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胡仔对江西派“祖”与“宗”的辨析论定，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优秀的诗论家的卓越史识。胡仔明确标举诗宗老杜的编纂宗旨，前集卷十四曰:“余纂集《丛话》，盖以子美之诗为宗。”《丛话》明确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号召江西后学不要独尊山谷，专一揣摩其句法之学。胡仔以老杜取代江西派的盟主黄庭坚，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第一，江西开宗派者黄山谷本以学杜见称，其诗学主旨宗老杜，如山谷论杜诗“高雅大体“、“无意为文”、“简易大巧”、“无一字无来历”等。而江西派却专学山谷诗，殊不知山谷本亦学老杜。第二，山谷诗学老杜，求新求变得以名家。朱弁谈到山谷学杜诗时曰“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 ⑦ ，可谓一语破的。第三，南渡前后，江西派专学山谷尚奇的一面，失山谷诗学之真精神。吕居仁《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业已指出:“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基于此，胡仔鲜明地申述道:

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故陈无己曰:“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少陵，故其诗近之。”今少陵之诗，后生少年不复过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语学者为诗旨趣，亦独宗少陵一人而已。余为是说，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 （前集卷四十九）

胡仔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承袭和申发了吕本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说，是对江西诗学的修正。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叙》奉山谷为宗主，胡仔在谈论江西诗派之盟主时以老杜代替山谷，尤富识见，并直接影响了宋末元初方回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

其四，《丛话》破除时人的囿见，对杜甫的地位、影响作出肯定的同时，也对老杜与本朝苏、黄的历史地位作了正确的历史还原。

与《丛话》同时代之张戒《岁寒堂诗话》，认为诗歌从先秦至本朝，一代不如一代，曰:“国朝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其论诗力贬“苏黄”，曰:“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习气净尽，始可言唐人诗。唐人习气净尽，始可论六朝诗” ⑧ 。这种有意贬损宋诗的历史倒退论，直接开启后世如严羽的“尊唐黜宋”说。尤可注意者，《丛话》与《岁寒堂诗话》都推重老杜，尊崇盛唐。然而，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当代宋诗的态度以及对苏黄的评价。与张戒极力贬斥苏黄，贵古贱近不同的是，胡仔认为宋诗是唐诗的自然延续和发展，宋代诗坛的优秀代表同样可与唐代的一流大家媲美。以故胡仔认为“唐之李、杜、韩、柳，本朝之欧、王、苏、黄”，“名与日月争光” （后集卷二）。

《西清诗话》云:“少陵远继周诗法度。” （前集卷十四） 《唐子西语录》甚至将杜诗直续《诗经》，曰:“《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 （前集卷四十九） 高雅大体的杜诗完美地体现了《风》《雅》传统，代表了诗之正统。陈与义曰:“诗至老杜，极矣。东坡苏公、山谷黄公，奋乎数世之下，复出力振之，而诗之正统不坠。然东坡赋才也大，故解纵绳墨之外，而用之不穷;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玩味之余，而索之益远。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 （《简斋诗集》卷首） “集大成”的老杜诗，远绍《风》《骚》，代表诗体之正统;苏、黄复出而力振之，各自名家，诗之正统得以延续和发展。因此，在苏黄殁后，江西末流泛滥的时代，胡仔提倡“师少陵而友江西”，号召江西后学在创作精神与艺术手法两方面摆正与诗家之“祖”与“宗”的关系 ⑨ ，旨在发扬诗之正统，复兴本朝的诗道。

胡仔近距离于北宋文学发生的时代，并有条件搜集到后人无法睹见的文献资料，所以他对北宋诗歌发展历史所进行的总结和批判，说得亲切而具体。经历了明清两代数百年的“唐宋诗之争”，历史已证明，胡仔的宋诗史观较之宋代有影响的诗学家如张戒、严羽等人更具有前瞻性，更为正确、可取。

