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苏州剧坛上,与题材民间化的趋势相应,越来越多的传奇剧作主题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剧作家侧重表达对人心惟危、世道险恶的担忧,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感受,对财富声望、富贵功名的思考,对现实伦理、善恶行止的体察。而这些主题的内涵最为切合普通民众的生活实际,与世俗百姓的兴趣指向完全对接,因而广受百姓的欢迎。如沈璟《义侠记》,“世间闻是曲已久,方欣欣然想见之。……热心烈胆之夫,必且号呼流涕、搔首嗔目,思得一当以自逞、即肝脑涂地而弗顾者。”《埋剑记》:“描写交情,悲歌慷慨。”《四异记》“今演之,快然。”再如李玉的传奇在当时广为盛传,同样与其主题的切近世俗有密切关系。《人兽关》描写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关分人兽事偏新,描出须眉宛似真;笔底锋芒严斧钺,当场愧杀负心人。”(《人兽关》结尾诗)李玉传奇数十种,“每一纸落,鸡林好事者争被管弦。”沈自晋《望湖亭》以出人意外之事,写照人情世故,同样取得了很大成功。其他如《双雄记》:“感愤而作,虽云伤时,亦足警俗。”剧作家马佶人“最忌依文落套,当场演,痛痒无关”,(《荷花荡》第1出)所以《荷花荡》、《十锦塘》两部剧作现实感强,主题贴近生活。《罗衫合》以其揭露世风不古、旅途凶险的内容,同样令读者喜爱。这些剧作都在当时的戏剧舞台上十分流行。传奇主题的世俗化倾向,表明剧作家的创作观念中,社会问题、世俗生活与现实人生应是剧作表现的重点,剧作主题应从这些现实内容中去发现和提取,而且也只有这样的剧作才更受普通百姓的欢迎。
自万历至明亡的七十余年间,苏州剧坛的传奇创作大致经历了从专重文采、词藻,到追求音律为先、并重本色,再到实现音律精美、文辞通俗这样一个创作风气嬗变递延、因时而变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恰恰与传奇创作重心的下移同步,体现了戏剧艺术向民间化、大众化、世俗化本质属性的回归,适应了中国戏剧史的发展方向与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以沈璟、李玉为代表的苏州剧作家从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上扭转传奇创作文人化、案头化的倾向,倡导实现传奇艺术本体性的回归,在戏剧史上起到了津梁与接榫的作用。因此,揭示晚明苏州传奇创作变动的原因,对于探求戏剧史发展的路向及一般规律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传奇创作重心下移的原因

晚明苏州传奇创作重心的下移既反映了戏剧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苏州地区剧作家队伍下层化、职业戏班大量涌现的必然结果。
“在早期的社会里,在民谣盛行的区域中,作家对听众读者的依赖程度甚至更大;如果他的作品不能立即取悦于人,就不能流传开去。”对于戏剧来说,尤其如此。戏剧艺术是依靠观众和市场生存的艺术,其对观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依赖性非常强。远离生活,脱离观众,就会丢掉舞台,戏剧艺术的生命力就会萎缩,甚至消亡。从这一角度看,晚明苏州传奇从题材选取、人物形象到主题取向的变化,是苏州剧作家为挽救传奇艺术作出的成功选择,反映了传奇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
传奇艺术的根基在于民间,民间性是其本质特性。传奇的前身——早期南戏作为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深受下层百姓的喜爱,一直在书会才人和下层文人手中自然发展。后来随着上层文人的介入,审美趣味逐渐文雅化,其民间艺术的本质属性逐渐消退。这一倾向在明中叶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昆山派剧作家重视才情学问,追求词采新声的影响下,戏剧创作开始远离舞台,疏离大众,戏剧艺术的发展逐渐背离其舞台艺术的根本特性,脱离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但是,明中叶后随着文化权力的下移,市民文化需求的扩大,通俗文艺形式的繁荣,职业戏班演剧的活跃,剧作家必须面对市民百姓,面向现实生活,根据舞台演出的需要,实现创作观念、思维方式的转变,实现戏剧艺术向民间性、平民性艺术本体特征的复归。因此,晚明苏州传奇创作重心的下移反映了戏剧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家队伍的下层化是题材来源民间化、人物形象平民化、主题取向世俗化的重要原因。晚明前期剧坛剧作家身份地位较高,对剧作的文人化、案头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而晚明后期的冯梦龙、徐复祚、沈自晋等人虽有功名,但身份已经大大降低。到明末清初,苏州派作家已经多数成为了职业剧作家,虽有功名,也非常低微。在苏州剧坛上,明中叶以来传奇作者队伍的文人化逐渐为职业剧作家所替代。苏州派是活跃于明末清初剧坛上的以吴县作家为主体的剧作家群体,这一流派以其鲜明的创作态度和剧作风格,成为成就较高、影响颇大的一个戏剧流派。这一流派包括李玉、朱佐朝、朱搉、毕魏等十余人,创作传奇作品一百余种。其主要代表人物李玉在晚明就已经开始戏剧活动,并以“一、人、永、占”盛行于剧坛。“往与海内赏音之士品定得失,谓伯龙、伯起诸子已成隔世,而新声间出,则元玉氏《占花魁》、《一捧雪》诸剧,真足令人心折也。”可见在晚明剧坛上,李玉就已声名鹊起,为时人所瞩目。在晚明剧坛上,苏州派的创作态度和剧作风格对苏州传奇创作重心的下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苏州派作家大多出身低下,功名不著,多沦落于社会底层,厕身百姓中间,了解市民趣味,又接近艺人,熟悉舞台,依靠写戏度日。因此他们的传奇作品多关切、反映现实时事,侧重表现市井百姓、平民英雄,现实感强,地方色彩浓郁,语言通俗本色,注重舞台演出效果,所编剧本即能上演。朱搉《秦楼月》第18出《得信》中陶吃子说道:
