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而宋时海南风俗尚淫，“四方指海南为烟月作坊” 16 ，因此，在客观上他也有狎妓的条件。由此可以推断，惠洪在海南时确有出入妓院之事。又，前引《千秋岁》词有“湘浦曾同会”一语，可见词中所写女子与所怀念之人并非夫妻，而是露水情人。惠洪年轻时曾在湘赣一带游方，自海南北归后，又曾长期寓居湖南，所谓“湘浦曾同会”云云，当非出于虚构，应是他当年曾经历过的一段风流韵事。
惠洪还曾有过一段纳妾同居的生活经历，李彭《寄甘露灭》诗曾言及此事:“道人欲居甘露灭，年来寄食温柔乡。开单展钵底事远，举案齐眉风味长。我衰日涉甘岑寂，颇遭霜刺颐长出。愿随鱼鼓供伊蒲，一堕尘网谁能力。要知在欲是行禅，久（火）聚荷花颜色鲜。秋涛风怒何掀掀，莫倒危樯沉法船。” 17 按，“甘露灭”是惠洪于政和二年（1112）初赴海南贬所渡海时所起的自号 （卷九《初过海自号甘露灭》） ，北还后还经常使用。李彭诗当作于惠洪由海南北归之后。此诗分为三个层次，前四句写惠洪的生活，中间四句写李彭自己的处境，后四句就二人境遇发议论。这里要特别提出来讨论的是诗歌的前四句。李彭连用“温柔乡”和“举案齐眉”这两个与男女性爱和夫妻生活有关的典故，显然是暗示惠洪当时正与一女子同居。“开单展钵”，在这里借指僧侣生活 18。这四句诗是说，惠洪远离了僧侣生活，正有滋有味地过着男女同居的世俗生活。至于与惠洪同居的女子是良家妇女还是娼妓，这段同居生活延续了多久，因材料阙如，已无法考索。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惠洪正沉溺于“温柔乡”之中，颇有点乐不思蜀的味道。
需要说明的是，惠洪当时的身份比较特殊，可以说是非僧非俗，亦僧亦俗。据宋释祖琇《僧宝正续传》卷二载，惠洪于“政和元年十月，褫僧伽梨配海外”，直至靖康元年（1126），朝廷方“赐师重削发，还旧师名” 19 ，可见，当时惠洪已被剥夺僧籍，已不具有僧侣的正式身份。所以，当有衲子“以其尝亲事云庵，故来相从”时，他才会有这样的感慨:“余畜之无义，拒之不可。” （卷二十四《送僧乞食序》） 既非僧侣，则狎妓纳妾也不算犯戒。但是，他实际上并未真正还俗，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居士。他曾自嘲为“海上垂须佛，军中有发僧” （卷九《初过海自号甘露灭》） ，并声称:“我虽衰退，气犹如虹。未甘见删，终依禅丛。” （卷二十《圆同庵铭》） “老俨化身甘露灭，不妨须发著伽梨” （卷十一《余号甘露灭所至问者枕多作此》） ，欲以“须发伽梨”的身份“老于衡岳”，“当令舌本，吐青莲花” （《甘露灭斋铭并序》） ，俨然以禅僧自居。从李彭称他为“道人”这一点来看，惠洪当时的确仍以僧侣的身份与外界交往。既然以禅僧自居，按说就不应沉溺于“温柔乡”。“浪子和尚”之称，乃因其诗而起，若以其行迹而论，惠洪也确实当之无愧。
惠洪所作“绮语”，其实就是其狎妓纳妾的现实生活在诗词作品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他对女性心理的揣摩之所以如此细致入微，就在于他与女性有过亲密的接触，品尝过情爱生活的甜蜜与辛酸。
三
惠洪的“好为绮语”和狎妓纳妾，虽属个人行为，却又带有深刻的社会历史的烙印。
在中国佛教史上，身为僧侣而游冶狎妓、娶妻纳妾者，代不乏人。如后秦鸠摩罗什曾于讲经时，当着后秦主姚兴和朝臣、僧侣千余人的面说:“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障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后姚兴又“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后不住僧坊，别立解舍，诸僧多效之” 20 。唐五代时，僧侣放纵情欲者有增无减，如，玄奘欲度窥基出家，窥基“奋然抗声曰:‘听我三事，方誓出家。不断情欲、荤血、过中食也。’奘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佯而肯焉” 21 。相传他出行时，前车载经论，中车自乘，后车载家妓、女仆、荤食，故有“三车法师”之讥。《新唐书·李德裕传》载:“蜀先主祠旁有糅村，其民剔发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 22 宋陶 《清异录》卷一载，李煜曾“微行娼家，遇一僧张席……酒令讴吟吹弹，莫不高了。……煜乘醉大书右壁曰:‘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太师;鸳鸯寺主，傅持风流教法。’久之，僧拥妓入屏帷” 23 。此谓后唐主李煜以国君之尊而微行娼家，盖小说家语，似不足征信。但其记僧侣狎妓事，当有现实为依据，并非空穴来风。
