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

［十八］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这些便道出了“北宋风流”的第二个特征之源头，即不仅情真，而且堂庑深广。李煜饱尝国亡身辱之不幸，促成了他从“以词娱乐”到“以词言志”的转变，从而将词从粉黛钗裙的狭小圈子里引入到直抒社会人生之感的康庄大道，扩大了词的题材领域，提高了词的抒情功能。故而静安先生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我们再看李后主的其他几首作品：

【虞美人】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望江南】李煜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相见欢】李煜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破阵子】李煜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

【浪淘沙】李煜

窗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是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些一般认为是后主后期的作品，是他艺术成就最高的杰作。这些词，却为泣血之句，他以女性丰富而善感的心灵，糅合自己的家国之恨，将昔日奢侈繁华的生活和今日阶下囚的惨况相对比，情真意切。如果说他前期的词尚为伶工之技的话，那么成为北宋的臣虏之后，其此作则为典型的士大夫词，而且感慨尤深。他明白自己的生命时候都有被葬送的可能。因而他丝毫不会去想着这些作品会播于胡夷里巷，伶工倡优之口。他只是情动于中，一吐为快。将故国的河山，千年的风月，雕梁的凤阁与今日屈辱的经历绾合在一起，他没有悔恨，只有眷恋。他没有痛定思痛，只有对宫娥的怜悯。他表现的不是一位失意的政客而是一位落魄的文人。这也正见出了他“真”和“广”。李煜作词，总是把情感放置在追昔抚今的强烈对比中，把昔日帝王的豪华与今日阶下囚的凄凉对比，将梦境中的欢乐与醒来后的痛苦对比，从而把一个国破家亡者的深哀剧痛表达得淋漓尽致。他总是把感情放置在宇宙人生的广阔的背景中，从而超脱了一身一己的悲痛，具有普遍的意义。可以说南唐词人群的作品是幽深冷峻的，与西蜀及其他词人的创作相比，可谓“幽愤深广”。李煜作为亡国奴，丝毫不隐讳对昔日生活的留恋，做不做皇帝他倒并不在意，他留恋的是风流的生活、貌美的宫娥，他更为她们的不幸命运而担忧。同时，由于阶下囚的生活对于一位昔日的帝王来说，确实是难以忍受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倒在其次，最不能让李煜忍受的恐怕要算剥夺了他宴乐和没有宫娥陪伴的生涯。这些才让他想起昔日的帝王至尊是多么的美好；他才想发现，失去了才知道宝贵；才会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才会有“自是人生长恨水常东”，才会感到“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但更为可贵的，也最为王国维所欣赏的，则是后者将词的本色当行拓展到家国之恨上，而且情真意切，“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多少恨,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是容易见时难。”多么的天真无邪，真正的赤子之心。他丝毫不觉得自己无能，他也不去追究究竟为什么生活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他是什么关系，他只是沉浸在对往昔美好生活的追忆中，没有感觉到正是他以前的生活才导致了国破家亡。再看冯延巳，他追随中主，南唐国运的衰危，他不能不耿耿于怀，而且他与李璟意气相投，有是君臣关系，中主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影响到他。中主内心的万千愁绪，作为善感的文人，岂会无动于衷呢？他的愁，是美人对君子的知遇之恩的回报，是一位臣子对国运的隐忧，是一位文人诗酒风流的坦露。也正说明从文学取材方面来说，南唐词比西蜀词情更真，愁更深，忧更广。

【鹊踏枝】 冯延巳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 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 独立小楼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静安《词话》［十九］

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

冯延巳的词注重的是人的内心感情的开掘与抒发，而很少浮艳轻薄的描写，因此所表现的感情极为沉郁深厚，给人身世感慨的联想。【鹊踏枝】上阙写到莫可名状的“闲情”对词人的折磨，词人无法摆脱，索性无悔殉身。下阙选择“河畔”“青芜”“柳”以及“小桥”“平林”“新月”这些意象，来抒发在如此寂寞孤零的凄寒侵袭下，主人公的孤寂惆怅之感。冯延巳的词富有主观抒情的直接感发之力，而另一方面却又能不被个别人物情事所局限，而传达出一种个性鲜明的感情意境。他的笔法沉郁顿挫，情致惝恍。⑥(P139-140)刘熙载《艺概》云：“冯正中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 ③（卷四）。晏同叔的词以俊朗的风神取胜，欧阳修的词则以深婉的意致取胜，而这都是冯正中之一体。冯正中有《阳春集》，冯煦序之曰：“翁俯仰身世，所怀万端，缪悠其词，若显若晦，揆之六艺，比兴为多，若《三台令》、《归国谣》、《蝶恋花》（即《鹊踏枝》）诸作，其旨隐，其词微，类劳人思妇，羁臣屏子，郁伊惝恍之所为。”又云：“周师南侵，国势岌岌，中主既昧本图，汶暗不自强，……翁负其才略，不能有所匡救，危苦烦乱之中，郁不自达者，一于词发之。”⑦（P2－3）饶宗颐的《<人间词话>平议》也曾说：“予诵正中词，觉有一股莽莽苍苍之气，《鹊踏枝》数首尤极沉郁顿挫。”“语中无非寄托遥深，非冯公身份不能道出”。⑧(P360)

