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莎行》是秦观的又一名作。王国维《人间词话》评其四、五两句曰:“少游词境最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这“凄厉”二字，实又点出了他情感世界的剧变。可当他尚未从“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那种类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内省中解脱时，他又遭遇了新事。《曲洧旧闻》有此载:“秦少游自郴州再编管横州，道过桂州秦城铺。有一举子，绍圣某年省试下第归，至此见少游南行事。遂题一诗于壁曰:‘我为无名抵死求，有名为累子还忧。南来处处佳山水，随分归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读之，涕泪雨集。” ⑨ “有名为累”的感触，一经点醒，少游竟不能化解，反而触动伤心事，为之大恸，此时之性格、情绪确较早年大不相同，其递降的历程清晰可见。
冯煦大概是能本着“了解之同情”作论世知人之语，其《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
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
后来王国维《人间词话》进一步比较秦、晏，认为“小山矜贵有余”，实际是看到了秦观这一“伤心人”毕竟不同于贵公子出身的晏几道。恐怕这也与李清照以秦观“终乏富贵态”之说暗合。
为什么只将“古之伤心人”许之于秦观，而同样因党争而被贬的苏轼、黄庭坚，为什么不当“伤心人”之称呢?这里恐怕有两个原因。
其一，就政治境遇造就的身世之感而言，由于秦观与苏黄思想素养的不同，进而影响了性格、感情，并扩大了差距，使其迁谪之词充满了哀情苦思。
其二，就个人经历的“艳情”而言，由于秦观久困场屋，非但不能同苏轼的早达相比，而且是“苏门四学士”中最晚中进士的，因此，他寄迹青楼，又颇为用情，故而在词中留下了不少伤心语。
这两者，使秦观具有难以移易的独特性，加之“一往而深”的感情，遂造就其特有的“词心”。
下面分而论之。
二
先论第一点。
苏轼少年得志，他《沁园春》词中的“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正是当时胸襟的写照。但除了嘉祐、治平间初入仕途时期外，他两次在朝，两次外任，后来一贬再贬。在他意气风发、积极从政之时，从治世的角度出发，他一心崇儒，攘斥佛老，曾在《韩非论》中斥老庄哲学为“猖狂浮游之说”，在《大悲阁记》中批评禅宗“废学而徒思”。但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他深尝了环境险恶、生活困顿的滋味，遂常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又去天庆观修道家养生术，自此对禅宗和老庄思想大感兴趣。在后来生活的种种坎坷中，他多能以佛道思想看穿忧患，以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作自我调节，应付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环境。应该说，从苏轼三次被贬所作的《到黄州谢表》、《到惠州谢表》、《到昌化军谢表》来看，所表达的感情一次比一次沉痛、悲伤。但他确又是努力以庄禅思想来销释，这种自我调节、化解，在他的许多诗文中都可见之。所以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一有此说:“坡公海外笔力，益老健宏放，无忧患迁谪意。”陆游《老学庵笔记》有一则很有趣的记载:“吕周辅言: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粗恶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徐谓黄门曰:‘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 ⑩ 以苏轼美食家的秉性，却如此能屈能伸，在他人恐怕是难以做到。
再看黄庭坚。黄庭坚一生中曾遭两次文字之祸:一是因修《神宗实录》事，同秦观一样获罪，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二是因作《承天院塔记》被诬以“幸灾谤国”，除名编管宜州。十年之中，一直在流放中度过。但据《黄山谷年谱》卷首的《豫章先生传》所载:当他听闻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后，“命下，左右皆泣，公色自若，投床大鼾”。至黔后，“以登阅文墨自娱，若无迁谪意”。而获宜州谪命，身向瘴乡之时，他还在《过洞庭、青草湖》一诗中写道:“我虽贫至骨，犹胜杜陵老。忆昔上岳阳，一饭从人讨。行矣勿迟留，蕉林追獠。”一方面想昔日，以自己的处境尚强于杜甫而自慰，另一方面想未来，并不因与土著相逐而烦恼。他的一首《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下片写道:“忧能损性休朝暮，忆我当筵醉时句，渡水穿云心已许。晚年光景，小轩南浦，同卷西山雨。”可见处境虽难仍不失乐观。之所以能够如此，与他的庄禅修养大有关系。黄庭坚不同于苏轼的以随遇而安的态度来自我抑制悲观情绪，化解矛盾，超越现实;而是以不变应万变，庄子《大宗师》“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的思想，禅宗“无念为宗，无住为本”的原则，真正化成了他的处世哲学。有此真正的庄禅修养，他才能以坦然的态度度过十年的流放生涯。
对秦观与苏、黄的比较，《冷斋夜话》有一段话说得极好:
少游调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11
这里的对比可看出，苏轼虽经众多磨难，庄禅思想使他能看穿忧患，随缘自适，却未销尽其早年“奋厉有当世志”的“奋厉”本色，故能“有英特迈往之气”;黄庭坚安时处顺、无念无住的庄禅修养使他的诗自然流露出坦夷、闲暇的情调;而秦观却因难以摆脱现实中的诸多烦恼，“钟情”而所作诗“凄怆”“酸楚”。
