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氏支谱》：一世祖少虞，原籍徽州，于北宋宣和五年为定海令，遂家于此。

    《无锡秦氏宗谱》：始祖观，宋高邮武宁乡左厢里人，子湛，政和间为常州通判[20]，因卜居晋陵新塘乡，后名秦村。

    《遂安金峰刘氏宗谱》：始祖章，南宋绍兴十五年状元及第[21]，世居寿昌，晚年谢政归田，遂隐遂安之金峰，子孙因家焉。

    这种现象曾让后人深感不解。王士祯曾说：“宋世士大夫最讲礼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终身不归其乡，一也；阀阅名家不以再嫁为耻。如……。”（《香祖笔记》卷十一）其实，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土地兼并严重，辛弃疾曾有《最高楼》词云：“千年田换八百主”（《稼轩词》卷二），朱继芳也有诗云：“曲池毕竟有平时，冷眼看他炙手儿。十数年间三易主，焉知来者复为谁？”（《江湖小集》卷三十一《静佳龙寻稿·朱门》）这种土地频繁易主的现象势必使宋人的乡土情结有所淡化。另外，宋代官员一旦入仕，照顾族人似乎成为一种义务，有的甚至入不敷出，有些士人入仕后不愿回乡，可能也和躲避这种经济负担有关。

    这种灵活的迁居、归老和卒葬，也进入到宋人的文学想像里，使宋文学少了几分浪漫和执著，多了几分旷达和冷静。宋诗中出现了数量不少的随心是家、随官是乡的题材。这种题材虽然在白居易诗中已有反映，如其《吾土》：“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初出城留别》：“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重题》：“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种桃杏》：“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扺心安即是家。”但到了宋代表现得更为普遍。如邵雍《自咏》：“傍人休用笑，安乐是吾乡。”韩维《和景仁同游南园》：“地胜人高多乐事，须知洵美是吾乡。”苏轼《定风波》词：“此心安处是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食茘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别海南黎民表》中甚至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张耒《他乡》：“莫叹萍蓬迹，心安即是家。”薛季宣《昧爽寒溪送客》：“好景看如客，心闲即是家。”周紫芝《舟中睡起》：“更倩长年打双桨，云山青处是吾乡。”赵彦端《小重山》词：“平生欢喜处，是吾乡。”郭印《次韵杜安行嘉陵春日书事十首》之四：“宦游何处好，山北是吾乡。”陆游《邻曲小饮》：“新丰不须作，真个是吾乡。”在宋人的心眼中，家乡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实指，而是可以随着自己的宦迹和兴趣无适不可。

    当然，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宋代文人士子的乡土意识虽较前代有所松动，但并未脱离安土重迁的根本属性。晁氏家族虽然卒葬之地不一，但在北宋时却相对集中在新郑东里和济州任城，只要力所能及，晁氏族人总不让先人埋葬异地。像晁宗简卒于越州，晁仲参卒于舒州，族人还是千方百计地将他们安葬任城。晁补之的父亲晁端友熙宁八年（1075）卒于京城，补之贫不能回葬，但一直耿耿于怀，元丰七年（1084）得杨景芳之助，终于完成了归葬父于鱼山先茔的心愿。晁宗恪与夫人闾丘氏合葬于杭州江都县，可能是出于因官是乡，但更可能是由于经济的困窘。宋代官员的卒不归葬，有许多便是因贫所致，子孙后世遂家于卒地焉，《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就载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何况宋儒一直强调敬宗收族，南宋时义庄族田逐渐增多，保障了聚族生活的稳定性，人们对乡土的依附感有逐渐强化的趋势，并导致了宋元以后新型家族形式的普遍形成。然而宋代毕竟尚处于孕育和过渡阶段，宗族组织、乡居意识的控制相对松散，精神上反而出现了短暂的自由时期，这却为宋代文学的辉煌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22]。

    小结
    本章的主要观点如下：

    1、晁氏多天才，天分极高，容易获得才名和取得科举的胜利，维持门第兴盛。

    2、晁氏中人多长寿，特别是晁迥、晁宗悫、晁说之等，曾官至高位，他们的长寿使家族中人获得荫补和其他社会照顾的机会大大增加。晁氏多子孙，并代有人才，使家族能够久盛不衰。