其实，我们很清楚，任何一种文学体裁，起始都是比较粗糙的。从艺术上来说，是一种毛茸茸的原生状态，愈发展，便愈工整。词体的演进同样遵循这种不可更改的规律，词到美成，可以说是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艺术上达到了极境，也正因此，才少却了其自在状态而为静安所不屑。晚唐五代词是“北宋风流”的滥觞，到了北宋，词人将此二特点加以整合，更为浑融完整。笔者以为，从创作风格上来说，淮海、二晏及美成的作品均较凄美，冷色调比较明显。这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在北宋，“学案”成为文学与政治上的一道风景，秦观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乌台诗案”发生后，包括苏轼在内的苏门文人均遭厄运。在绍圣元年，秦七因“影附苏轼，增损实录”而迭遭贬逐，感情脆弱的他，不堪身心的重负，元符三年（1100）死于赦还途中。秦词婉约、细腻，夏敬观评其词曰：“盖山谷是东坡一派，少游则纯乎词人之词也。”（《淮海词跋》）秦词大多借香草美人以寄慨，隐寓了自己的不幸身世，如【满廷芳】（山抹微云），周济评之曰：“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宋四家词选》）再如【踏莎行】（雾失楼台），王国维《词话》[三十]：“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

秦观原作是【踏莎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暮，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词题为“郴州旅舍”。大约作于绍圣四年（1097）春三月。前此，由于新旧党争，秦观出为杭州通判，又因御史刘拯告他增损神宗实录，贬监处州酒税。绍圣三年，再以写佛书被罪，贬徙郴州（今湖南郴州市）。接二连三的贬谪，其心情之悲苦可想而知，形于笔端，词作也益趋凄怆。此作写于初抵郴州之时，以委婉曲折的笔法，抒写了谪居的凄苦与幽怨，成为蜚声词坛的千古绝唱。王静安先生吟诵至此，不禁挥笔题曰：“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人间词话》）这足以证明，秦观的词作，虽取材类乎西蜀，但却在气格上稍胜一筹。而相对于二晏来说，大晏虽为承平之时的宰相，然而时常感到人生的无常，生活的奢华挽不住逝去的人生岁月，于是他便“愁”，此点颇类花间词人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从总体上来说，花间词人多为及时行乐而行乐，而晏殊则将行乐的藉口托实到人生命运有限而宇宙之无穷的哲理上，因而就显得空灵澄澈，他的“愁”便有了理性的升华而与“倡优派”相区别。晏几道的经历则颇类乎二主，他也是从富庶的官宦世家坠入困顿：青少年时期，锦衣玉食，风流浪漫。然而乃父去世后，不善谋生却生性狷介，就连当时的名士苏轼想见一面，也被他拒绝。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赐等，不践诸贵之门。”这表现了晏几道尚未泯却“童心”和“天真”。⑨(P48)何况当时的官宦名流大都为其父所提拔栽培，万贯家财被其挥霍一空，家人面有饥色，人百负之而不恨人，为文自有道而不肯作一新进士语，被称为“四痴”。⑤（P66）（黄庭坚《小山集序》）暗恋歌妓却又羞于启齿，于是便写下一首首凄婉动人的悲歌，寄情于词，无论是对身世的起伏还是对莲、云、鸿、颦等四位歌伎的缱绻，他将自己真切的情怀和泣血的心镌刻到闪烁的词章中，“多情爱惹闲愁”(【忆闷令】)，“到情深，俱是怨”（【更漏子】），“一春弹泪说凄凉”（【浣溪沙】），他的词真挚深切，沉郁悲凉，时时流露哀怨凄楚的伤感情调。虽多“花间”传统的绮艳之作，但华而不俗。冯煦评云：“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又云：“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子晋欲以晏氏父子，追配李氏父子，诚为知言。”⑩（《蒿庵论词》七）。吴梅云：“艳词自以小山为最，以曲折娇婉，浅处皆深也”⑾（P113）。黄庭坚在《小山词序》中云：“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这些评价或有过誉之处，但都言明其与花间传统的渊源。陈振孙曾说：“叔原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可过之”⑿（卷十二）。毛晋云：“独《小山集》直逼《花间》，字字娉娉（女 弱）口口   ，如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鸿、蘋、云，按红牙板，唱和一过”。⒀（P2）诸如此类，都足以说明小山词与花间传统的渊源，也足以代表静安所谓“北宋风流”。

而作为集北宋词之大城的周美成，因28岁向神宗献《汴京赋》，歌颂新法而仕途平步青云，神宗死后，旧党执政，周被排挤出京城，到庐州、荆州、溧水等地任职。后新党重新上台，周再次返朝，官至大晟府，不愿蔡京奸党合作，晚年又被逐出朝廷，到顺昌、处州等地，徽宗宣和三年（1121）病逝南京（河南商丘）。他的经历颇为坎坷，类乎小山的遭遇。他的作品也是他生活处境和心境的真实自白。前期由于生活的安逸奢华，故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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