在面对人生忧患时，秦观无疑不具备苏、黄豁达、泰然的态度，他的“考试成绩”差得很远。但是，正是这种“钟情”的资质、特性，使之成为“情种”，具备他人所难到的“词心”，从而也使他的词作能比苏、黄更见以情动人，且逾于同时代的其他词人。我们不妨沿着他的被贬路线看看他的心路历程与灵魂悸动。
被汲古阁本《淮海词》题作《洛阳怀古》的《望海潮》，实非写洛阳，而是为汴京而写的感旧之作。此词作于绍圣元年（1094）春，系新党再起、旧党失势之时，秦观被贬而即将离京。词云: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溪，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起三句写初春景色，“暗换年华”四字，语带双关，兼及政局之变。从第四句到第十四句，上下片贯通，皆写旧游之欢，尤其西园夜饮的文酒之会，更为作者所恋恋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兰苑未空，行人渐老”，时空的飞跃、转换，带出“重来是事堪嗟”，今昔对照显然。最后的倚楼所见和归心之去，传递出的是无奈的情绪。无奈尽管无奈，毕竟此时尚未尝迁谪之苦，所以词中流露出的主要还是感慨和怅惘。
被贬处州时，他的《千秋岁》词在回忆当年欢会时，抒发了很深的感慨和忧愁，已从去年的惆怅转为悲怆: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当他再贬而经过衡阳时，呈此词给太守孔毅甫，孔深以其过悲而担忧，并为之劝解。《独醒杂志》记云:“秦少游谪古藤，意忽忽不乐。过衡阳，孔毅甫为守，与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饮于郡斋，少游作《千秋岁》词。毅甫览至‘镜里朱颜改’之句，遽惊曰:‘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遂赓其韵以解之。居数日别去，毅甫送之于郊。复相语终日。归谓所亲曰:‘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未几果卒。” 12 （按，这里的“作《千秋岁》词”，应是录处州之作。）以孔毅甫眼中所见，可看出秦观两遭贬谪后的身心变化。
待到再贬郴州，秦观作了《踏莎行》词，虽将《千秋岁》的直抒换为比兴，没有“愁如海”之类的字眼，内心深处却依然郁结难解。此词的上片营造出一个凄迷的暮春境界，而起头“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三句，连下“失”、“迷”、“无”三字，透出了词人心中的渺茫之感，黄苏《蓼园词选》认为:“雾失月迷，总是被谗写照。”可谓深获其心。至如王国维所说的从“凄婉”到“凄厉”，更是敏感地指出了他内心感情、精神境界的递降。
到郴州贬所约一年，又有《阮郎归》之作:
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 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此词作于除夕之时，换头二句虽淡犹浓，令人想起迁谪者的形单影只与平常人合家守岁的强烈对比。且大雁南飞只至衡阳，郴州更在衡阳之南，连传书都不能。难怪明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卷一仅以“伤心”二字评之。
当是作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在雷州贬所的《江城子》写道: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当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五月下赦令，迁谪者多内徙。苏轼量移廉州，过雷州，与秦观会面。少游作此词时，苏年六十四，秦年五十二，“两衰翁”之说，于苏或不为过，于己则可见贬谪岁月之摧残至深了。“别后悠悠”三句，堪称“大音希声”，而欲说还休的深衷，怕与多年来的罪人生涯不无关系，仅“惨愁容”三字就可见出作者这些年精神上所受之折磨了。
秦观的迁谪之词，多系自己“万不得已”之情的倾诉，这确与苏轼有很大的不同。苏轼被贬，固然也发出“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 的感叹，但毕竟能以任天而动的态度对待忧患，从“门前流水尚能西”悟出“谁道人生无再少”的哲理，将自己的精神境界作了“休将白发唱《黄鸡》” （《浣溪沙》） 的提升;又能从大自然的风雨中作出对人生挫折的了悟，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自勉。他还借王巩的歌女之语，写下“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定风波》） 。在赞美歌女性格的同时，也表现出自己旷达的情怀。苏轼并非短于情，而是善于以理化情，使自己得到解脱。这样的以词表达理趣与哲思，可见苏轼开阔的心胸，也可使读者得到教益，况且哲学的境界也差可看成文学的最高层次;但是，就词“缘情”的本位而言，就文学作品所具备的兴发感动之力而言，秦观的迁谪之词，却能以其特有的“词心”之真情发露，得到了特有的认可，冯煦等人所论，足以证之。 三 再论第二点。
苏轼兄弟嘉祐进士，黄庭坚治平进士，张耒熙宁进士，均当二十多岁，晁补之元丰初进士，亦仅二十七岁。只有秦观久困场屋，直到元丰八年三十七岁时才中了进士。这一个十年以上的“时间差”，不仅在秦观心中留下了仕途蹭蹬的隐隐伤痕，而且一如词坛先辈温庭筠、柳永那样，他也有不少因失意而寄迹青楼的“艳迹”。
秦观自己在《送刘贡父舍人》诗中说:“观也本诸生，早与世参商。方枘不量凿，交亲指为狂。”这一“狂”字，应是秦观很准确的自画像。据《侯鲭录》载:“东坡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问其所游，因作词云:‘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后秦少游薄游京师，见此词，遂和之。其中有‘我曾从事风流府’。公闻而笑之。” 13 可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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