体”确实有着饱满充沛的感情，一往无前的锐气，和铺张扬厉的作派，不过，它的以煽情见长，华丽铺张，往往使说理成分深深匿藏于激情迸发的外壳，洗尽铅华之后不免失之空泛。读者会一时被情感的波涛裹挟而去，无法进行冷静的理性反思，这就在鼓荡民气，启发蒙昧之时，偏于造势，无形中再度助长了不利于启蒙的传统思维习惯，而新的精神权威和偶像很可能就蕴含在这种非理性的狂热中。“新文体”引发的所谓“若受电然”，“举国趋之，如引狂泉”的盛况除了表明国人对西学的盲目崇拜和空洞的爱国情绪外，西方真正的理性精神并没有被我们所吸收。作为反传统实绩出现的“新文体”，无形中暗合和普及的还是传统文化心理。

四

如果说，在诗歌散文的变革中，中国传统精英文学的内质并没有因启蒙而发生根本变化，从而还看不出多少矛盾冲突的话，“小说界革命”则最明显地体现出近代文学转型迎合启蒙策略的悖论特点。1897年，天津《国闻报》发表了严复、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长篇专论。他们首次把进化与人性理论引入小说研究，认为小说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反映了“崇拜英雄”、“系情男女”这些人类之“公性情”，即普通人性。因为“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初，往往得小说之助”，所以打算“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康有为早先编撰，1897年由大同译书局刊印的《日本书目志》，专设“小说门”，在该书“识语”中，康有为对“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的事实十分重视，从而萌发以小说进行启蒙教育的想法:“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然而，第一代启蒙大师在借小说启蒙的过程中迅速忘却了其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反映了普遍人性这一最初发现小说价值的出发点。他们无暇顾及作为纯粹文学样式的小说该如何发展，直接要求其对现实的社会政治改革有所补益，透露出“使用”本意。这一思想在“百日维新”失败，维新派由帝王之师变成亡命者，由在朝的“智囊团”沦为流亡的清议派后空前突出。彼时，启蒙者在启蒙策略上很快由依赖皇帝变法转为“新民决定论”。对于如何造就“新民”，梁启超在1902年于日本创办的《新小说》创刊号上用那篇影响深远的历史性文献——《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明确道出了小说应有的启蒙角色: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 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需要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里并不是有意抬高小说地位，而是找到了启蒙与彼时大众文化样态的联结点，无意中打开了重建文学格局的突破口。要知道，戊戌变法之前，晚清文坛曾一度出现过“文学无用论”思潮，梁启超即认为谁要想以诗词鸣于世，谁就是“浮浪之子”，谁耽于吟咏，谁就是“玩物丧志”，词章危害之大，“竟与声色之累无异” ⑧ 。这里所讲的“文学”甚至还不包括小说，也就是说，连弄文学都已是玩物丧志，那么，“壮夫不为”的“小技”更不在话下。而在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却一下子把小说家抬到可以“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的地位，宣称小说对于广大群众，“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避，不可屏之物”，小说的社会作用受到空前重视。这前前后后看似贬低诗文抬高小说的言论，既充分体现了各种文体样式在启蒙家眼中曾经的位置，又可清晰辨出启蒙天平向大众的再度倾斜。自此，小说不但顺理成章地与诗文同列于“文学”这一神圣的名称之下，并且远离“小道”称谓，真正成为可以“借阐圣教”，“杂述史事”，“激发国耻”，“旁及彝情”的大学问” ⑨ 。实际上，正是小说的娱乐性使其艺术活力远远大于诗文，成为其独立性的重要标识。从启蒙应直接诉诸广大国民而不是上层统治阶级这一角度出发，小说可在寓教于乐中使启蒙思想更迅速地植入人心。梁启超深谙此点，为了配合启蒙思想宣传，他无情解构了传统文论对小说的既成定位，第一个喊出了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的响亮口号。他总结出多种旧小说叙述模式，并将之与国民文化心理联系起来，认为其“鱼烂”于才子佳人，绿林侠义，官场公案，妖巫狐鬼等等诲淫诲盗的叙述思想之中，直接把小说推上了“国民之魂”的“大道”之位。当古小说中蕴藏着的旧意识形态无法再催生出新的变革社会的思想，梁启超强烈的批判精神便为“新小说”的孕育开辟了航道，而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与当时社会改革关系更为直接的政治小说。他在《清议报》上翻译连载了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佳人奇遇》，在国内轰动一时。《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对小说开欧洲文明风气之功无比神往:“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最高焉”。他不无乐观地规划和憧憬着“新小说”中的新人物、新理想和新的时代精神，并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以借书中之人物，抒发一己之政见，期望借助小说的“熏、浸、刺、提”不可思议之力渐渍深入于国民脑质。西方小说译本的大量出现开始帮助中国小说逐渐改变传统意识和程序化格式。而“政治小说”引进中国，最终“导致了传统小说观念的崩溃，建立全新的小说观念因而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这也正是“小说界革命”真正的革命意义 ⑩ 。

尽管如此，启蒙者外在的决绝姿态并不代表内在思想观念的断乳。梁启超之所以重视小说，也有其传统根由。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还重申了其师康有为的观点:一则“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因而才需要用小说加以“教之”、“谕之”、“治之”;二则小说“终不可禁”，因此不如“从而导之”。显然，康梁眼中真正“美”的文学还是“六经”，小说不过是适合“愚人”的下等文学。为了迎合大众，近代启蒙者不得不拓展文学载道内容的内涵与外延，借用小说的通俗性宣传精英思想。自此，启蒙之志渗透至小说，使其具备了载道资格，“道”便被化约为近代国家民族思想。因而，“新小说”观念中的传统因素不是减少了而是加重了，其理论精神依然是重视文学社会作用的传统实用理性的反映。要求小说承担起改良社会政治重任的反传统姿态，传达出的仍是传统文学关乎世道人心之核心理念。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小说乃国民之魂”与小说的第一特征在于“俚语”这两种观念之间划出了鸿沟。随着小说地位由边缘向文学中心移动，想像中的读者对象也不自觉地从普通大众逐渐倾斜回爱国精英。当看到很多翻译作品的译文完全是用典频繁的文言，而不是适宜于启发蒙昧的读物时，就更充分地证明此点。回顾小说的发展史，《汉书·艺文志》曾确立了小说乃“史”的附属品这一共通观念，随着白话章回小说的兴盛，又出现了 小说可供一时娱乐之用的看法。其实，这正是小说作为一个文体从“史”中独立，获得自身发展的契机。而“小说界革命”使启蒙性成为小说娱乐性的免罪符，无形中再度确认了其从属性。可以说，近代启蒙者不顾忌小说在传统文类中的卑下地位，不探讨其内部发展规律，一上来就从政治上肯定其对改造国民和社会的重要性，充分显示出早期启蒙文学思想所达到的政治高度，以及“使用”策略的所有矛盾复杂性，这也正是近代小说发展中传统观念与现实需求、外来影响诸种因素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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