比及宋代，此风愈甚。据当时诸书记载，宋代僧侣淫风大致有三种表现:
一是游冶狎妓。如陶縠《清异录》卷一:“相国寺星辰院比丘澄晖，以艳娼为妻，每醉点胸曰:‘二四阿罗，烟粉释迦。’又:‘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快活风流，光前绝后。” 24 澄晖既以艳娼为妻，则其此前必是青楼楚馆的常客。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载，北宋汴京景德寺“寺前有桃花洞，皆妓馆”。妓馆竟然开到了寺院的门前，恐非巧合，显然与僧侣狎妓成风有关。又，洪刍《洪驹父诗话》载，黄庭坚“尝从贵宗室携妓游僧寺，酒阑［剧］，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 25 。此贵宗室对其家妓“散入僧房”居然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而黄庭坚曾将此事写入诗中，赏其风流蕴藉，表明僧侣狎妓行为得到当时社会部分上层人士的认可。
二是偷情私通。如庄绰《鸡肋编》卷中载:“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者，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 26 王铚《默记》卷下亦记有章申公妾蒨英与乌龙寺僧私通事。此二例为僧侣与世俗女子私通者。此外，还有僧尼私通的，如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僧寺戒坛，尼受戒混淆其中，因以为奸。太祖皇帝尤恶之，开宝五年二月丁丑，诏曰:‘僧尼无间，实紊教法，应尼合度者，只许于本寺起坛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违，重置其罪。许人告。’则是尼受戒不须入戒坛，各就其本寺也。近世僧戒坛中，公然招诱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反诬以违法。” 27
三是娶妻纳室。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六:“上（太宗）览《邕管杂记》，叹其风俗乖异。乙未，诏岭南诸州嫁娶、丧葬、衣服制度，委所在长吏渐加诫厉，俾遵条例;其杀人祭鬼、病不求医、僧置妻孥等事，深宜化之，使之悛革。无或峻法，以致烦扰。” 28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谓“岭南僧婚嫁悉同常俗” 29 。对这种习俗，庄绰《鸡肋编》卷中有详细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剃度乃成礼。市中亦制僧帽，止一圈而无屋，欲簪花其上也。尝有富家嫁女，大会宾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来，喧呼‘王郎至矣!’视之，乃一僧也。客大惊骇，因为诗曰:‘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如贫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即使自营嫁装，办而后嫁。其所喜者，父母即从而归之，初无一钱之费也。” 30 当时人甚至为那些娶妻纳室的僧侣起了个专门的名称:“僧之有家室谓之火宅僧。” 31
统观上述材料，有几点值得注意:1.从时间上看，僧尼纵欲、僧置妻孥的现象，在宋初已比较严重，以至于宋太祖、宋太宗曾下诏禁止，可见此风延续已有时日。2.从地域上看，僧侣淫风主要盛行于南方，北僧虽也有纵欲之人，但似未形成普遍风气，故北人见岭南富家嫁女于僧，不免少见多怪。3.“火宅僧”的类名以及特制僧帽在社会上的流行，说明宋代僧侣婚娶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4.出家人的纵欲行为，已由僧侣狎妓婚娶发展到僧尼私通苟合。参以宋宗赜《禅门清规》卷五:“檀门信施，本为福田造业。愚夫便同己物，或荡于酒色之费，或畜为衣钵之资。”“常念早归办道，不宜在外因循财色之间。” 32 可见宋时僧尼戒律松弛、纵欲享乐的现象比较普遍。5.两浙小民之家对妻子与“僧行者”私通的纵容与默认、岭南妇女多嫁给僧人等现象，表明随着寺院经济的繁荣以及僧侣财富的增加，宋代僧侣的纵欲行为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世俗社会的认可。