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分、寿夭、婚姻与迁徙

    对于一种文化现象的阐释，可以有不同途径，按照潘光旦先生的意见和进化过程由低到高，时间由远至近的顺序，可以排列为：无机的（如地理的或自然环境的解释），有机的（如生物学和种族学的解释），心理的（主要指未经理论概括的较为原始的大众心态），社会的（指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社会活动、制度建设、行为习惯等），文化自身的（指经过理论升华的社会意识形态）。[1]潘先生认为用社会的原因与心理的原因解释文化，固然方便，“因为它们与文化现象最接近，要利用它们的势力来左右文化，也很容易，也是因为彼此接近的关系。但是这种解释，这种人力的支配比较要缺少基本性与固定性。例如改变社会组织，提倡教育，自然可以叫文化有一度的兴奋，但是要是聪明才智的程度有限，这种兴奋是不会持久的。反过来，理化的现象自然是最基本的了，但是它们比较的最不受人力的左右，寒带的奇冷，热带的酷热，日本的地震，中国西北方的沙漠化，是绝对没有多大办法的，人类生活只有迁就它们，很难叫它们来迁就人类。在一切现象之中，能够比较受人力的转移的，同时也具有充分的基本性的，是生物学的现象。”在潘先生看来，“所谓生物的原因有三：一是变异，二是遗传，三是选择或淘汰。选择有两种，因了自然势力而发生的叫做自然选择，因了社会与文化势力而发生的叫做文化选择。选择所由发生的途径有三：一是生产，二是婚姻，三是死亡。如限于某一地方或时代说话，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第四个途径，就是人口的流动或移植。”[2]但他同时认为，在所有的解释途径中，中国文化界对于生物学的解释是最为漠视的。有鉴于此，他利用生物遗传学中的有关理论，对中国社会文化做了广泛而有开拓性的研究，他的《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1年初版）、《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都是运用生物遗传眼光观察中国人才的开山之作。虽然对潘先生的一些理论我们持有保留的态度，但他注重从遗传、婚姻、死亡及人口流动等生物学角度出发探讨问题却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 信乎其家多异才
    现代遗传学研究成果表明：“在人类中，的确存在着智能等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是指一个人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内在因素，它既反映社会生活的环境影响，又显示了先天遗传素质。实质上，像智能的遗传问题，决定于遗传和环境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3]但我们的研究界思考问题时却存在过于注重后天环境的因素，如政治地位、经济状况、教育培养等，相对忽略了先天的遗传素质。即如晁氏家族，如果先天智能有限，就是再好的教育环境也很难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宋代科举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应该承认，晁氏子弟普遍显露出高智商的倾向。“宗”字辈宗悫“一夕草将相五制，褒扬训戒，人得所宜”（《宋史》本传），可谓文思敏捷。“仲”字辈仲衍“资识敏悟，方总角时，已自如成人。”[4]仲询“生而异群儿，出言甚大，自谓必能有成者，年十有五，从其兄丞吉州太和时，黄鲁直知县事，一见公奇之，其初见暨别，皆有诗，而唱和于其中间者，则多矣。有云：‘叹君豪甚倚天剑’又云：‘见君有家风，怀抱如冰清。’”（《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端”字辈端仁“儿童知学问如成人，通《易》、《春秋》、洞达世务，尤妙于词赋。”（《鸡肋集》卷六十七《朝请大夫致仕晁公墓志铭》）“端禀大受，少以《知人则百僚任职赋》为开封府解头，大受为文敏而工。于王禹玉为表侄，禹玉内集，酒数行而欧公谢致仕启事至，禹玉发缄看，称美不已。谓大受曰：‘须以一启答之。此题目甚好，非九哥不能作也。’大受略不辞让，酒罢，方啜茶，启已成矣。禹玉惊其速，虽夸于座人，而意终不乐。”（《曲洧旧闻》卷五）《鸡肋集》卷六十三《寂默居士晁君墓表》也记载：“（端禀）七岁，奇警过常儿绝远，见而名，闻而识，……熙宁中，与补之同试开封，尝暂出谒客，客壁间石刻合序千言，盖手诏赐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过诵乎？则俱默读。居士曰：诵矣。某曰：亦诵矣。偕诵，偕止，而居士尽习，补之遗二字焉。”晁端中“生警悟好书，十岁能为古诗。”（《鸡肋集》卷六十八《雄州防御推官晁君墓志铭》）“之”字辈补之“幼豪迈，英爽不群，七岁能属文，日诵千言。……公于文章，盖其天性，读书不过一再，终身不忘。”（张耒《晁无咎墓志铭》）晁说之年未三十而五经立，晁咏之少有异材，“资敏强记，览《汉书》五行俱下。对黄卷答客，笑语终日，若不经意，及掩卷论古人行事本末始终，如与之同时者。东坡作《温公神道碑》，来访其从兄补之无咎于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见也。’啜茶罢，东坡琅然举其文一遍，其间有蜀音不分明者，无咎略审其字，时之道从照壁后已听得矣。东坡去，无咎方欲举示族人，而之道已高声诵，无一字遗者。无咎初似不乐，久之，曰：‘十二郎，真吾家千里驹也。’”（《曲洧旧闻》卷三）东坡叹为奇才。晁载之年未二十即见赏于黄庭坚，庭坚将之荐于苏轼，苏轼答云：“晁伯宇诗骚，细看甚奇丽，信乎其家多异材也。”（《郡斋读书志》）微之、涣之，幼奇警，“往往见称于东坡诸公。”（《景迂生集》卷十九《嵩隐长子墓表》）冲之“于宗族最才华。”（《郡斋读书志》）“公字辈”中，晁公迈“少以文学称，自其诸父景迂、具茨先生皆叹誉之，诸公贵人亦往往闻其名。”（《渭南文集》卷十四《晁伯咎诗集序》）晁公寿“少敦厖有成人之气象，方年十三四，寺庭游行，多得古书画以归，尝欣然视予曰：是北齐扬子华勘书图中一幅也。博古者验之，犹信。”（《景迂生集》卷十九《嵩隐长子墓表》）晁公谔“资禀不凡，少承家法。”（楼钥《攻媿集》卷一百八《司法晁君墓志铭》）晁公武、晁公遡也以文学才干知名。“子”字辈中晁子与年过八十尚“耳目聪明，笔札精楷”（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致仕晁子与墓志铭》）。“百”字辈中晁百谷“生十年，已有成人风”（《文忠集》卷二十《晁百谷字序》），“甫年二十，笔力扛鼎”（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晁百谷字叙》）。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晁氏族人领悟力超群、记忆力不凡、文艺鉴赏力过人，最重要的是他们具备超常的、令人赞叹的文化才能，尤其是有好几位七岁、十岁就具有创作诗赋的才华，这种文学能力与其说来自于后天培养，毋宁说来自于先天的家族遗传，因此苏轼才赞叹说“信乎其家多异材也。”

