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转型，各国普遍缺乏创新性社会理论的引导和支持，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诸子们以“救世”为己任，积极探研治乱途径，为社会提供了多种理论选择，这种精神对于当代文人学术使命的树立亦有重要的意义。

　　周秦时代的文人，尽管也有消沉者，但更多的人则是积极投身社会变革中，探索“救世”之道、兴邦良方。儒家发现社会混乱源于礼的破坏和仁爱的缺失，所以他们提出“仁政”、“德治”主张。他们高扬民本主义旗帜，呼吁统治者重视民众的力量、关爱民众的生活，以期重新建立君臣、君民之间和谐与秩序井然的关系，使社会重归安定。道家看似逃避现实，实质上他们的社会理论更为激进，他们认为社会混乱是因为统治者永远欲壑难平，因而过于有为。在道家看来“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道德经》第七十五章。）他们告诫统治者“民不畏威，则大威至。”（《道德经》第七十二章。）因此他们主张将社会打回原型，回归到无知无欲、小国寡民时代，这样社会才能重归安宁。墨家则认为社会混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爱”，或者说过分“自爱”，因此，墨家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不二法门。法家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社会混乱源自人们“恶”性的膨胀和对名利无止境的追求，所以社会治理要用法去规范，用利去引导。他们奖励耕战，主张用实实在在的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以实现社会的一元统治和国家的重新统一。

　　周秦诸子，九流百家，都提出了各自的社会理论，在这里我们不再一一列举，也不再做深入的对比，我们要说的是，在社会转型及其对理论的极度需求时，他们积极为社会探索解决之道的精神和对自身学术使命的定位。诸子学说除了法家应用于实践外，其他均未见用于当时社会，但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便是“累累如丧家之犬”仍矢志不移。其中墨家的积极救世精神或者最让人感动，孟子谈论墨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告子下》。）《庄子·天下篇》论述墨子之学也说：“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子及其门徒所表现的崇高的舍己为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人们所称赞。

　　儒家则以其沉重的社会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投身于社会理论的探索中。忧患意识，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萌生责任的表现，可贵的是，先秦儒家把它直接转化成了对于社会的拯救和对民生的关照：“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孟子·万章下》。）他们不再眷顾“小我”，而是把自己投身于“平治天下”，拯救苍生的事业。或正因为这样，儒家把修己与博施济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人生的价值定格在对于社会的贡献上。《论语》中有这样两段文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另一段记载是：“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说明，作为儒家的理想人格，仅仅修己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安人”、“安百姓”、“立人”、“达人”，还要“博施济众”，“博施济众”才是文人人格的最高境界。《大学》里，儒家把自己的使命说得更为具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修齐治平”的观念，体现了儒家高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救世精神。

　　儒家学说以苍生为念，他们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他们的思想核心“仁”就是“爱人”的意思，他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无疑为拯救时弊提供了最富人性的回答，也透露了儒家救世哲学之于全人类的意义。

　　儒家救世哲学落脚于对苍生的关爱和尊重，令人肃然起敬。只有儒家这种对生命的由衷敬重，才会不犹豫、不放弃对其他生命应有的牺牲精神，才会在周围生命需要的时候，为救助生命而献身。这就是儒家的“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救世精神，儒家的志士仁人正是带着这样一种近乎宗教情怀的献身精神，以各自的方式实现着明道救世的历史使命。（王确：《论儒家的救世精神》，《齐鲁学刊》，1998年第3期。）　　　

　　周秦诸子，尤其是儒家的救世精神影响了一代代传统中国文人，在儒家文化教养之下，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使命或者说人生价值定位在对于“天下”、对于天下苍生的贡献上，并最终演绎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和文人的自觉意识。救世也许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如汉仲长统所言：“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跼高天，蹐厚地，犹恐有镇压之祸也。逮至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老者耄矣，不能及宽饶之俗；少者方壮，将复困于衰乱之时。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然而，中国传统文人并没有因此放弃“治平天下”的追求，而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这反映了在儒家文化教养下中国传统文人令人肃然起敬的学术精神和社会使命感。

　　中国传统文人往往把自己的学术使命定位在两个方面：为官，则为政治的完美尽职尽责；为师，则教化民众，引化良好民风，即实现“美政”与“美俗”的人生价值，这是儒家救世精神在实践中的自然延伸。在这里，文人的学术使命是服从于社会使命的，学术价值体现在社会使命的完成程度上，体现在对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上。我们认为，由救世精神延伸出来的这份社会责任意识对于当代文人的学术事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今中国也处在转型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大量的理论创新和前所未有的理论作指导，这正是当代中国文人的使命所归。当代中国文人的学术使命或可以定位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为社会发展作好学术创新，以提供社会进步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或技术支持；二、投身社会实践，以创新学术提升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三、作好学术普及工作，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四、加强科学研究，拓展学术视野，推进学术深度，占领学术前沿。我们认为，勇于作社会进步的引领者，才是实现文人价值最大化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