    3、晁氏婚姻不问阀阅，择妇重妇德和出身，择婿重个人门第和才识，其姻亲多文学家，增强了晁氏文学家族的可能性和稳定性。

    4、晁氏除了因为天灾人祸等个体无法抗拒的力量被迫迁徙外，还常为了家族获得更好的前途和更有利的条件主动迁徙。

    5、晁氏的天分、寿夭、婚姻、迁徙与卒葬，在宋代士大夫家族中具有代表性。

[1] 文化含义复杂，根据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根据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其结构包括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四方面，狭义的文化则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主要指心态文化层。根据阴法鲁主编的《中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文化有四种理解，一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二是专指精神文化，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三是指社会生活中和政治、经济两类并列的文化类而言；四是指哲学。笔者这里根据生物演化进程使用标准略有不同，如《中国文化概论》中认为狭义的文化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子系统，社会心理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未经理论或艺术升华，如人们的要求、愿望、情绪等。社会意识形态又分为基层意识形态（如政治理论、法权观念）和高层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是经过了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笔者这里只将社会意识形态归入文化范畴，而将社会心理归入心理范畴。潘光旦先生在《人文史观·文化的生物学观》（《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原文写于1930年）将演化由低到高划为理化现象、有机现象、心理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五层，但没有明确定义。

[2]《潘光旦文集》第二卷《人文史观·文化的生物学观》第313—3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 赵功民《遗传学与社会》第20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王珪《华阳集》卷五十《提点京东诸路州军刑狱公事兼诸路劝农事朝散大夫行尚书祠部员外郎充秘阁校理上轻车都尉借紫晁君墓志铭》（以下简称《晁君墓志铭》）。

[5] 晁氏族人亦有早夭者，如晁涣之、晁临之等，但亦可能有长寿而不知其生卒年者，此处只统计能明确考知其大致生卒年的晁氏人物。

[6]晁公遡《嵩山集》卷四七《送子嘉兄赴达州司户序》：“生十年而北敌发难……”，按《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冦”条云：“徽宗宣和七年（1125）冬十月，金将粘没喝、斡离不分道入冦。”故知公遡生于1116年，拙著《晁说之研究》第58页（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系年有误，借此正之。

[7] 参张邦炜《宋代盐泉苏氏剖相反》，《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4——304页。张先生统计是按实岁，笔者这里以虚岁计。

[8] 唐恪、王元娶晁氏的详细考证参张剑《晁说之研究》第74页，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9] 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七《次韵任伯途中见寄》其二云：“倩君成就一家书”，自注曰：“古人名婿曰借倩，近乃妄以为笑倩。”按倩即婿。《赤城集》卷十二赵蕃《台州谢子畅义田续记》云：“予之祖母乃崇福晁公之女，子畅之伯祖母乃景迂晁公之女。”按谢子畅父为谢杰，祖父为谢克明，伯祖父为谢克家。

[10] 参《华阳集》卷三十八《晁君墓志铭》、卷五十三《寿安县太君吕氏墓志铭》以及前有关谢克家之考证。

[11] 据晁端彦《晁氏世谱》序（乾隆四十年《晁氏家乘》），可知晁佺生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即公元916年，其祖禋已居澶州，因此迁澶州时当在唐代后期。说之《宋任城晁公墓表》言佺生于唐末天佑间，不确。

[12] 楼钥与周必大俱云迥子宗悫时被仁宗赐第昭德坊，但晁迥《法藏碎金录序》云：“挂冠之后，栖息乎浚都昭德坊之旧居。”可见昭德坊内有晁迥旧居，宗悫被赐第昭德坊应是坊内其他居处。

[13] 拙著《晁说之研究》第6页将此段引文误系于《新修清丰县志》序里，借此正之。

[14] 晁端彦《晁氏世谱序》，乾隆四十年《晁氏家乘》，参见笔者《〈晁氏世谱序〉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5]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五《晁氏二图序》，卷四十七《题张魏公与晁升立帖》。

[16] 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第7页，福建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

[17] 参包伟民《宋代陈希亮家族及其迁徙考》，台湾《大陆杂志》第90卷第2期（1995年）。

[18] 参看洪本健《两京地区人文自然环境与北宋大臣的致仕卒葬》，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19] 王鹤鸣主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0]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一，秦湛通判常州时在绍兴二年。

[21] 刘章，《宋史》卷三百九十有传。按宋另有一刘章（1067—1129），字微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徽宗宣和三年进士，事见宋王庭珪《卢溪文集》卷四五《故桂岭刘府君墓志铭》。

[22]宋元同为近代家族的过渡阶段，但在文学表现上却是宋繁荣而元衰落，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宋朝右文政策的施行，而元朝对文化和文化人要冷漠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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