四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诗文评类”总序在论及“诗文评”的五大类型时说，《文心雕龙》“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诗品》“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诗式》“备陈法律”;孟棨 “旁采故实”;《中山诗话》、《六一诗话》“体兼说部”。《丛话》作为诗话汇编性著作，与以上诸家相衡，其过人之处在于以“人”分类的编纂体例之善与考辨之功。

《丛话》的大家、名家之分，突破了南北朝如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直至唐人以“品”相分的体例，更具科学性，且经历史检验之后，给诗人以更准确的历史定位。比如陶渊明诗，钟嵘《诗品》置之中品，评之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丛话》则把陶渊明作为先唐诗人中唯一单列的大家，并认为钟嵘此论“浅陋”，未尽陶诗之妙，而首肯萧统论陶“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后集卷三） 之说。《丛话》将陶渊明视为先唐以前最优秀的诗人，与唐之“李杜”和宋之“苏黄”一样，成为能代表一个时代的人物。《丛话》高度重视陶渊明，源于陶诗在宋代的巨大影响。《遁斋闲览》曰陶渊明乃是“晋宋之间一人而已” （前集卷三） 。宋人把陶诗的发明权许给苏轼，如《诗眼》云:“东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非如昔人称渊明以退为高耳，故又发明如此。” （前集卷四） 《丛话》前集卷三引东坡曰:“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东坡论陶之“真”的品性，胡仔以为“至论”。钱锺书《谈艺录》“陶渊明诗显晦”条曰:“渊明文名，至宋而极。……至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如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称陶渊明为“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无不是受到宋人的影响。

宋代的诗话总集，按时代先后，依次有《唐宋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总》、《丛话》、《诗海遗珠》、《诗话总龟》、《诗人玉屑》七种。《唐宋名贤诗话》与《古今诗话》，仅录他家诗话，自撰者甚少;并且所引条目，多不注明出处。因而不为后世所重，其后散佚。《诗海遗珠》九卷，为依循《诗总》体例而续补之作，诗话条例基本上也是抄录《诗总》 （见方回《诗海遗珠考》） 。可见，《诗话总龟》、《丛话》和《诗人玉屑》是宋代重要的三部诗话总集。

阮阅《诗总》，仅在一年之间仓促成书，其后又被盗名改窜，不知被何人易名为《诗话总龟》，故阮阅《诗总》之旧貌难睹。况且，《诗总》成书于宣和癸卯（1123），是时禁元祐文章，故《诗总》略去元祐诸贤。胡仔有感于《诗总》体例之不善和内容之不全，遂续之而作《丛话》。《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指出，《丛话》与《诗话总龟》“互相补苴”，“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阅书门目冗碎，此则以作者先后为次，实远在阅书之上也”，可谓定论。

《丛话》与《诗人玉屑》是两宋诗话史上的双璧。《四库全书总目·诗人玉屑提要》曰:“仔书作于高宗时，所录北宋人语为多;庆之书作于度宗时，所录南宋人语较备。二书相辅，宋人论诗之概亦略具矣。”就编纂体例而言，《丛话》明显优越于《诗人玉屑》。方回《诗人玉屑考》已详细比较了二者体例上的优劣，曰:“《渔隐》编次有法，先书前贤诗话、文集，然后间书己见，此为得体。他人与《玉屑》往往刊去前人标题，若己所言者，下乃细注出处，使人读之如无首。然又或每段立为品目，殊可憎厌。况又不能出《渔隐》度外……其后历叙《三百篇》、汉魏以至南渡，人别为异，即《渔隐》条例耳。”方回之论鞭辟入里，能言中《诗人玉屑》体例上的弊端，又能在比较中指出胡仔《丛话》体例之优长。四库馆臣也极力推崇《丛话》的体例，而对《玉屑》则不以为然，曰:“庆之书以格法分类，与仔书体例稍殊，其兼采齐己《风骚旨格》伪本，诡立句律之名，颇失简择。”

