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了作诗的要领。《石林诗话》云:“高荷，荆南人，学杜子美诗，颇得句法。黄鲁直自戎州归，荷以五十韵见，鲁直极爱赏之。” （前集卷五十二） 无名氏《豫章先生传赞》云:“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 （后集卷三十二） 山谷学杜诗而得其句法，其诗歌戛戛独造，自成一家。山谷句法之学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这是他成为江西诗派盟主的根本原因，也是《丛话》推重他的主要原因。
除了重视对宋诗具有影响力的前代作家之外，《丛话》还相当关注那些在宋代产生了一定的文学效应的作品。如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一联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宋代曾引起热烈的讨论:
《王直方诗话》引范蜀公云:“‘武侯庙柏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参天二千尺’，古之诗人，好大其事，大率如此。”又引沈存中云:“‘霜皮溜雨四十围’，乃是七尺;而长二千尺;无乃太细长乎?”余以为论诗正不当尔，二公之言皆非也。
《遁斋闲览》云:“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犹言其翠色苍然，仰视高远，有至于二千尺而几于参天也。”
《缃素杂记》云:“予谓存中性机警，善《九章算术》，独于此为误，何也?古制以围三径一，四十围即百二十尺。围有百二十尺，即径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老杜号为诗史，何肯妄为云云也。
《学林新编》云:“‘四十围’、‘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诗人之言当如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校之，则过矣。”
《诗眼》云:“形似之意，盖出于诗人之赋。‘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语，盖出于诗人之兴，‘周余黎民，靡有 孑 遗’是也。……余游武侯庙，然后知《古柏》诗所谓‘柯如青铜根如石’，信然，决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语。‘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语，不如此，则不见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两体耳。”
《丛话》前集卷九连续征引六家之说，围绕此联杜诗的是非曲直展开争论。最后所引范元实《诗眼》将诗歌语言表达手法上的“描写”与“夸张”分别以“形似之语”、“激昂之语”言之，最得诗歌修辞学之意。《丛话》此处对六家诗话的排序充分体现了胡仔处理材料的技巧和匠心。它并非只是机械地罗列这些诗话材料，而是按内在的逻辑进行编排组合，将问题的讨论层层推进，步步引向深入，并将最后所引的诗家论语视为定论。若所引各家之说均与己意不符，则引“苕溪渔隐曰”云云以作辩论。《丛话》在以人为纲纂辑诗话材料时，因人隶事，事以类聚。读者由此及彼，能自然地将作家与作品、作品与作品本事和评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深入了解一些文学现象和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品。如前集卷十六谈论韩愈《听颖师弹琴》时，便举欧公、东坡、山谷、乐天等诗人听琴、阮、琵琶、筝、瑟诸诗来比较。其中《西清诗话》所引僧义海精妙绝伦的品琴文字，与韩愈的听琴诗相映成趣，带给我们不亚于原作的艺术享受。
《丛话》往往将诗论、诗评与作家的诗情、诗趣相结合，生动地再现了文人创作的时代氛围。如元祐名士刘攽，东坡曾称之为“俊杰”人物 （前集卷三十八引东坡语） 。四库馆臣亦曰“攽在元祐诸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攽好诙谐，尝坐是为马默所弹” （《四库全书总目·中山诗话提要》） 。《丛话》引《石林诗话》曰:“刘贡甫天资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谐谑，虽公卿不避。与王荆公素厚，荆公当国，亦屡谑之，虽每为绝倒，然意终不能平也。”又引《东轩笔录》云:“刘攽性滑稽喜谑玩，王汾口吃，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类，不见雄名，惟闻艾气。’以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吃也。”又曰:“马默为台官，弹攽轻薄，不当置在文馆。攽曰:‘既云马默，岂合驴鸣!’” （前集卷五十五） 后集卷三十六又引《元城先生语录》云:
