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题为“郴州旅舍”。大约作于绍圣四年（1097）春三月。前此，由于新旧党争，秦观出为杭州通判，又因御史刘拯告他增损神宗实录，贬监处州酒税。绍圣三年，再以写佛书被罪，贬徙郴州（今湖南郴州市）。接二连三的贬谪，其心情之悲苦可想而知，形于笔端，词作也益趋凄怆。此作写于初抵郴州之时，以委婉曲折的笔法，抒写了谪居的凄苦与幽怨，成为蜚声词坛的千古绝唱。王静安先生吟诵至此，不禁挥笔题曰：“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人间词话》）这足以证明，秦观的词作，虽取材类乎西蜀，但却在气格上稍胜一筹。而相对于二晏来说，大晏虽为承平之时的宰相，然而时常感到人生的无常，生活的奢华挽不住逝去的人生岁月，于是他便“愁”，此点颇类花间词人的“为赋新词强说愁”。从总体上来说，花间词人多为及时行乐而行乐，而晏殊则将行乐的藉口托实到人生命运有限而宇宙之无穷的哲理上，因而就显得空灵澄澈，他的“愁”便有了理性的升华而与“倡优派”相区别。晏几道的经历则颇类乎二主，他也是从富庶的官宦世家坠入困顿：青少年时期，锦衣玉食，风流浪漫。然而乃父去世后，不善谋生却生性狷介，就连当时的名士苏轼想见一面，也被他拒绝。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赐等，不践诸贵之门。”这表现了晏几道尚未泯却“童心”和“天真”。⑨(P48)何况当时的官宦名流大都为其父所提拔栽培，万贯家财被其挥霍一空，家人面有饥色，人百负之而不恨人，为文自有道而不肯作一新进士语，被称为“四痴”。⑤（P66）（黄庭坚《小山集序》）暗恋歌妓却又羞于启齿，于是便写下一首首凄婉动人的悲歌，寄情于词，无论是对身世的起伏还是对莲、云、鸿、颦等四位歌伎的缱绻，他将自己真切的情怀和泣血的心镌刻到闪烁的词章中，“多情爱惹闲愁”(【忆闷令】)，“到情深，俱是怨”（【更漏子】），“一春弹泪说凄凉”（【浣溪沙】），他的词真挚深切，沉郁悲凉，时时流露哀怨凄楚的伤感情调。虽多“花间”传统的绮艳之作，但华而不俗。冯煦评云：“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又云：“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子晋欲以晏氏父子，追配李氏父子，诚为知言。”⑩（《蒿庵论词》七）。吴梅云：“艳词自以小山为最，以曲折娇婉，浅处皆深也”⑾（P113）。黄庭坚在《小山词序》中云：“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这些评价或有过誉之处，但都言明其与花间传统的渊源。陈振孙曾说：“叔原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可过之”⑿（卷十二）。毛晋云：“独《小山集》直逼《花间》，字字娉娉（女 弱）口口   ，如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鸿、蘋、云，按红牙板，唱和一过”。⒀（P2）诸如此类，都足以说明小山词与花间传统的渊源，也足以代表静安所谓“北宋风流”。

而作为集北宋词之大城的周美成，因28岁向神宗献《汴京赋》，歌颂新法而仕途平步青云，神宗死后，旧党执政，周被排挤出京城，到庐州、荆州、溧水等地任职。后新党重新上台，周再次返朝，官至大晟府，不愿蔡京奸党合作，晚年又被逐出朝廷，到顺昌、处州等地，徽宗宣和三年（1121）病逝南京（河南商丘）。他的经历颇为坎坷，类乎小山的遭遇。他的作品也是他生活处境和心境的真实自白。前期由于生活的安逸奢华，故而将主要精力用于词律的审音上，形成秾丽而工整的词体。此与花间派颇为接近。后期被排挤出京城后，“漂零不偶”（《重进<汴都赋>表》）、羁旅行役之感也就成为其词作的重要主题。⒁（P80－81）而周邦彦提举大晟府，更是专门负责谱制词曲，他曾自命其堂曰“顾曲堂”，盖取“曲有误，周郎顾”之意。邵瑞彭曾云：“诗律莫细乎杜，词律莫细乎周”⒂（《周词订律序》）。他用典雅精丽的语言表达细腻婉曲之情。其词作历来受到极高的评价，就连清高孤傲讥评苏轼词为“句读不葺之诗”的李清照也认为美成词“本色当行”。戈载说：“清真之词，其意淡远，其气浑厚，其音节又复清妍和雅，最为词家正宗。”⒃（P202）（《七家词选》）陈廷焯则认为：“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⒄（卷一）王国维对美成词亦是青睐有加，亲订《清真先生遗事》，便可窥豹一斑。美成词在宋词的发展史上，可谓承前启后，上秉柳永的浅近灵动，又有欧阳修的深婉挚厚，晏几道的含蓄细腻，秦观的情词兼善，下启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孙炎、周密诸人。王国维在《词话》

[三六]：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轻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

《词话》（下）[三]认为：诗至中唐，佳作渐少，到五代北宋，就更是凤毛麟角，而词则是极盛时代。即诗词兼善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

[十八]：唐五代北宋词，可谓生香真色。若云间诸公，则□〔糸采〕花耳。湘真且然 ，况其次也者乎？

[三六]：……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

[三七]：……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诸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四六]：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

从以上所举实证及简析，我们确实可以从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中窥到“北宋风流”的实质，即强调作词的“真”、“情”“堂庑深广”，这种“真”是用艺术的手法，去发现生活本身面目。虽然写作的内容失之轻薄，艺术手法并非白璧无瑕。但由于是作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故而给读者的感觉类乎“倡优”却并不怎么令人讨厌，这要比那些为文造情的作品来的真实，来的可爱。同时须用“情”来纬织，“情”须“真”情，再将所写之境界加以广大，而又可以用词这种婉约优美的题材来恰到好处的表达，便得“风流”了。

参考文献

① 本文所引均源自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② 罗大经 《鹤林玉露》[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③ 刘熙载 《艺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④ 陳耀文 《花草粹编》[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⑤ 陈如江 《唐宋五十名家词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⑥ 叶嘉莹 唐圭璋主编 《唐宋词鉴赏词典》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⑦ 冯延巳《阳春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⑧        转引自叶嘉莹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 石家庄: 河边教育出版社.1997.

⑨        沈家庄《词学论稿》[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⑩        冯煦《蒿庵论词》[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⑪        吴梅《词学通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⑫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 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67年.

⑬        晏几道 《小山词·跋小山词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⑭        沈家庄《词学论稿》[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⑮        杨易霖《周词订律·序》[M] 台北:学海出版社.民国64年.

⑯        刘庆云编著《宋七家词选序》[A].词话十论[C].长沙:岳麓书社.1990.

⑰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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