我老陶近日手中干瘪,亏了苏州有几位编新戏的相公,说道:“老陶,你近日无聊,我每各人有两本簇新好戏在此。闻得浙江一路,也学苏州,甚兴新戏,拿去卖些银子用用。归来每位送匹锦绸,送斤丝锦便罢,只算扶持你。”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苏州派作家编剧不是为了刊印成帙,供人案头阅读,而是为卖给职业戏班,获取较好的经济收益。他们这种靠编戏谋生的生活方式同宋元书会才人有极大的相似。而且,这种编演结合的机制和环境,能够促进剧坛创作和舞台演剧的双向交流互动,共同把戏剧活动推向繁荣的境地。
苏州派剧作受晚明传奇创作重心下移的影响,选材视角突破了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题材局限,把视野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转向了市井通衢、水间田头、寻常巷陌,表现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内容,反映普通人物的离合悲欢、喜怒哀乐。即便是历史剧、时事剧,也更多关注明清鼎革之际诸多政治、社会问题,侧重迎合市民百姓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而且作品塑造了一大批以忠臣义士、巾帼英雄、市井人物为主体的崭新形象系列,尤其是塑造了许多市民阶层中的小人物形象,有义仆、侍女、装裱匠、卖油郎、船户、织工、妓女、乞丐、和尚、商贩、小偷、卜者等等。这些小人物形象生活在市民中间,带有浓浓的市井生活气息,普通百姓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生活方式。故而搬演于舞台,能为普通观众喜闻乐见。再加之文辞通俗,音律精美,“案头场上,交称利便”。

通过对苏州派作家的分析可以发现,下层身份的特点决定了晚明苏州剧作家的创作观念和思维方式中,能够以市井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以普通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以平民百姓作为戏剧创作的本位坐标,以演出效果作为评判得失的重要标尺,真正做到一切从观众出发,一切围绕舞台演出安排。
职业戏班的大量涌现也是苏州传奇创作重心下移的重要原因。职业戏班虽自宋元即已有之,但在组织结构、演出性质等方面仍受到时代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晚明是戏班职业化、商业化的重要阶段,苏州作为全国最为活跃的演出中心,职业戏班相望若林,层出不穷,构成了剧坛演剧活动的主体。晚明苏州的职业戏班到底有多少,实在难以估量。然而就从业人数而言,确实不少,“一郡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职业戏班中,无论是城中班,还是江湖班,演剧活动如火如荼,百姓观剧更是如饮狂药。
从戏剧史的角度看,职业戏班在普及戏剧文化、丰富下层民众的精神生活方面,起到了家乐戏班无可比拟的作用,其演剧活动代表了戏剧发展的主流。同家乐戏班相比,职业戏班拥有更广泛的演出场所,更多的观众群落,更大的覆盖面和更强的影响力,真正体现了戏剧作为平民化、大众化艺术的本质特征。因此职业戏班的演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苏州传奇创作的发展方向,推动了剧作家创作观念的转变。职业戏班所面向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因此所演剧目必须关注平凡人生中的现实问题,贴近平民大众的生活原生态,合乎广大百姓的审美趣味,才能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从而为戏班赢得更多的演出机会,营利谋生的路子才能更为宽广。因此戏班艺人选剧、买剧的市场化倾向,对传奇创作的趋向形成一种制约作用。而以社会家庭剧为主的剧作类型题材丰富多彩,故事性强,反映社会生活广泛,贴近百姓生活实际,更能激发一般民众观看的兴趣,引起他们感情上的共鸣。因此,苏州职业戏班演剧的兴盛虽不是构成传奇创作变动的决定因素,但对于传奇创作追求民间化、平民化、世俗化,提供了更为宽厚坚实的现实基础。
综上而论,晚明苏州剧坛上传奇创作发生的重要变动,从创作观念看,是从作家本位向观众本位的平移;从剧作题材看,是从男女风情向社会生活的转移;从人物形象看,是从才子佳人向平民百姓的位移;从主题取向来说,是从情理斗争向现实思考的下移。晚明苏州剧坛传奇创作重心的变动,反映了戏剧艺术向世俗化、平民化、大众化等民间性特征复归的趋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戏剧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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