时刘贡父为给事中，先生于朝路见之，问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贡父曰:“岂非器之于新除有异闻乎?”先生曰:“然。若迟回不去，当率全台谏攻之。孔子所谓鸣鼓而攻之者。”贡父应声曰:“将谓是暗箭子，元来是鸣鼓儿。”闻者皆启齿。先生素严毅，亦有笑容。又曰:“贡父好谑，然立身立朝，极有可观，故某与之交游。”
读到此，刘贡父幽默风趣，不避权贵的智者形象深刻地印入我们脑海，让我们如同身临北宋中叶盛世那人材辈出、气象峥嵘的文学时代，一时间觉得文学史发生的时空距离好像缩短了。这也是诗话“以资闲谈”的特点带给我们的文学享受。因而，读者有时会觉得阅读这种以诗话形式展现文学史的著作比纯粹严肃的文学史著作更亲切、更有文化复归感，让我们很容易在心灵上与古人沟通。
三
《丛话》的目录拟定、编排体现出“宗唐祧宋”，追踪风骚，推崇汉魏的精神。将宋诗与以上诗歌的黄金时代相续，从而体现出作者对宋诗历史地位的肯定。《丛话》前、后集目录在“《国风》、汉魏六朝、陶渊明”以下，直接续之以盛唐“李白、杜甫”，然后才按时代先后依次为初唐、中唐、晚唐、五代、宋代作家。《丛话》将李、杜径直上接汉魏六朝的位置编排显然体现了胡仔追踪风骚、推崇汉魏的诗学价值取向。前集卷一引《诗眼》云:“惟老杜、李太白、韩退之早年皆学建安，晚乃各自变成一家耳。”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的建安诗，得风骚之气骨，最为近古。李、杜、韩三大诗人远绍风骚精神，近祖建安风骨，代表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胡仔认为宋诗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优秀传统。胡仔从诗歌发展演变的角度对当代的宋诗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体现了“宗唐祧宋”的诗歌发展史观。《后集》卷八引《豫章先生传赞》云:
自李杜殁，而诗律衰，唐末以及五季，虽有兴比自名者，然格下气弱，无以议为也。宋兴，杨文公始以文章莅盟，然至于诗，专以李义山为宗，以渔猎掇拾为博，以俪花斗叶为工，号称“西昆体”，嫣然华靡，而气骨不存。嘉以来，欧阳公称太白为绝唱，王文公称少陵为高作，而诗格大变。高风之所扇，作者间出，班班可述矣。
该《赞》认为宋诗至欧公尊李白、荆公尊杜甫，诗风开始大变。胡仔谓其“叙诗之源流，颇有条理”，认为此《赞》正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宋诗与唐诗的渊源关系。胡仔《后集序》曰:“开元之李、杜，元祐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在胡仔看来，盛宋之“苏黄”最好地继承并发展了盛唐之“李杜”的创作精神，并取得了异代相同的“集大成”的诗歌成就。更进一步而论，胡仔以为宋诗与唐诗内在关系上相互联结的关键人物是杜甫。《丛话》后集卷八先引元稹、宋祁和秦观的“集大成”论之后，继之以上述无名氏的《豫章先生传赞》作为十三卷的“杜甫”章节的结束语，这一编纂匠心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胡仔对宋诗发展史的看法。
作为南渡初叶的文人，胡仔能超越自己的生活期，较其它诗话作者更具公正的史识，使之能对江西诗派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
胡仔生活的时代正是江西诗派的鼎盛期。他以诗知名当时 ④ 。作为一个诗人，胡仔难以不受江西诗风的影响，其创作还局限在“江西”园囿之中。如《雪浪斋日记》记高子勉诗“沙软绿头相并鸭，水深红尾自跳鱼”一联，句式生涩，怪丽之甚。胡仔效之作“霞抹晚空鱼尾赤，水生春渚鸭头青” （前集卷五十二） 一联，是典型的“江西”趣味。《丛话》载胡仔自作诗十首，词二篇;另有十二联未成篇的诗。诸作往往津津有味地仿效“江西”体格，从中可见他是多么热衷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诗法之学，对江西诗风在当时的影响于此亦可略见一斑。