6.士大夫的狎妓行为，对僧侣淫风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洪驹父诗话》所载故事，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证。宋代士大夫携妓到佛寺游玩，或携妓参谒禅僧的情形，不绝于书，如苏轼就曾携妓参访僧道潜，并遣妓向道潜乞诗 （见《冷斋夜话》卷六） 。尽管僧侣中不乏道潜那样声称“禅心已作泥沾絮，不逐东风上下起”、不为女色情欲所动的恪守戒律者，但耳濡目染，日久天长，也难免有僧侣起而效仿，加入到追蜂逐蝶的行列中去。
惠洪为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人，自幼出家，成年后长期在赣湘江浙岭南地区生活，又喜与王公士大夫交游，且谙熟僧史和丛林故实。不难想见，南方僧侣淫风、宋代文人好尚，乃至前代高僧的处世方式，对其言行举止曾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他自己就曾说过:“钟山僧远庵居五十年，而掬涧而饮;长安窥基三车随行，而一车酒载;逍遥罗什口析妙义，而畜靡嫚之倩，曰吾有欲障;清凉澄观已任大教，而畏五色粪，且以十愿律身。四比丘者举人类精奇，风流相映，何其制行，乃尔相戾。盖知其所同者道，所不同者迹。故其所履，正权异救时存道，皆非苟然。使其无权时之智，则教之延远，要未可也。” （卷十九《慈明禅师真赞并序》） 这段话的要旨，在于说明鸠摩罗什的蓄妓，窥基的三车随行，乃是“权异救时存道”之举，目的是使“教之延远”。惠洪在为鸠摩罗什和窥基辩护的同时，也为自己触犯佛教戒律的言行举止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可以说，惠洪的狎妓纳妾，正是宋代社会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如果把僧侣的纵欲行为比作佛教史上一股如缕不绝的潜流，那么，宋代乃是这股潜流掀波起浪之时，而惠洪的种种放浪行为，不过是这股潜流在宋代激起的几朵比较耀眼的浪花罢了。在文学史上，僧侣写作艳体诗的现象，始于南朝，如刘宋时惠休写过“少年窈窕舞君前，容华艳艳将欲然。为君娇凝复迁延，流目送笑不敢言”、“蟋蟀夜鸣断人肠，长夜思君心飞扬。他人相思君相忘，锦衾瑶席为谁芳” （《白歌》三首） 之类的艳诗;南齐释宝月也有“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 （《估客乐》） 之类的吟唱。南朝僧侣所作艳诗数量虽然不多，却开风气之先，为后代僧侣以艳情入诗提供了可资效仿的榜样。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惠洪的“绮美不忘情之语”，正是惠休等人所作“淫词艳诗”在宋代的翻版。不过，二者又有明显区别:一、惠休等人的作品，均为模拟之作，无非是以狎客淫亵的眼光和心态状写歌妓舞女的容貌与情思，实为无病呻吟;而惠洪所作“绮语”，虽然也不免有狎玩的成分，但他对男女情思的描写，来源于自己情爱生活的经历和体验，其场景之真实、情感之真切，非惠休等人作品可与比拟。二、就其创作动机而言，惠休等人只是追逐时髦或是应命而作，未必有自觉的理论指导，而惠洪的“好为绮语”，则源于对“在欲行禅”这一佛学理论的实践，是一种自觉的创作行为。
四
倘若惠洪只是一个混迹丛林无心参禅的狂僧，那么，对他的种种放浪言行也就不难理解。然而，惠洪“少归释氏，长而博极群书。观其发挥经论，光辅丛林，孜孜焉手不停辍而言满天下，及陷于难，著缝掖，出九死而仅生，垂二十年，重削发，无一辞叛佛而改图，此其为贤者也”，当时名臣张商英誉之为“今之融肇” 33 。其对佛教信仰的执著，非一般僧侣可与比拟。对于佛教的禁欲主张，他也十分清楚:“由心生痴爱，痴爱乃有业” （卷四《狱中暴寒冻损呻吟》） ，“一切女人皆障道，十分厚味最伤生” （卷十五《李光祖自了翁法窟来访余于钟山……既行作六首送之》之五） 。那么，为什么道潜面对女色的诱惑能做到“禅心不起”，而惠洪这位享誉当时的“贤者”，却有“好为绮语”和狎妓纳妾的嗜好呢?
曾有学者在分析宋代禅宗的纵欲主义倾向时说:“佛陀偶像与禁欲教条都被禅宗远远地甩回了天竺老家去了。” 34 其实，僧侣纵欲主义并非禅宗的创造，它与佛教禁欲教条同属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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