在内容上，《丛话》论诗与述事并重，《玉屑》则以诗论为主，不涉及诗本事与杂记，似较《丛话》更为精简。宋代诗话，自《六一诗话》创始以来，“体兼说部”，率多取资闲谈。迨至《后山诗话》、《诗眼》已由述事为主转为论辞为主。南宋之际，《岁寒堂诗话》、《白石道人诗说》至《沧浪诗话》，逐渐形成有体系的诗学著作。《诗话总龟》与《丛话》之作，受当时诗话风气局限，故述事多于论辞。《诗人玉屑》在《沧浪诗话》以后，诗话面貌已有根本性的变化。该书承南宋诗话之风，不涉考证，不及琐事，博观而约取，是时势之所需。然而，就知人论世，叙述源流，清楚地展开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而言，《丛话》胜于《诗人玉屑》。顾易生等编《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在论及宋代诗话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时谈到宋诗话是“宋以前的一部简明而形象的中国诗歌发展史” ⑩ 。此说极有见地。不过，细考宋代诸家诗话，只有胡仔《丛话》堪当此论。

《丛话》标明“苕溪渔隐曰”的条目共计649条，是胡仔别裁真伪的考辨和论评。诗话在兴起初期多记街谈巷议之言，信口开河之说多有之，需要十分谨慎地加以辨析。因此，从诗学批评的文献学的角度来看，《丛话》对于诗话的考证辨伪工作至为重要。如《遁斋闲览》载山谷诗论云:“颜谢之诗，可谓不遗炉锤之功矣;然渊明之墙数仞，而不得窥也。”语意未尽完整，胡仔旁搜材料，遂从《历代确论》中得其全语，予以补证，乃曰:“谢康乐、庾义城之于诗，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何哉?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其工拙，至如渊明之于诗，直寄焉耳。” （后集卷一） 山谷评六朝文人的这段论语，经《丛话》重新表出，不仅内容完整，诗学观点也更为显豁。

《丛话》对前人的作品，从句眼的推敲，到篇章的布置，都比较具体地指出是楷模，还是病累。因此，对于初学者来说，《丛话》在过去曾起了开示法门的作用。方回就对此书爱不释手，曰:“回幼好之。……昼夕窃观，学诗实自此始。……近回著《名僧诗话》，实用元任条例。” （《渔隐丛话考》） 《丛话》在两个主要方面对方回的《瀛奎律髓》产生影响。第一，在诗学主旨上宗老杜;第二，在诗学发展史观上高度重视当代的宋诗，尤其是江西诗派的诗法论。《瀛奎律髓》自序曰:“所选，诗格也。所注，诗话也。”方回通过选诗、批注，将杜甫与江西诗派的关系，落实到诗歌格律、对偶、用字、用典等具体的诗法要素中加以阐述，使江西诗派的诗法说系统化、理论化。

胡仔《丛话》充分吸收各种见解，呈现博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宋代诗话的一座高峰。其别裁真伪的撰著之功，使诗话的学术研究价值大大增强了，并为后代诗学批评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亦为南宋、元、明、清的诗话丛书所借鉴。计有功《唐诗纪事》与尤袤《全唐诗话》，都采用《丛话》以人分类的体例。《草堂诗话》亦踵《丛话》之例，而为专家诗话体。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其体例在总集与诗话之间，前、后集皆以诗隶人，而以诗话隶诗，与《丛话》类似。何汶《竹庄诗话》、厉鹗《宋诗纪事》，同样采用《丛话》之体例 11 。因此，《丛话》在中国诗话的发展历程中占居十分重要的地位。

胡仔身处南北宋之交，在文人遗集散佚之余，苦心搜罗，精心编纂，使学者得见北宋至南渡初诗学崖略，其功著矣!胡仔于《丛话》网罗之勤，可用其描述司马光的文字来形容他自己:“（温公）《进资治通鉴表》云:‘臣之精力，已尽于此书。’” （后集卷二十三） 胡仔感叹温公勤于《资治通鉴》，铸就了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其积二十年之精力纂述《丛话》，得无是乎?

注 释

①本文所引《苕溪渔隐丛话》均出自廖德明点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下文所引该书只标明卷次。

②《桐江集》卷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宛委别藏本。下文所引方回《诗海遗珠考》与《诗人玉屑考》亦出自《桐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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