然而，作为诗论家，胡仔却能出于江西，正确审视诗史发展。胡仔对宋诗和江西诗派的看法和判断，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在诗学倾向上，胡仔强调创作要有“变”。不过，他能辩证地对待宋诗在追求“新变”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胡仔赞赏黄庭坚“自出机杼”、“清新奇巧”，因而能“别成一家” （前集卷四十八） 。如前集卷四十九引宋子京《笔记》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架屋，信然。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胡仔对宋祁为文要“自名一家”的看法显然有共鸣感，随即应和曰:“学诗亦然，若循习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鲁直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又云‘文章最忌随人后’，诚至论也。”又如，福州僧“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二句曾受到《古今诗话》赏叹，胡仔认为此联不过是仿效李商隐“虹收青嶂雨，鸟没夕阳天”，乃“屋下架屋者，非不经人道语，不足贵也” （前集卷五十七）。 求新求变是杜甫、韩愈和黄庭坚的共同倾向。所不同者，韩愈与黄庭坚有好奇之癖，而杜诗之奇，是势之所然，不得不如此。如王琪云:“子美之诗词有近质者，如‘麻鞋见天子，垢腻脚不袜’之句，所谓转石于千仞之山，势也。”王琪认为“千汇万状”的杜诗一时呈现出某一倾向，只是出于不得不然，即“势”之所需 （前集卷七） 。山谷诗却有意求之，江西诗派更是以新奇为尚。韩愈已开好奇之端，如《雪浪斋日记》评《春归昌谷》时云“甚奇丽，如少陵未必喜，而昌黎必嗜之也” （后集卷十二）。 对于“奇丽”之格，杜甫只是偶一为之，而韩愈、黄庭坚则以此为嗜好，至江西派诗人推波助澜，成为笼罩在两宋之交诗坛的一股浊流。魏泰《隐居诗话》在宋诗话中最早对山谷诗提出批评，讥其诗“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 （前集卷四十八）。 胡仔亦曰:“后山谓鲁直作诗，过于出奇。诚哉是言也!” （后集卷三十二）
其二，胡仔对宋诗的态度，还具体表现在对“苏黄”的判断上。当时宋人“至学苏者，乃指黄为强;而附黄者，亦谓苏为肆” ⑤ ，或师东坡，或师山谷，相互攻讦。胡仔苏黄并重，但是反对江西派独尊山谷，刻意拔高山谷诗歌的历史地位。上述《豫章先生传赞》一文，胡仔先后分三次节引，分别见后集卷八、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如果将这三处的引文与完整的《豫章先生传赞》⑥ 对比阅读，可以看出《丛话》有意识地进行了删节。被胡仔删去的重要论点有:
（山谷）晚节位益高，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苏公，谓之“苏黄”。
元祐间，苏、黄并世，……追古人而与之俱。世谓李、杜歌诗高妙而文章不称，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诗独不传，惟二公不然，可谓兼之矣。然世之论文者必宗东坡，言诗者必右山谷，其然，岂其然哉?
对上述极力推尊山谷的议论，胡仔之所以弃之而不录，是因为不满其说:第一，认为在名位上，山谷虽有过人之处，然不可以与东坡匹配，如《丛话》引《元城先生语录》言“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迈峻，惟己之是信” （后集卷二十六） 。《丛话》对山谷则颇有微词，如后集卷三十一引苕溪渔隐曰“鲁直少喜学佛，遂作《发愿文》‘今日对佛发大誓，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淫欲饮酒食肉’”云云，称之可谓有坚忍之志者，但“其后悉毁禁戒，无一能行之”，虽戏语，其暗讽之意亦可见。第二，考虑到江西诗派在当时的巨大影响，“言诗者必右山谷”应该是反映客观事实的论断。但如果说山谷诗的成就高于东坡，则难以得到认同。第三，若以为李、杜能诗不能文，而山谷则诗文双美，认为山谷的文学地位高于李、杜，那么，胡仔更不敢苟同。可见，胡仔有意舍弃上述推尊山谷的论调，就是为了突出老杜与东坡。
胡仔认为，《豫章先生传赞》强调山谷在诗坛的宗主地位，即“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之说，是受到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叙》的影响。吕《叙》云:“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胡仔对此论亦颇不以为然，认为吕本中《宗派图》和《叙》“选择弗精，议论不公” （前集卷四十九） ，并曰:“余窃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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