    在阅读一些文化世家相关的传记材料时，我们也常惊讶于不少世家成员敏捷而优异的文化天赋，如眉州苏氏家族，苏序文化程度不高，但“晚好为诗，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本集·苏廷评行状》）。苏洵年近而立始发愤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宋史》本传）。苏轼苏辙兄弟的才思敏捷无疑也有其祖其父的文学遗传因素在其中。

    襄阳米氏家族中，米芾“生而颖秀，六岁日读律诗百首，过目即成诵”（《京口耆旧传》卷二）。其子米友仁小字虎儿，幼年时黄庭坚即赠诗赞其为“虎儿笔力能扛鼎”（《戏赠米元章二首》其二），曾悎亦言其“少俊早成”（《云谷杂记》卷三）。

    阆中陈氏家族，陈省华本人“智辩有吏干”（《宋史》卷二百八十四），其长子尧叟中太宗端拱二年状元，季子尧咨中真宗咸平三年状元，次子尧佐端拱元年进士及第，虽未中状元，然于三兄弟中最颍慧，“少好学，父授诸子经，其兄未卒业，尧佐窃听，巳成诵。”（《宋史》本传）

    四川浦江高氏家族中，高孝璹共有六子，高载（嘉泰二年进士）、高稼（嘉定七年进士）、高崇（嘉定七年进士）、高定子（嘉泰二年进士）、魏了翁（庆元五年进士，高孝璹本姓魏，与魏士行为亲兄弟，因魏了翁祖母高氏之兄高黄中无子，孝璹遂过继为子，后因魏士行无子，魏了翁又还继士行）、高茂（生平不详），兄弟六人五进士，且多聪慧，如高载“自为儿时，颖异越常，八岁能属文”（《鹤山集》卷八十八《知灵泉县奉议郎致仕高君载行状》），高崇“幼英悟”（《鹤山集》卷八十八《知黎州兼管内安抚高公崇行状》），高稼一见真德秀，德秀即以“国士期之”（《宋史》高稼本传），高定子魏了翁“英悟绝出，日诵千余言，过目不再览”（《宋史》本传）。

    其他像临川二晏、新喻二刘、清江三孔、高邮三秦、鄱阳四洪、双井黄氏等宋代著名的文化世家，家族成员的早慧或智力优异的现象颇为普遍，它们成为宋代家族文化得以继承发扬的重要条件，晁氏家族，不过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罢了。

    二 从《积善堂记》说起
    大观元年，晁氏西眷晁宗愿夫人黄氏（1067—1107后）九十一高寿，黄氏第四子仲询与其兄仲谋依例请封，制曰：“黄氏蕴仁积善，享有耄龄，可寿光县太君。”族人乡党，作堂以奉夫人，名之曰积善堂，晁补之作《积善室记》以记之。斯时晁氏族人至晁迥而下，已达六世五百口。

    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向其他晁氏家人，就会发现长寿者绝非黄氏一人，兹将晁氏人物知其生卒年者[5]简列如下：

    第一代：晁佺（916—998），83岁。

    第二代：晁迥*（951—1034），84岁。

    晁遘妻张氏（983—1069），87岁。

    第三代：晁宗悫*（985—1042），58岁。

    晁宗恪（1007—1069），63岁。

    晁宗愿妻黄氏（1016—1107后），至少91岁。

    第四代：晁仲参（1013—1067），55岁。

    晁仲参妻公孙氏（1010—1086），77岁。

    晁仲衍（1012—1053），42岁。

    晁仲熙（1019—1086），68岁。

    晁仲询（1057—1115），59岁。

    晁仲蔚妻狄氏（1001—1069），69岁。

    第五代：晁端友（1029—1075），47岁。

    晁端友妻杨氏（1031—1098），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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