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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明人的“小品”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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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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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小品常描写的题材，如花鸟鱼虫、茶酒蔬果、琴棋书画、山水园林、佛道哲理以及清谈雅集、人生感慨等，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成为最合士大夫审美趣味的清雅之物。对象本身即是“清玩”，只要用清雅精美的语言描绘出来，就是趣味隽永的小品。
晚明小品的主体风格是清雅闲逸，另有幽深孤峭、清新自然、平淡简远、横放恣肆、轻佻纤艳等多种风格。“幽默”只是其中一种风格，且成就平平。林语堂等人大谈晚明小品的“幽默”，是“曲解”了晚明小品。
晚明人多从阅读和欣赏的角度看小品，只要是清雅隽逸，能怡情悦性的作品，便视作小品。他们以时代的、个人的审美趣味为标准，重新解读前人作品，陶渊明、白居易、苏轼、倪瓒等便成为小品家，他们的闲适之文也被视为小品的典范。一些小品选本、丛书选录不少前人小品，与“时贤小品”一道供人“清赏”。晚明“小品热”不只是“热”在创作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热”在读书界。
晚明小品在名义上只“热”在万历末到明亡，前后不过三十余年。但实际创作“热”，则从万历初即开始，前后约六十年。研究晚明小品更应重视创作实践。
晚明政治上腐败黑暗，阉党专权，党争激烈，纲纪混乱，吏治不整。内忧外患，国事日非。文士们对政治失去热情，对功名事业感到绝望，为促使性命，于是退居闲处，纵情山水，文酒自娱，躲进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中，以消磨意志和岁月。明中叶以来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江南一带工商业尤为发达。富庶美丽的江南成为文人雅士的聚集地，他们交游唱和，互相标榜，作品有机会得到商人的资助，得以刻印传播。晚明小品也带上了较浓的“商品味”。消费刺激生产，不少小品是书商“炒”出来的，使小品这种雅文学也带上了几分俗气。
明中叶以来，王学左派哲学思想盛行，非名教，反传统，弘扬主体，表现自我，肯定个人价值，追求平等自由。这种“异端”思想成为晚明小品创作的精神武器。李贽把个性解放的精神带进文学创作领域。他的“童心说”影响了袁宏道的“性灵说”。文学创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精神、形式都获得了解放。理学正统思想受到了冲击，佛、道思想便乘虚而入。晚明禅宗盛行，由李贽、屠隆的“狂禅”到明末士人的“逃禅”，文士们陶醉于禅悦之风中，放言清谈，明心见性。小品也带上了“禅”味。明长期以来的文学复古，已走向死胡同。物极必反，新、真、自然、趣味，成为文学的新追求。历史上长期处于潜隐状态的表现个人性情的闲适文学，自然地显现兴起，并流行起来。
晚明小品是从《世说新语》到白居易、苏轼、黄庭坚“小品”，到宋元笔记、书画题跋“小品”，再到明前期“小品”发展的必然结果。戏曲、文人写意画、园林建筑艺术的繁荣也促进了晚明小品的繁荣。
晚明小品兴盛是文学内、外部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论晚明人的“小品”观，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晚明小品在思想启蒙、文学观念及文体、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革新意义，其文化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晚明人小品观有失天性的不足。它的思想基础是王阳明“心学”左派和佛、老哲学，皆是唯心主义的。小品作者明哲保身，玩世不恭，空谈心性，脱离社会现实。反传统，厌恶政治黑暗，却又走向极端，逃避社会责任和义务，孤芳自赏，游戏人生，过分强调个人的享乐生活。小品成为少数山人、名士的专利品，清雅闲适只合有闲阶层的口味，思想格调不高，表现出软弱士人退缩内敛的心态。过分关注生活中琐、小、闲、散、杂事。时有油滑语、媚俗语、做作语，也有矫情的成分，一味地标榜清雅，反增俗态。创作态度不甚严肃，游戏笔墨，文笔散漫，章法混乱，破坏了文章的法度规范。风格轻佻纤仄，柔软病弱，缺乏阳刚正气和催人向上的力量。文学成为专门的“玩”的艺术，是置于士大夫案头的“清供”。艺术躲进了象牙之塔，远离了现实生活，其社会意义也就有限了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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